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洪惟仁

○前言
如所週知,台灣曾經存在過南島語系,閩南語,客語,日語,華語(國語或國語)等.依據文獻記載及調查所知,南島語系有二十種左右的語言,各種語言又有一些方言;閩南語有兩種以上的方言,客語有五種左右的方言.這些語言都曾經或已經在台灣佔有一定的分布區,而以閩南語最佔強勢.日語和華語屬於官方語言,是高階語言,對低階的台灣傳統語言造成極大影響.戰後大陸新移民帶來無數種中國境內語言或方言,幾乎沒有佔有什?地盤便在競爭中失敗而消失或瀕臨消失,可是新移民對華語有著強烈的認同感,配合政治支援,使得華語在台灣不但使用人口多,使用熟練,並且在北部都市中取代了閩南語的傳統地位,並與之爭奪地盤,儼然成為一個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台灣新興語言,對台灣傳統語言造成極大的影響或生存威脅.
大凡兩個語言或方言互相接觸就會發生戰爭,台灣自來就是各種不同民族移入競爭的地方,各種民族帶來不同的語言,民族發生競爭的當時,語言也在發生戰爭,綜觀台灣四百年史,說穿了就是一部慘烈的語言戰爭史.在漢人移入以前,南島語系各語言之間,或荷蘭語與南島語之間一定也發生了戰爭,不過因為文獻不足徵,其實際情形尚待考證,本文只根據文獻所記及調查資料,就漢人大量移入以後的三百餘年來,台灣發生的語言戰爭作一敘述與分析.
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當語言跟語言因接觸而發生地盤爭奪戰時,如果時間夠長的話,通常是強勢語言併吞了弱勢語言.漢語併吞了南島語,閩南語併吞了客語,華語正在併吞著台灣所有傳統語言,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不過併吞需要一定時間,日語對台語的戰爭,因為時間不夠長,無法完成併吞,反而使台語現代化了;語言接觸也會發生融合,尤其當兩個勢均力敵的近親方言與方言接觸時,容易發生融合現象,語言成分重新組合,譬如泉州腔與漳州腔融合成不漳不泉的台灣腔.
本文首先對台灣的語言戰爭作一個歷史的描述,並企圖解明:這些語言併吞或方言融合是不是遵循著一定的原理;語言的死亡或融合有沒有一定的機制 語言在怎樣的戰場上發生戰爭 語言的競爭力是什?
在本文開始以前,必須說明一點:語言戰爭是一種語言接觸必然發生的現象,本文對這個現象做客觀的描述與分析,不做價值判斷.語言戰爭不一定是語言問題,語言的蛻化或死亡可能是壞事,也可能是好事,這要看結果如何及個人的價值觀念而定.


甲,戰役篇
一,南島語與漢語的戰爭
二,閩南語與客語的戰爭
三,台語與日語的戰爭
四,台語與華語的戰爭

戰因: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台灣歸中華民國管轄,其後大陸失守,大量難民湧入台灣,政府實施皇民化式的「國語運動」,限制台灣本土語言的教育,使用,傳播,打擊使用者自尊心.
結果:近五十年間台語受到極大破壞.不但都市一片華語聲,台灣人母語程度急速下降,有消滅危機,尤以競爭力較弱的山地語,客語為甚.相對地華語在台灣形成了一個「台北華語」的新方言.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初領台灣,一切典章未備,教育政策,語言政策自然無暇顧及,學校以台灣人教師為主,自然以母語教學.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其「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第一條規定「實行台語復元,從方言比較中學習國語」.看起來是個相當進步的教學法,但其目的如主任委員魏建功所言,是為了「恢復民族意識,建設語言心理」,其實所謂「實行台語復元」的主要目的是要借用台語來驅逐日語,至於「從方言比較中學習國語」,因為對兩個語言都沒有研究,自然無從比較起,實際上形同具文.
戰後初期台灣人民對台灣「回歸祖國」可謂「歡欣鼓舞」,熱情學習「國語」(華語),但旋即發生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國府政治腐敗,歧視台人,公務機關,公營事業之大小職務幾全為外省人包辦,台灣人大失所望,自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台灣人學習「國語」的熱情即大為冷卻,許多人以不學華語文,來做消極反抗.(黃1993,頁107, 引自1946, 10, 1《民報》)
一九五○年左右,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帶來約一百二十萬的中國軍民,從此定居台灣,台灣人口結構,祖籍比率,族群認同都因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這批新移民雖然祖籍各自不同,南腔北調,各說各話,但為了溝通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大力提倡,很快地學會了「國語」,其第二代或第三代並且多以這種「國語」為母語.也就是說大陸各地方言在台灣幾乎是在毫無戰爭的情況之下即自我消滅而完成了「國語化」.
這批新移民大部分位居軍,公,教,文等支配或指導的統治地位,即使非直接為統治者,亦多附屬於統治階層,因此新移民乃自然結成一種有別於「台灣人」的新族群「外省人」.所謂「外省人」族群不但有其族群意識,並吸收了土著的「台灣人」第二代共同產生了一種新華語方言為其族群認同象徵之一.這個族群若是在過去,依語言競爭的法則是無法存在的,它必定會因「入鄉隨俗」而消失於「台灣人」之中.但因國民黨的「國語運動」及其統治結構,乃製造了一個「外省人」族群意識.
因操用這種新華語者多居都市(以台北市為中心),為與台灣人第一代的所謂「台灣國語」分別,有人謂之「台北國語」或「台北華語」(洪惟仁1985.2,頁97).此種新華語的主要成分,一般的看法認為是以江浙腔的華語為基礎,摻入各地方言或外國語的語言成分,其中尤以台灣閩南語,香港廣東話,英語,日語最多.國民政府的本意雖欲推行「標準國語」,實際推行的結果卻是不標準的「台北華語」方言.無論如何「台北華語」在政治的推動下已經變成了台灣境內最具活力,最具競爭力的語言.
戰後四十餘年來,國民政府強力推行「國語」,成果「輝煌」,有「奇蹟」之譽.據估計截至一九九○年為止已經有八○%以上的台灣人口能夠使用「國語」,而不會「國語」的台灣人口不到二○%(據黃宣範 1993,頁131).
從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治台至一九九○年共四十五年的統治時間,會說華語的人口達八○%以上,比較日本時代的「國語」(即日語)普及成果,一八九五年日本治台,至一九四○年同樣是四十五年的統治時間,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只有五一%.可見國民政府推行「國語」的成績比日本殖民政府好得多.

國民政府的「國語教育」較台灣總督府的「國語教育」成功的原因分析比較如下:
1. 台灣漢語和華語的親近性??台灣的閩南語,客語和華語同屬漢語系,互相之間具有規則的對應關係,互相學習較容易.而日語與台語屬不同語系,除日語的漢語部分外,相去較遠,不易學習.
2. 傳統的大中華意識??鶴佬人或客家人自古為中華帝國所統治,對中國較有認同感,日本本屬外國,台灣人對日語自然有強烈的排斥感,日語教育自始即不為台灣人所接受.但台灣「光復」,台灣人一開始即自動湧起一股學習熱潮,加上國民政府教條式的大一統思想,許多人對象徵中華大一統的「國語」乃欣然接受.
3. 「外省人」比「日本人」多一倍??自戰後初期及一九四九,一九五○年期間國民政府撤退台灣以來,所帶來的外來人口軍民合計共一二一萬,一九九○年左右,外省人佔台灣總人口一三%(據黃宣範1993,頁21-27);日治末期的一九四三年全台日本人只396,090人,約佔全台人口六%(陳紹馨1972,頁162).這表示人口方面外省人對台灣人的比例比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比例多了一倍以上,等於華語的人口競爭力比日語強了一倍以上.
4. 國民政府較早實施單語教學法??單語教學法是一個有效的教學法,但對本土語言的傷害卻很大.日治時代一開始是以台語教日語,並編有日台對譯課本,治台第十九年的一九一三年以後改採全面以日語教日語的直接教學法,成效顯著.國民政府治台初期,一切典章未備,學校曾有短時間以台語教學,但很快地改採以華語教華語的單語教學法.
5. 國民政府較早禁絕台語??日本治台第四十三年的一九三七年才採取強硬的皇民化教育,廢除漢文課,並禁止在校說台語,在社會上提倡「國語常用家庭」.漢文課對台語的保存與提升有相當積極的作用,漢文課用台語文讀音念古文,並以台語白話解說,雖不是直接的台語文教育,但透過白話解說,可將學童的台語由生活語言提升為文化語言,而文讀音教育,更使其方便於吸收日語新名詞,使台語現代化.一九三七年實施皇民化教育以後,會說日語的人口直線上升,一九三五年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只有二九 一%,實施之後的一九三八年即躍升為四一 九%,一九四一年五七%,一九四四年七一%(村上1985.3),可見皇民化教育的效果非常大.
國民政府的學校教育從未實施過以台語教讀漢文的台語漢文教育,中學「國文」課有七成文言文,全部使用華語教讀,致使台灣學生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將台語由生活語言提升為文化語言,吸收新知只能透過華語,使台語成為表達不便的落伍的語言.治台第十三年的一九五六年教育廳即下令在校禁說台語,並組糾察隊,叫學生互相監視,說台語的學生被施以體罰,罰錢,或「掛狗牌」的侮辱.
另外規定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只做「國語服務」.國民政府對傳播工具控制尤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文化局以一紙行政命令即將閩南語節目限制為一小時,一九七六年行政院正式公布「廣播電視法」,其中規定「方言節目應逐年減少」,即正式立法.如此這般使台灣的各種傳統語言成為表達不便,落伍,說聽機會越來越少的語言,以致於逐漸衰頹,而趨消滅.
總而言之,國民政府所實施的語言政策和日本殖民地政府的語言政策若合符節,都是以消滅台語為手段,以達推行「國語」的目的.但國民政府所用的手段比總督府更殘酷而徹底,且又利用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大義名分,使人樂於學習「國語」,軟硬兼施,所以達到「奇蹟」的效果.

這次戰役的結果,雖然原居民即所謂「台灣人」仍繼續操用閩南語,客語,南島語等本文所謂的「台語」,也大量吸收華語新名詞,繼續進行語言現代化,但台語作為低階語言不得不發生了這樣的影響:
1. 其語言成分與語言結構因受華語極大影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語言成分以及語言結構被華語所取代或破壞,語言衰老的速度比語言成長的速度大得多.
2. 分布區逐漸萎縮.喪地最多的是閩南語區,因執行華語入侵行動的主要是外省人,外省人多半分布於都市,而台灣的都市絕大多數在閩南語區,所以戰爭的結果變成了閩南語區的萎縮.尤其是台北,新竹兩市的閩南語區幾乎有淪陷的趨勢.
3. 使用人口逐漸老化,新生代人口大量被「台北華語」所吸收,其中尤以客語,山地語所受衝擊最大.


乙,戰略篇

一,語言戰爭的型態

語言接觸 (language contact) 自然發生「戰爭」,戰爭的結果有很多型態.掌握語言戰爭的形態可以有好幾個方法,我們現在以「本族語言」或「本土語言」作為座標,把非本族或本土而對本族或本土語言發生影響力的語言叫做「入侵語言」,來觀察兩者的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結果.
「入侵語言」以政治,經濟,人口,文化的優勢直接或間接地對「本土語言」施加影響,既能施加影響,這個語言在一定的時間內就整個大環境而言當然比本土語言強勢,相對於本土語言他是高階語言 ( H language) 而本土語言為低階語言 ( L language) .
「高階語言」在本地的語言戰場上可能是「強勢語言」,也可能是「弱勢語言」.本土語言受到入侵一定會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但如果本土語言比入侵語言強勢,能夠抵抗得了入侵,限制得了高階語言的功能,就會發生「語言融合」;如果是比較弱勢,無法抵抗入侵,在經過一個「雙語並用」時期之後就會造成「語言死亡」.

現在就我們從台灣所看到的事實,分「語言死亡」與「語言融合」分析如下:

(一)語言死亡

A.語言死亡的條件
歸納甲篇所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語言戰爭,我們所得到的經驗是:兩個語言互相接觸有明顯的強弱勢之分,那?就一定會發生「語言併吞」,造成弱勢語言的「語言死亡」.我們可以將語言接觸與死亡的關系列如下表(→表結果「變成」,+表「有」,-表「無」):
弱勢語言 與 強勢語言 接觸 死亡
平埔語 漢語 + +
山地語 漢語 - -
福建客語 閩南語 + +
廣東客語 閩南語 - -
由上表可知,同是弱勢語言的南島語或客語,凡是和強勢語言接觸的便只有死亡一途,反過來說,就是不接觸的才能存活.「雙語製」(bilingualism)只是短期過渡現象,從長期看來,只有依循弱肉強食的競爭原理,在一場混戰之後,弱勢語言變成「離心語言」,而強勢語言則是「向心語言」(4).「向心語言」擴張勢力,把「離心語言」的人口一個一個併吞,弱勢族群改用強勢語言,謂之「語言替換」(language shift),整個族群都進行完了「語言替換」,即造成「語言死亡」(language death) .

B. 語言保存的條件
「雙語並存」既是「語言併吞」的過渡時期,弱勢的本土語言要求自存,只有實行「語言區隔」,避免和強勢語言「接觸」而發生「戰爭」.語言區隔的方法有兩種:「地理區隔」與「功能區隔」.
(1)「地理區隔」??不同的語言各自佔據分布區,或語言戰爭之後重新調整分布區達成互不侵犯的關係.如清代實施民族隔離,在漢,「番」之間劃界為限,設「隘」以防「番害」,漢人除「番割」(做原住民生意的商人)之外不准進入「番界」,其結果使得所謂「山地人」得以保存原始語言文化.相對地與漢人雜居的「平埔族」則被漢語併吞到消亡殆盡.又如廣東客語,集中分布在桃竹苗屏等山坡地帶,與平地的閩南語劃地為限,因而保存了客語.世界上所有語言或方言所以能夠長久保存就是因為能夠有效地和其他語言保持「地理區隔」的穩定狀態.如果入侵的強勢語言進行「土地掠奪」,破壞了這個穩定狀態,就會引起戰爭,如漢語之於南島語,今日的華語對於台灣本土語言都是.加拿大魁北克規定法語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一九七七年「一○一條款」),即是採取「地理區隔」的策略將英語驅逐出境.
(2)「功能區隔」??在同一個語言地盤上限定強勢語言的使用功能.如自然形成的「共通語」或「官話」,只限定在異族人集會上或官場上使用,而在社會上,家庭中仍使用地方語言,如此可以「雙語並存」(diglossia).日據時代皇民化運動前的日語或戰後初期的華語雖然對台灣本土語言而言是高階語言,但只限定使用於學校,公務機關,統治者之間或與台人之間的集會等,其餘場合使用台語,因而不構成台語的死亡威脅.如果這種共通語繼續「向下擴張」則可能威脅到本族語言的生存.如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六○年代以後的「國語運動」即是.
以上兩種「區隔」可以維護弱勢語言的生存.不過區隔依程度可以分為「絕對區隔」和「有限區隔」.地理區隔可能達到絕對區隔,但功能區隔本身即是一種有限區隔.絕對區隔可以達到完全不接觸,但有限區隔已經作了「有限度接觸」,語言的滲透仍不可避免.如果入侵語言向底層的社會,家庭擴張,功能區隔受到破壞,變成「無限接觸」,語言就會發生戰爭,其結果可能發生「語言替換」,造成「語言死亡」.

(二)語言融合

A. 語言侵略與語言成長
語言接觸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語言成分的互相「滲透」,語言和語言一面戰爭即一面在互相「滲透」(或謂之「干擾」或「干涉」(interference)).一般說來,弱勢的低階語言只有少數的邊際語彙滲透到高階語言之中,在弱勢的低階語言消滅之後殘留為後人追念的紀念品,謂之「底層」(substratum).譬如古南蠻語被漢語消滅之後,在閩南語留下的「底層」也只有「儂」lang5(人),「囝」kiann2(子)等極少數基本詞彙;平埔語消滅之後,在閩南語留下的「底層」極少,大部分是地名,基本詞彙一個都沒有留下.
強勢的高階語言會大量將其語言成分灌流到低階語言.如官話,國語,殖民地母國語,自然共通語的詞彙,被大量吸收到本族語言來,其成分謂之「上層」(superstratum).如台灣閩南語吸收的中原漢語文讀詞彙,荷蘭語留下的「甲」(地積),「雪文」(肥皂),日語留下的大量新名詞.這些「外來語」所指的主要是本族語言原來所沒有的概念.低階語言亦會影響到入侵的高階語言,被吸收的語言成分謂之「副層」(adstratum),譬如日語吸收的閩南語詞彙「米粉」( ? );台北華語吸收閩南語詞彙「打拼」等都是.
如果低階語言的勢力足以抵抗高階語言的入侵,能夠保存其自主性,雖然受侵略,但入侵語言會豐富本族語言的詞彙,所以像日語反而歡迎漢語,英語的入侵.可是如果低階語言的抵抗力不足,入侵語言的語言成分會排山倒海地灌流下來,由常用語彙,再滲透到基本詞彙,甚至語音系統,語法系統,破壞其語言的故有滋生力或成長力,使本族語言成為不能適應新時代,使用不便的語言.於是本族人使用母語時必須不斷切換為高階語言,本族人家庭或社會的使用語言逐漸替換為高階語言,最後所有人都放棄了母語,即完成被消滅的程式.平埔語被漢語消滅,福建客語被閩南語消滅,即遵循這個程式.現在的台灣本土語言相對於華語也正在進行這個程式.因此弱勢語言的「語言融合」如果無限發展下去,依量變質變律其結果便是「語言死亡」.
弱勢語言的被滲透和強勢語言的吸收外來語雖然都是語言成分的變化,但本質上完全不同,一個是無奈地被侵略,一個是自主地成長.弱勢語言和入侵的強勢語言「無限度接觸」之下,語言死亡是唯一的命運.可悲的是本族人往往誤把語言被侵略當成語言成長,因此語言往往是在本族人不自覺的情形下或自以為是在成長的錯覺下死亡.

B. 語言新生
如果勢均力敵的方言互相接觸,其語言成分互相借用,往往進行有系統的融合,而產生一個新方言,叫做「語言新生」(language birth).譬如漳州腔和泉州腔融合成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台灣話」就是最好的例子,「台灣話」的誕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意味著在混合腔台灣話分布區內「泉州方言」或「漳州方言」的死亡.「台北華語」也不是純種的北京話,和中國大陸的「國語」不同,它可以說是以「北京話」為主體,混入大量北方官話方言和南方方言成分的「新方言」,「台北華語」的新生即意味著在台灣的「北京話」及大陸各地方言的死亡.國民政府的理想雖是推行「標準國語」,事實上推行的結果卻變成了「台北華語」,這是符合了語言因接觸而融合的客觀規律.客語四縣,海陸等方言似乎至今未形成一種融合方言,這是因為客家語的方言之間缺乏接觸的緣故.
語言融合通常是發生在近親方言之間,比如像漳州腔和泉州腔都是閩南語方言.官話在台灣的融合攙入許多南方方言成分也不是生吞活剝地吸收,而是經過「消化」的過程的.南方方言雖然在歷史上屬於漢語系,可是南方方言和北方官話有很大的異質性,應該說是不同語言比較恰當.既是不同語言,應該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和北京話融合,但南方漢語攙入「台北華語」的成分多半是以漢字為媒介,經過對應轉換加工成官話性的語言成分,即先進行和北京話的「同質化」,然後才融合到「台北華語」,所以仍然是近親融合.

C. 語言戰爭的型態與語言勢力
歸納各種型態的語言戰爭,可以用公式將語言勢力與語言存亡的關係表示如下(符號A表本土語言;B表入侵語言;表語言勢力強於;=表語言勢力大約相等;/表語言區隔或雙語並存;字母小寫表經過語言變化):

戰爭型態 戰前 戰爭中 戰後
1.語言死亡 A AB a
3.語言融合 A A=B ab
4.地理區隔 A A/B A/B
5.功能區隔 A A/B a/b

以上1,2,3屬語言接觸型,4,5屬語言區隔型.語言因接觸而戰爭,戰爭中的現象就是「雙語並用」或「雙語並存」;公式顯示「雙語並用」或「雙語並存」的結果是「語言死亡」或「語言成長」或「語言融合」完全取決於語言勢力的相對強弱.除了4.「地理區隔」(「絕對區隔」),所有的接觸都免不了語言戰爭或語言融合.
弱勢語言若不能及時排除「弱勢」或排除「接觸」,必然被強勢語言所併吞而死亡.但語言的死亡可能在三代之間「猝死」,亦可能經過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苟延殘喘」;也可能由小語言島被「鯨吞」或在交界區被「蠶食」,無論如何,總是伴著融合與發展.


二,語言的戰場

(一) 語言使用場合
語言是人類社會的溝通工具,因此社會即是語言的使用場合,社會上語言接觸的場所即語言的戰場.語言使用範圍由小而大,由近而遠就一國之內可以分為七層,外加國際語言,共為八層:
(1) 家庭語言:家庭
(2) 社區語言:市場,辦公室,族人集會
(3) 地方傳播語言:地方性廣播,電視
(4) 地方教育語言:中,小學校,地方性大學
(5) 公用語言:大型公共場所,大企業辦公室,多族人集會,全國性傳播媒體,全國性大學
(6) 政治語言:官廳,官場,議會
(7) 書面語言:書面語
(8) 國際語言:國際貿易,國際性會議

由 (1)～(7) 語言實用性的層次逐層升高,由生活語言到書面語言,可分(1),(2)為低層,(3),(4)為中層,(5)~(7)為高層,(8)為超高層.兩個語言互相競爭,就是在爭奪語言戰場.語言勢力由家庭向政治語言甚至國際語言方向擴張謂之「向上擴張」,由書面語言或政治語言向家庭方向擴張謂之「向下擴張」.反之,謂之「向下萎縮」或「向上萎縮」.弱勢語言往往在戰爭中由書面語言,政治語言,公用語言,教育語言,地方傳播語言,社區語言逐步向家庭語言敗退,如果萎縮到只能在家庭中使用,即意味著面臨極大的困境,如果連家庭都無法使用母語,就可以說是面臨到語言死亡的關頭了.由相反的立場來看則為入侵語言的勝利.因此語言使用場合的戰爭實際就是語言地盤的掠奪與反抗的戰爭.
中國自古以來,漢語和日原住民語言自然是進行著你死我活的戰爭,中國四千年史就是漢語消滅楚,越,東夷,北狄等原住民語言的戰爭史.台灣四百年史,是漢語消滅原住民語言戰爭史的延續.但是漢語官話和漢語方言的戰爭通常是在平靜中進行.中國自古漢語方言之間或與少數民族語言之間有「地理區隔」,問題本來就不大;中國以漢字,漢文作為民族間或方言間的溝通工具,並不要求統一語言,所謂「官話」限定作為官廳,官場的政治語言.民族或族群間則依靠地方上自然形成的地方共通語,或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達成互相溝通的目地,外地人進入本地居住必須「入鄉隨俗」,學習使用當地語言.官話在福建,台灣叫做「正音」,這些「正音」和方言之間有嚴格的「功能區隔」,對地方語完全不構成威脅.
近代國家為了提高統治效率,經濟效率或提高文化水準,通常會規定一種或數種語言或方言作為國家的標準語,強迫人民學習使用;帝國主義國家也會將本國的標準語規定為殖民地的公用語,強迫殖民地人民學習使用.不過各國對待民族語言或方言的態度不太一樣.有的採取寬容政策,有的採取壓迫手段.前者大部分將標準語稱為「共通語」,而後者則大部分稱為「國語」.不同的語言政策所產生的推行效果和反抗程度不盡相同.
中共稱中國標準語為「國語」或依斯大林主義定為漢族的「民族共同語」(詹伯慧等1991.8),雖然認識到「推廣國語」對國家統一的重要,但對少數民族語言或漢語方言尊重其傳統的地理區隔與功能區隔,使「國語」的功能限制在不同語言人民之間互相溝通的「共通語」層次,不採取強壓手段.特別是對某些少數民族語言自動幫助其進行文字化,實施母語教育,不強力「向下擴張」,雖然語言接觸無可避免地會對民族語言或地方語造成威脅,但因屬「有限度接觸」,「功能區隔」相當明顯,對民族語言或地方語的生存基本上不構成嚴重問題.
但「國語」對民族語言或地方語採取政策性的壓迫.國語或殖民地母國語在政治的支持下大量擴張功能,不止官場,商場必須使用,連辦公室,學校,集會場所,傳播媒體,甚至家庭都可能在規定使用範圍之內.這樣一來就和地方語之間,和民族語言之間,在爭奪使用場所時會發生爭奪地盤的戰爭.台灣的日語和華語這兩個「國語」即是這種新型態的統治語言.

台灣自一八九五年割讓日本以來即一直發生母語維護戰,為了爭奪母語教育權,民間紛紛設立「書房」(私塾)拉住學齡兒童不使進入公學校唸書,對於已入學學童則利用夜間進行漢文教育,謂之「暗學仔」.這可以說是對抗殖民母國語的一個可歌可泣的戰爭.漢文教育對於日語普及的確是一種有效打擊,殖民政府為了強力進行「皇民化運動」,自一九三七年四月全面禁止,取締「書房」,造成台灣人能說日語的人口突破五成以上.這是日語突破「功能區隔」,「向下擴張」的時期,反之則是台語開始「向下萎縮」的時期.
戰後,台語從日語的壓迫中解放,一時間有「向上擴張」的趨勢.初期民間爭相學習「國語」只是基於華人「共通語」及書面語層次的認同,不過國民政府的官員多半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意識,對於方言採取壓制手段,在政策上如禁止官場,學校,公共場所(火車,公路局汽車)說方言,極度限制傳播媒體使用方言時間等,無非是在進行「向下擴張」,企圖以「無限度接觸」作為滅絕本土語言或民族語言的手段.因為進行得太過火甚至擴張到最底層的同族人集會及家庭,致使祖孫之間至於無法溝通,有極嚴重的母語死亡危機,因而引起台灣人極大的恐慌與不滿.
一九八○年代以來以黨外或民進黨為首的台灣人勢力抬頭,終於以政治手段結束了國民黨的戒嚴體制,然後以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台灣人勢力扭轉乾坤,成為國民黨的主流勢力,台灣人的政治勢力完全確立,台灣話也水漲船高,開始全面反攻,「向上擴張」.從家庭,社會,上升到官場,甚至到了文字化的程度,任何語言戰場都在發生爭奪使用空間的戰爭.


(二)當前台灣語言區隔的困難

這場語言反抗戰爭牽連的問題非常複雜,問題非常棘手.主要的問題有二:
(
1) 語言與族群利益矛盾的競合
華語在台灣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它有一定的母語人口,主要是外省人.外省人散佈各地,無所不在,它和本土語言使用者完全沒有傳統的「地理區隔」.在一個相同的地理空間內到處都在進行爭奪戰場的戰爭,同時也是地盤爭奪戰爭.外省人聯合了都市台灣人的「出外人」已經成功地佔領了都市的(主要是閩南語區的)戰場,掠奪了本土語言的人口(包括都市客家人,原住民,閩南人的新生代).因此由本土語言的立場看來,所謂「國語運動」表面是華人共通語的推行,實際上只是地盤(尤其是閩南語區)掠奪戰爭的大義名分而已.
依調查有一半的外省人是單語人口(黃宣範1993),另外一半雙語人口雖然聽得懂閩南語,多半也只是粗通而已.國民黨強力推行國語禁止方言的結果,造成大部分外地人喪失學習本土語言的機會,或者認為方言無用而失去學習本土語言的意願,因而不幸成為單語人口,或者台語「說不輪轉」.可是大部分(約八成)的台灣人是雙語者(中年人以下幾達百分之百的雙語),並且華語,台語都很精通.因此如果台語「向上擴張」,變成華語,台語平行或台語勝過華語的話,約有一半以上單語的外省人的生活空間就會隨著華語的全面萎縮而退縮,這將造成外省人的生活威脅.因此包括所有被「國語」吸收的單語人口就會產生對台灣人「母語運動」的對抗心理.這樣的心理遂成為以外省人為主體的新黨的政治資源之一.
總之華語不是單純的「公用語」或「共通語」,它有實際的母語人口,和本土語言進行土地掠奪戰爭.「華語族」不是單純的統治者,可以像日本戰敗之後將殖民者驅逐出境,即簡單地解決語言地盤問題.
如前所述,「雙語並存」只是語言死亡的前奏,如果本土語言要保存性命,即不可能容許華語的並存,必須和華語「語言區隔」.可是依目前的情形來看,華語人既無所不在,「地理區隔」絕對不可能,原因是中華民國的版圖和台灣正好重疊,「國語」與台灣自然共通語(閩南語)的使用範圍幾乎一樣大,閩南語不通行的客語區或南島語區也各有共通語.除此之外「國語」沒有地盤,除了和傳統台語爭奪地盤之外,沒有容身之地.華語與台語的語言戰爭沒有和解的餘地.同時下節將會提到「功能區隔」也很困難.因此實施本土語言教育,減少單語人口,是暫時達成族群和諧的方策之一.
本土語言教育不但是保存本土語言文化的必要手段,也是保障華語單語人口生活機會的必要手段,對外省人或已經喪失台灣母語的「華語人」而言,具有更實際的利益.但是如果華語人反抗這樣的教育,而堅持獨尊華語,便可能繼續和本土語言人口發生矛盾.

(2) 共通語認定的矛盾
其次讓我們來看華語與台語之間是否可能達成「功能區隔」
一般的小國如日本,或方言單純的大國如美國,只有「共通語」(或「標準語」,「國語」)和「方言」(或「少數民族語言」)兩個層次.但在一些語言複雜的超級大國,雖然有一個「官話」或「國語」,但是同時在「官話」和各地方言之間還有一層或數層的「地方共通語」,互以「功能區隔」而並存.這些地方共通語大部分是根據人口或經濟競爭力自然形成的共通語,基本上無法以政治力加以禁止或消滅(雖然可能會引起地方共通語的衰微),否則將會演變成語言問題.
有些大國承認地方共通語的合法地位,如印度除了英語,興地語作為全國公用語之外,也承認各省公用語的法律地位;舊蘇聯也是承認自治國語言的法律地位;在中國雖然沒有正式承認地方共通語的法律地位,不過也沒有以法令加以制止.有些地方,如廣東省,白話(穗港話)的勢力?駕國語,甚至到了完全文字化的程度,中共政府即使不贊同也沒有強力加以壓迫.只有這樣寬容的政策才適合印度,蘇聯,中國那樣語言複雜的超級大國,否則大國難免因語言問題造成分裂.
但是在被國民黨國家主義思想教育五十年的台灣,「大中國主義意識」已經根深蒂固,許多人無法接受「地方共通語」的觀念.
目前的台語運動者在「華人共通語」的功能層次上,以北京語為標準的華語,無論被稱為「國語」,或「國語」,或「華語」,沒有人有異議.但是在「地方共通語」的層次上發生了歧見.
目前有關台灣母語運動「向上擴張」到什?限度,沒有一個共識,大概由社會自由使用,到雙語教育,官場語言,文字化……各種限度都有人提出.最溫和的只是單純地,模糊地主張母語應予保存,最激烈的可能就是主張把華語驅逐到「華人共通語」的層次,而規定閩南語為唯一的「台灣共通語」,至少是「閩南語分布區內的唯一共通語」,等於魁北克的「一○一條款」,將英語從法語區的魁北克驅逐出境.這是以「語言區隔」的手段保障閩南語生存的最直接有效的辦法.
閩南人認為在所有層次的場合,自由使用自己最習慣的語言(在閩南人而言主要是指閩南語)是對「基本人權」的尊重,任何人不能加以剝奪.理論上,這一點客家人,原住民應該也一樣歡迎才對,因為這也是保障他們生存權的手段.可是在多族人集會的場合,華語,閩南語都可以達到溝通的相當效果,劣勢的客家話和南島語卻無法達到溝通的效果.也就是說閩南語「向上擴張」到全台灣共通語言的層次以上時發生了障礙,因此對少數族群而言,除非有即時翻譯,所謂「基本人權」等於畫餅充饑.
戒嚴時期,針對華語強大的入侵,從同仇敵愾的立場,客家人,原住民往往聯合閩南人一起「抵禦外侮」,批判「國語運動」對其本族語言的壓迫.可是解嚴以後,華語退卻,閩南語大量提升地位,但對客家話,南島語的提升好處不多,在多族人集會上閩南語人權的伸張反而增加非閩南語單語人口溝通的困難.所以我們又同時看到了客家人,原住民和外省人「聯合弱小民族」批判閩南人的所謂「鶴佬沙文主義」.「合縱連橫」在台灣的語言戰場上是司空見慣的事.

可是閩南人對所謂「鶴佬沙文主義」無法接受.因為閩南人認為:
(1) 閩南語人口佔台灣人口的絕對多數,尊重多數保護少數是族群和諧應有的原則,閩南語作為「台灣共通語」並不過分,至少做為「閩南語區內」的共通語應無疑義;
(2) 台灣的都市幾乎全部在閩南語區內,在這個區內閩南人一直都以閩南語為共通語,外省人及出外謀生的客家人,原住民入居閩南語區,其實等於是新的入侵人口,閩南人對於這些外來人口沒有排斥而加以包容已經很寬大,現在外來人口進一步要求閩南人不准在自己的分布區內使用自己的語言有違「入鄉隨俗」的傳統為客之道;
(3) 外來人口滲透在任何角落,閩南人如果要順應少數外來人口的要求,閩南語便沒有使用的空間;
(4) 如果強力不顧這種要求,堅持使用閩南語,會遭致「鶴佬沙文主義」的指責,可是如果閩南人採取「語言區隔」策略,就是有些集會不邀請非閩南人參加,這種做法可能使得非閩南語人口感覺受到排斥.

閩南人感到進退兩難.

(三)語言戰場上的鬥爭與妥協
在目前的混沌局面下,語言的使用往往十分尷尬,我們常常看到語言戰場上的鬥爭與妥協的場面:
A 鬥爭??就是在某種場合,有人使用自己的語言發言,企圖佔有一個語言戰場,如果對方遷就,也使用自己的語言發言,則表示佔領成功;如果對方也堅持使用自己的語言,就變成各說各話,互不輸嬴;如果對方加以制止,企圖反攻,己方屈服對方,那就是佔領失敗;如果堅持自己的語言,而對方又不容忍,則會造成不歡而散.無論怎樣的戰鬥結果,對雙方的心理都造成創傷.
B 妥協??不斷以「語碼切換」(code switching)的方式(母語/華語或母語/閩南語/華語,雙語或三語交雜使用)進行語言生活.「多語切換」可能是因為單語能力不足所致,也可能是在語言戰場上對優勢語言的「偷襲」,即既怕引起不歡而散,又不願屈服對方的語言行為表現.不過能夠進行這種生活的只是雙語人口,在公共場合,單語人口(不論是外省人或台灣老人)只有忍受語言不通的痛苦,不喜歡「多語切換」的人也有語言溝通的厭惡感.長期這樣「多語切換」會破壞兩種語言的表達能力,對語言的修練非常不好.
總之,當前台灣最激烈的戰爭是華語向下擴張與閩南語向上反攻的拉鋸戰.這個戰爭難以「語言區隔」達成解決.除非各族人同歸於盡以華語為台灣共通語,否則華語必須退到華人共通語的層次,而採取自然共通語.筆者以為國民黨給台灣人民灌輸的單層共通語的觀念(即獨尊「國語」)是目前族群和諧路上的絆腳石.在過去,語言依照自然競爭力的競爭自然形成地方共通語,入居的外地人不得不「入鄉隨俗」,學習使用當地語言;商人為了做生意學習使用對方語言;最後士人為了做官學習使用官話,在官話與母語之間容許有幾層的共通語.現在因政治力的介入,否定了中間層的所有共通語的合法地位,使得地方共通語和華人共通語矛盾起來,造成了許多族群摩擦的痛苦.


三,語言的戰力

語言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語言本身不會戰爭,語言的使用者??人,才是戰爭真正的主體.因此所謂語言的戰力其實就是人的競爭力,更正確的說是民族的競爭力.語言的競爭力可以列舉出:人口,經濟,政治,文化,認同意識等五種.作為語言的實體,人口是最重要的戰鬥力,但是作戰需要物質資源,所以經濟力也很重要,作戰需要組織,因此政治力更加重要,這三種競爭力是具體的,可以謂之為「具體競爭力」;語言是文化的表現工具,語言的競爭力其實就是文化的競爭力;語言也須戰鬥意志的支持,而認同意識是維持戰鬥意志的重要精神因素,這兩種競爭力是抽象的,可以謂之「抽象競爭力」.茲分析如下:

1. 人口競爭力

A. 人口數
人口是最自然的語言競爭力.台灣一九九○年二千萬餘人口之中,各族群人口的比例,依黃宣範(1993)的估計(注3)是:
閩南人 73.3%
外省人 13.0%
客家人 12.0%
山地人 1.7%

由這個數字看來,明顯地漢族佔絕對優勢,漢族之中又以閩南人佔絕對優勢,由此可以預料閩南語在台灣的語言戰爭具有最強大的戰力.前述漢語消滅了平埔語,閩南語消滅了福建客語可以說是人口競爭自然的結果.
不止福建客語被閩南語消滅了,還有其他語系的語言也都消滅了.依一九二六年台灣總督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統計,當時台灣漢人共3,751,600人,各祖籍別的人口及百分比如下(陳紹馨1972,頁187):
閩南語系為主
泉州腔為主
泉州府 1,681,400人 44.8%
永春州 20,500人 0.6%
漳州腔為主
漳州府 1,319,500人 35.2%
龍岩州 16,000人 0.4%
潮州腔為主
潮州府 134,800人 3.6%
其他閩語系為主
福州府 27,200人 0.7%
興化州 9,300人 0.3%
客家語系為主
嘉應州 586,300人 7.9%
惠州府 154,600人 4.1%
汀州府 42,500人 1.1%
其他族漢人 48,600人 1.3%
將上面的資料統計如下列:
閩南語系為主 3,172,200人 84.6%
泉州腔為主 1,701,900人 45.4%
漳州腔為主 1,335,500人 35.6%
潮州腔為主 134,800人 3.6%
其他閩語系為主 36,500人 1.0%
客家語系為主 783,400人 13.1%
其他漢族人 48,600人 1.3%

這是以行政區劃為準,而不是以語言別為準所做的統計數字,行政區不一定和方言區一致,譬如漳州府有詔安客,潮州府有饒平客,而惠州府有一大部分是閩南語人口.不過截長補短的結果,客家語系為主的行政區佔13.1%和一般估計客家人口佔台灣漢籍人口13.5%的數字相當一致,可見依行政區所做的統計數字和方言使用人口數字差不多.
依上面的資料,台灣的潮州人,福州人和興化人,還有其他漢人共5.9%的非閩南語,非客語人口,現在都已經不能在台灣找到後裔.他們顯然是因為在台灣爭奪不到地盤,或者雖然爭奪到一些地盤,卻因人口不夠集中,族群人口過少,無法固守,整個族群被同化了.台灣地名中有許多地名叫「興化」,「興化厝」,「興化寮」的顯然是由興化籍人所開發,有一些叫「潮州」,「潮州寮」的也可能是潮州人最先來開發的,可是我們卻不曾在那兒發現興化人或潮州人的後裔.
戰後新移入的大陸人來自各個不同的方言區,可是幾乎所有方言都只能在家庭或同鄉會中使用,比較強勢的四川話可以在空軍眷區流通,分布空間,使用範圍都非常有限,因此大陸方言大部分在家庭中傳承一二代便流失了,這當然是因為人口太少,無法競爭的緣故.

人口競爭力還有兩個變數需要注意,即「方言融合」與「外援人口」.說明如下:

B. 人口競爭力的變數
(1) 「方言融合」的變數指方言因融合的結果,造成人口競爭力的膨脹,譬如漳州和泉州都有複雜程度相當高的內部次方言.泉州人45.4%,比漳州人35.6%多了將近10%,照理說融合的台灣腔應該偏泉才對,可是實際上台灣腔卻偏漳.筆者做過〈台灣音與廈門音異讀與中古音的對應關係〉(洪惟仁 1992.11)的研究,發現台灣話和廈門話雖然同為漳泉融合方言,在音韻系統上極為類似,但兩者音讀不同之處都是台灣偏漳,廈門偏泉.從詞彙上來看,台灣話也比較接近漳州腔.為什?漳州系人口較泉州系人口少,漳州腔的競爭力反而比泉州腔強呢 筆者的解釋是因為漳州人多半分布於平原地帶,而泉州人多半分布於「海口」或山區,平原地帶交通便利,方言容易融合,海口或山區交通不便,方言比較保守,我們今天在台灣可以找到非常保守的泉州腔方言,但是極不容易找到一個非常保守的漳州腔方言(參見洪惟仁 1993.6).這就是說,就整個台灣來說漳州人雖然少於泉州人,但在平原地帶參與漳泉融合的是多數的漳州人和少數的泉州人,融合之後的南部「混合腔」又繼續以強大的競爭力向北部的「偏泉腔」和「漳州腔」擴張地盤,原已偏漳州腔的「混合腔」現在又得到「偏漳腔」的助力,遂使得漳州腔的競爭力更加強大.這就是為什?台灣優勢音偏漳的原因.
(2) 「外援人口」對於語言的人口競爭力也有相當的重要性,譬如台灣的「國語運動」的成功,除了政治力的支持外,我們也不可忽視大陸人口的支援,大陸的「國語」和台灣所謂的「國語」都是以北京話為標準音,設使大陸所定的標準語不是北京話,台灣以北京話為標準的「國語運動」必然會受到極大的困難.就是說華語雖然最初只有少數的外省人支持,可是它卻有大陸「國語」的「外援人口」,因而加強了很大的競爭力.不只是台灣,在星加坡所謂「外省人」幾乎微不足道,而「華語」竟被訂為華人的公用標準語,這正好說明外援人口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小環境」的弱勢語言可以從「大環境」的弱勢語言得到競爭力的援助.

桃園大牛稠方言遷居台灣,在一個客語區內建立了一個語言島達二百餘年之久,何以它有那樣的韌性可以保存個性鮮明的漳州腔閩南語而不被客語同化呢 據發音人說,葉姓的家規,凡客家媳婦入門必得學習閩南話,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且教導子女閩南語,「母語忠誠感」可以說是大牛?閩南語語言島所以存續至今的主觀因素.但客家人也有同樣的家規,可是閩南語區內的客家語言島卻消失殆盡,這證明家規不是語言島保存的萬靈丹.大牛?方言的強韌生命力應歸因於台灣語言生態中閩南語的強大競爭力.大牛?的閩南語在新屋鄉的客語區內雖是弱勢語言,但閩南語在台灣卻是強勢語言.閩南語在台灣極為通行,大牛?的閩南語口音雖重,並不比鹿港之類泉州腔難懂,和區外的閩南語溝通完全沒有困難,大牛?的閩南語仍然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溝通工具,大牛?人沒有放棄母語的必要.

2. 經濟競爭力
經濟是民族活力的具體表現,人口多自然表現較大的經濟競爭力.可是有許多語言之所以具有強大競爭力純粹因為使用該語言或方言的族群具有強大的經濟活力,譬如中國的上海,廣州(香港),廈門都因為是經濟中心,其方言乃成為地方自然共通語.台北大稻埕的同安腔不但在台灣少人使用,在台北也不是多數,離開大稻埕,三重埔,蘆洲一帶,口音就不一樣,可是早期的台灣流行歌發音以大稻埕音最佔優勢,南部「下港人」甚至台北人的印象,所謂「北部腔」,「台北腔」就是大稻埕腔.不止是一般民眾,即連一般語言學家都會受到誤導.董同?等 (1967)斷言他們所做的〈記台灣的一個閩南語〉能夠代表整個台北地區.可是據筆者調查所知,不管台北縣,台北市都有複雜的方言現象,董先生等所記的不過是其中居少數的大稻埕腔而已(參見洪惟仁1991.3).這個錯誤印象可能起因於日據時代乃至戰後初期,大稻埕曾經是台灣的經濟中心,大稻埕腔具有「台北腔」的代表性.
在台灣,閩南語人口不但佔有壓倒性多數,並且幾乎所有大都市都在閩南語分布區內,換言之客家人,原住民必須學習閩南語才能在都市中求發展,自來許多客家才子如作曲家鄧雨賢所作的曲子都是閩南語流行歌,而不是客語歌.為什? 因為閩南語唱片的市場大,作客語歌的利潤遠不及作閩南語歌.這就是經濟競爭力的決定.

3. 政治競爭力
現代國家為了統治的需要,或為了國內各民族或各地方的人民溝通意志,建立民族自主文化,培養國家民族意識,制訂一個「國語」或數個「公用語」或「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強迫人民學習使用; 或帝國主義強迫殖民地人民學習,使用母國語,這就是政治競爭力的運用.
政治權力的後盾極端的說就是武力,有武力才可以達成「強迫」的目的.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台灣時台灣人沒有一個懂得日語(參見洪惟仁 1992.9),可是在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之後,會說日語的台灣人達到50%以上(參見村上嘉英1985.3).華語在台灣以更加強迫的方式成功地在台灣「推行國語」將近五十年,會說華語的台灣人達80%以上.這是運用政治力將一個毫無地盤基礎的語言擴張到一個新的地盤最好的例子.
政治是一切權力的泉源,有了政治,便能夠制訂法律或下行政命令,規定什?場所應該使用統治者規定的語言;可以編預算,編教材進行國語教育;可以以官職或增加配給引誘加入「國語常用家庭」;可以揮舞暴力,制裁在校說「方言」的學生或限制傳播媒體使用方言;也可以禁止被統治者的語言文字化.這樣強力推行的結果,會逐漸囊括或甚至併吞本土語言的人口,於是增加了「國語」的人口競爭力.國民黨推行國語的成果之一即是製造了一個所謂「外省人」族群,然後繼續再形成一個「華語人」族群.這就是說,有了政治便可能得到一切語言競爭力.
語言和政治利益有極密切的關係.清代以前不懂官話自然不能作大官;日據時代不懂日語的人連當教師都不可能;戰後國民政府排斥日語獨尊華語,於是過去受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在宦途上都只能靠邊站,反日語的民族主義口號成了排斥台灣人仕進的一個藉口.語言和政治利益結合更使得政治競爭力發揮到了極致.

4. 文化競爭力
文化是抽象的存在,文化競爭力往往依附於以上所述的具體競爭力??人口,經濟,政治,但文化本身也可以表現出競爭力,譬如南北朝五胡亂華,結果胡語反被漢語併吞了;滿清入關統治漢人,結果滿語也被漢語同化了;中國從未統治過日本,可是漢語大量流入日語之中,這是發揮了文化競爭力.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國力強盛起來,文化發達超過中國,日本製的漢語新詞大量倒流中國,這就是文化競爭力的發揮.
文化競爭力最具體的表現即是文字.沒有文字的語言競爭力不如有文字的語言,文字化歷史悠久,文獻豐富的語言競爭力大過文字化歷史短淺,文獻貧乏的語言.可是文字畢竟只是文化的載體,當一個民族的文化開始沒落時,雖然有悠久的文化,畢竟發揮不了競爭力.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相當崇拜漢語,但是維新以後,漢語就完全變成實用的語言,沒有文化的價值(參見六角恆廣1988.7).戰後日本自己修改漢字,完全不須經過中國的認可,北韓甚至完全廢棄漢字,南韓也很少用漢字,漢語在這些過去曾經崇拜過漢語的國家可以說是威權掃地了.現在即連中國人自己對漢語的崇拜都不及英語.許多人學習英語未必是為了從事國際貿易,而是為了了解外國,特別是英美的文化,有些人甚至只是為了接近那個具有高度文明的語言,享受一下摩登的快感.
世界上有約三千種語言,可是只有約四百種文字,其中部分是死文字(西田龍雄1981.4).這些沒有文字的語言全部是世界上的弱勢語言.台灣現存的所謂「山地語」(南島語)即是這樣的語言,即使現在開始文字化,恐怕在文字未普及以前即已死亡.
閩南語和客語雖然不能說沒有文字,漢字即是他們普遍使用的文字,可是漢字並非為閩南語或客語所設計的,閩南語或客語有漢字的只是和漢語同源的詞素,非漢語詞素往往沒有漢字,所以像閩南語雖然已有四百餘年文字化的歷史,仍然沒有完整而且普遍通行的文字(參見吳守禮等1976,洪惟仁1992.2c,頁22,頁42).這樣的語言在反抗「國語」(日語或華語)的壓迫追求自主文化時往往會感覺力不從心.譬如一九三○,三一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雖然許多人主張用台語寫作,可是因為台語尚未完全文字化,台語文學也無法誕生.許多人寫日文來反抗日本的壓迫,有些人以書寫中國的漢文或華文滿足民族自尊;目前的「台語文運動」的情形也差不多.雖然文字化的技術已經沒有問題,可是方案奇多,無所適從,在達成整合共識,解決文字問題,並普及化以前(普及化就是教育,而教育屬政治問題,沒有政治力支持,台語文的普及化可以說不可能),任何台灣本土語言都絕對無法和華語文對抗.
教育也是文化的重要一環,教育中斷即意味文化傳承的中斷.學校不教的語言,其背後的文化競爭力也會隨之消失;家庭不教母語,母語隨即在第二代的家庭中消失.
文化競爭力非常容易以政治競爭力加以控制.譬如文字,教育,傳播等屬於文化活動的範疇,統治者運用自己的統治權力,可以禁止本土文字的流通,如國民黨禁止教會羅馬字聖經,可以禁止在學校進行本土語言的傳授,可以禁止或限制本土語言使用傳播媒體的種類或時間,有計畫地扼殺本土語言的文化競爭力.同理,也只有運用政治力才可以解除以上的禁令,或增強某個語言的文化競爭力.

5. 認同意識
語言原是溝通人類意志的工具,人與人的意思能夠溝通,誤會就不會發生,就會發生感情.語言相同的人們因此會發生「鄉情」,而把語言不同或溝通有困難的人歸為「非我族類」,這種分別族群的感情謂之「族群意識」.於是語言就超出工具的功能而變成分別族群的標幟之一.因此母語的認同就等同於族群的認同.
黃宣範對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的客家人在喪失客家話之後的族群認同做過一番調查.如前所述西螺閩南語區內的客家語言島內仍有12.8%-59%背景不同的客家家庭使用客語,而這些客家人平均有33%自認為是客家人,63.7%的人自認是閩南人.客家話消失得最徹底的是員林區,這個區幾乎沒有人會講客家話,依調查有95%的鶴佬客認同閩南人,只有1%認同客家人(黃1993,頁309).由此可知,族群認同和母語保存有必然平行的關係.喪失了母語即意味著脫離了母族群,而歸化到另一個族群.這對母族群而言是流失了使用人口,對其歸依族群而言則是擴張了使用人口.
華人往往有移入僑居地之後同化於當地人的現象,為了防止本族語言使用人口流失,必須強調「語言忠誠」(language loyalty).客家人有所謂「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祖訓,凡不會本族語言的被斥之為「背祖」,不准上祖墳掃墓.這是在發揚母語忠誠感.
國家的組織型態有好幾種,有國家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國家,有民主主義國家,對後者而言,「國家公用語」只是多語言或多方言間的溝通工具,但在法西斯國家,制訂「國語」,或「標準語」的目的不止是作為溝通不同族群的意志的工具,也是在培養國家意識.在法西斯主義統治者的心目中,認同國語和認同國家有必然的關係,越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越是獨裁的政權越是積極提倡國語,欲以「國語」取代族群的母語,以便把族群的認同感情擴大延申到國家認同感情.也就是說不滿足於「國語」只當作族群間的「共通語」.
國家主義的「國語運動」者非常了解要以國語取代族群的母語必須打擊族群的認同意識,譬如誇大國家民族的偉大,培養國家的一體感;宣傳「說國語就是愛國」的觀念,灌輸人民說母語的罪惡感;將「方言」(其實是「語言」)降格為低級語言,以羞辱地方語言或民族語言的手段製造語言偏見;或者對說母語的人施以處罰,恐嚇,對「國語家庭」則給與獎賞,榮譽,特別的恩典,或仕進的機會;限制「方言」使用空間與時間,使「方言」成為無用的語言等.日據時代末期的「皇民化運動」,蔣家時代的「國語運動」所採取的都是這樣的手段,其目的無非在培養「國語忠誠感」,藉以對抗「母語忠誠感」.
可是這樣的運動極可能造成母語的流失,因而引發族群存亡的危機意識,一旦國家意識發生動搖時,「國語忠誠感」也會發生動搖,有時連其「共通語」的資格或功能都受到否定.過去獨裁者所沾沾自喜的「國語運動」的「豐功偉業」可能變成「瘋狂罪行」,「國語運動」的激烈手段變成「母語運動」者攻擊的口實.目前台灣就是這樣的局面,所謂「大中國國家意識」開始滑落,而「台灣意識」逐漸抬頭,帶動以「母語運動」對抗「國語運動」,於是造成語言的大混戰.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