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ethnic group）經常被視為：「同一種族或民族，分享一共同和特殊文化的一群人。在部落社會裡存在著一群一群具有共同文化特質與祖先來源的人，人類學家於是指稱此一「自然存在」的群體為「族群」。族群強調文化的作用和影響，「種族」則著重在生物學和遺傳學的作用。因為縱然族群擁有獨特的文化特徵，但族群成員通常會強調彼此共同的血緣或祖裔來源。許多人類學家認為，如相同的語言習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是區隔人群形成不同族群的主因。
Barth指出，人類學早期傳統的論點有如將族群簡化為，一個族群=一個文化=一種語言=一個社會=一個單位。張族群的重點，應在於族群的邊界（boundary），而不是邊界所圍繞其內容的社會文化特質。其認為傳統人類學家過度強調「文化差異」對區辨「族群差異」的重要性。早期的人類學者因為沒有釐清族群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經常陷於以文化特質來定義族群的邏輯裡，導致許多人類學家積極地尋求不同的文化特質，以之說明不同族群的差異，使得族群差異看起來像是一張張不同的文化目錄表。其表示，不同的族群之間存在著一族群邊界，族群的「邊界」就像是一個「容器」，能容納不同的社會文化，人們可以在邊界流動，但邊界仍然會存在著。族群界限的維繫，往往只需要一些文化特質即可，而不必大多數的文化特質都保留下來。簡言之，Barth最大的貢獻在於釐清族群與文化的差異，提出族群「邊界」的分析概念，並指出族群邊界是在互動的社會關係中產生。
Narroll主張，族群是一個具有下列特質的人類群體：（1）構成一個溝通和互助的領域（2）在生物學方面基本上是自我延存的（3）共享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念，這些觀念藉文化形成之外顯的一致性而表現出來（4）有一種成員身份，成員藉此認定自身，並為其他人所認定為構成一個類別，該項類別能與同一秩序的其他類別相區別。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族群認同的爭議主要是在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與根基論者（primordialists）之間。
Edward Shils，Clifford Geertz，Harold P. Isaacs與Charles Keyes等被稱為「根基論者」的學者認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於根基性的情感依附（primordial attachment）。Geertz指出，對於個人而言，這種根基性的情感來自於親屬傳承而得來的「既定資賦」（givens）。一個人生長在一個群體中，他因此得到一些既定的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因此他與群體中其他成員由一種根基性的聯繫凝聚在一起。但是，根基論者並不是強調生物性傳承造成族群，也不是以客觀文化定義族群。相對的，他們相當注意主觀的文化因素。譬如Geertz強調，他所謂的既定資賦是主觀認知的既定資賦。Keyes亦認為，造成族群的血統傳承，只是文化性解釋的傳承。
另一派被稱為「工具論者」的學者，如Leo A. Despres，Gunnar Haaland及Abner Cohen等，基本上將族群視為一政治、社會或經濟現象，以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工具論者，有時亦被認為況遇論者（circumstantialists），因為他們強調族群認同的多重性，以及隨情勢變化的特質。對於所有的人來說，這都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故其認為族群認同是多變的、可被利用，也是隨狀況而定的。
無論是客觀與主觀論，或根基論與工具論，都不是完成對立而無法相容，而事實上各有其便利之處。客觀論指出族群可被觀察的內涵，主觀論描述族群邊界；根基論說明族群內部分子間的聯繫與傳承，工具論強調族群認同的維持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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