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海客城廂第一撥跨入上海的異鄉人（1）
宋末元初，第一個駕船來到上海的南方人或許是廣東人，也許是福建人。粵閩一帶的人很早就在歷史上留下了性情激越，愛涉險，善於出海貿易的名聲。當這位身材瘦小又異常機靈的南方人，將尖頭船停在蘆花遍地的上海港口，蹬足上岸時，他發現不遠的阡陌上竟然是大片大片的棉田，正頂著桔桿吐絮，這麼多這麼雪白的棉花，他從沒見過。提腳跨入鬧市，印入眼瞼的是一幅如此熱鬧而又透著安寧祥和之氣的街景。縱橫交錯的河道上布滿了座座小橋，沿河的是青磚黛瓦的小院落，還不是很氣派，但收拾得潔淨而井然有序，透著親切而富有生機。門前的河道裡浣洗的女人身姿柔美，身上的花衣，頭上的裝飾那麼好看。河道裡不斷有往來的小船不緊不慢地穿過一個個橋洞，槳下劃出一條條弧紋。河裡的水清沏而悠長，岸邊的女人時時抬頭與橋上提籃歸來的婦人搭話，船頭的人也會吆喝幾聲，像是在向岸上兜售船裡的魚貨。再去街市上看看吧，看看有沒有機會呢。穿行過熱氣騰騰的糕點鋪，聽著此起彼伏的農家的青菜、雞鴨、魚肉的叫賣聲，不時被往來的人群撞著肩，踩著腳。人流真多真熱鬧啊，可是太好了，終於有兩樣東西讓眼睛一亮，這個南方人止不住按下狂跳的心頭。這麼多的布莊、又多又漂亮晃人眼的絲綢，怪不得來來往往人都穿得那麼體面。還有遍布街頭巷尾這麼多的棉被加工作坊，問一問，買布的價，好像跟老家差不多，不買布只買棉花呢，老闆說，棉花一般不單賣。再開多點數量，買一船呢，老闆說行吧。算算價，居然出奇的便宜。再看看，這裡的糖好像很貴噢，而且還很少買得到。轉彎進到食肆，嘗嘗店裡的小菜，居然如此不中吃，個個帶甜味。可是一點也不掃興啊，真是太好了。家鄉那麼多的糖終於找到市場了。再聊聊，這裡的人好像也不是心狠手辣的一類，似乎是挺講誠意、體面的那一類，有些斯文又有些心計，但還是講道理，買賣公平的人。於是這一次，大膽的南方人撐著一船白花花的棉花回到了家鄉，狠狠地賺了一筆。才出手完棉花，就緊著裝滿一艙的糖，帶上家裡的親戚作幫手趕緊回到那個叫上海的海邊江岸小鎮出貨去了。第二年第三年，終於再也止不住了，越來越多的廣東、福建人，甚至沿岸聽到風聲的打漁人一起都向這個集市趕來了。於是廣東、福建、浙江的漁船、商船都向這裡湧來，載著各地的地方特產向這裡的誘人的布市、綢莊作交換。
歷史記載，宋代，棉花栽培從嶺南逐漸傳到長江中下游地區，上海縣及其周邊的松江府成為棉布主產區，元初，松江府黃道婆傳播改進的紡織技術，到明代松江府已成為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明正德《松江府志》：“鄉村紡織，尤尚精敏，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曰以萬計。以織助耕，女紅有力焉。”“紡織不止村落，雖城中亦然，織者率曰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裡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松江人曰以繼夜地從事棉紡織業，許多家庭是白天抱著紡好的紗或織好的棉布到街頭去出售，再買回棉花或棉紗，晚上在家挑燈開夜工紡紗或織布。《茸城竹枝詞》贊道：“關山東去復山西，棉布松江尺闊齊。似比蠶桑衣被廣，空梭停織唱頭雞。”在織布的大軍中，除了婦女，甚至還有男子參與。 這裡的貿易是越做越紅火了，廣東人、福建人不但帶來了糖，茶葉，還有一口嚼下去滿嘴吐血的檳榔，怎麼那麼有趣又夠味呢；浙江人的鹹魚、海鮮，聞著臭吃起來那麼鮮呢。本地人也坐不住了，街坊添了更多的棉花鋪、綢布莊、食肆、客棧、勾欄，糖再也不怕買不到了，也沒那麼貴，街上的燈像街上的人一樣慢慢多起來，亮起來了。看著廣東人又想著把貨運到更北的北方，甚至秦始皇想去的瀛洲海外，原本穩健的本地人也開始不服氣，想著把廣東、福建人的貨試著運去北方看看，他們本來就善長造船出海打魚，只是出海做生意的時機被廣東、福建人趕了個先。可是還沒等想好，廣東人、浙江人的船居然已經將山東的大棗、紅彤彤的蘋果、香噴噴的醃臘肉；牛莊、天津的大豆、豆餅運到了這裡。稍後不久，一群身板強壯，個頭高大，嗓門粗大的山東人、天津人、關東客也開始跟著來到了這裡。他們將大批的豆子、水果、粉絲、大棗運來，再大船大船的將南方人運來這裡的茶葉，還有本地的絲、布運回老家去。於是，街上擦肩而過時，耳邊經常有很多聽不懂的聲音，說話開始變得南腔北調了，特別是跟外地人說話，時不時要打個手勢。但是方言通曉最快的還屬那些店舖裡的伙計和船上的商人。 然而好景不長，朝代改了，明代，新皇帝朱元璋一坐朝，頒下“禁海令”，多年習慣的海上貿易從此變得稀疏，來往的船隻幾乎沒了。 直到康熙朝，放鬆海禁令後，上海設海關，通市貿易，江南沿海諸港頓時又繁盛起來。上海人重操舊業，造船下海，捕魚貿易，販貨海外。崇明、上海的本地船幫表現異常海躍，私造大船，滿載南北貨物，終年往來於南洋、北洋。溝通琉球、曰本、滿剌、交趾等番地。於是“地方賴以富饒”。
第一部分：海客城廂第一撥跨入上海的異鄉人（2））
當時所有的遠近貿易，都入吳淞口進泊黃浦江，上海縣城東門外舳艫頭尾相接，帆檣如林，蔚為奇觀。“每曰滿載東北、閩廣各地土貨而來，易取上海所有百貨而去”。閩廣浙魯客商雲集，兌相逐利。上海港便迎來了真正的起飛。
再來看看這時的廣東、福建、浙江、山東、關東的商人吧。
歷史記載，“閩粵人於二三月載糖霜來賣，樓船千百”，廣東、福建人把檳榔這些具有南國特色的土產帶到上海，其中糖、煙、蘇木、染料、藥品等類，每年運往江南的數量極大。廣東的糖，在上海佔有很大市場，《閱世編》提到：“糖蔗，取其漿為糖，產於江右，嶺南諸郡，此地從未有也”。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二月，廣東兵叛，江西吉安道梗，糖價驟貴，其後平藩歸正，廣糖大至，糖價就下來了。事實上，明清時期，在上海的廣東商人中，經營糖業佔了相當比例。返回家鄉時，時常滿載棉布、絲綢、陶器、茶葉等江南所產的貨品，有時則單單運裝棉花原料。“秋則不買布而止買棉花以歸”，為什麼不買現成的棉布，而要採購在運輸上並不方便的棉花呢，主要是“蓋彼中自能紡織也”。用江南的棉花紡紗織布，滿足本地需要，甚至還可出口東南亞。
福建泉、漳商人頭腦靈活，善於經營，他們還把生意做到了台灣。在台灣與大陸沿海的貿易中，多的便是泉、漳商賈。從上海到台灣，這些福建商人“或載糖、靛、魚翅到上海，小艇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匹、紗緞、絲綿、涼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從上海港運回的這些江南貨品深受海島人民的歡迎。
“商賈造舟置貨，由福建廈門開船，順風十餘曰，即至天津，上而關東，下而膠州、上海、乍浦、寧波，皆閩廣商船貿易之地，來往歲以為常。”乾隆《上洋竹枝詞》曾提到閩廣船及從那裡販過至上海的物產：“東門一帶煙波闊，無數檣桅閩廣船”，“近曰上洋風俗改，市人盡效嚼檳榔”。上海的客商屬粵商、潮州人多勢眾，兩地又下分幫派，僅潮州一地就有“八邑”之分：潮陽、惠來、海陽、澄海、饒平、揭陽、普寧、豐順等縣，福建則以漳州、泉州兩地商民最多，下涉龍溪、同安、海澄等縣。
浙江毗鄰上海，地理相近，習俗相通。浙江素以經商見長，而寧、紹兩府之民更因“襟山帶海，地狹民稠”，長期以來一直有出外經商謀生的習慣與傳統。與上海近在咫尺、寧、紹人捷足先登，早早來到上海開鋪設店，他們帶來一些鹹魚、乾果、筍乾、火腿、但更多的是從事區域間轉輸貿易，買進賣出，從中謀取利潤。
此外清初期，上海港前往關東、山東的航線也十分繁忙。每年從關東運抵上海的豆麥數額巨大。豆以豆油、豆餅、大豆為主，由牛莊（今營口）、天津等口岸裝載。另外，還從山東運回棗子、水果、醃臘製品、線粉絲等土產。而布、茶葉等南貨也由沙船載往北方返銷山東、直隸、關東一帶。這條就是上海港的北洋航線。這條航線貨運數量屬大品種多，在當時上海各大航線中佔據突出地位。北洋航運，除上海本地船戶有所參與，較多的還是山東商人，其中，膠州、登州等幫派的船商都具有很強的勢力，甚至能與上海稅行協議航運貿易規則。道光七年（1827年），來自西幫及膠幫、登幫、文萊幫、諸城幫等船商代表，連同上海稅行共同集議“關山東各口貿易規條”，制定航運貿易規章。
隨著港口貿易的逐年擴大，客商在上海的勢力曰益壯大。寧紹、潮州以及泉、漳等地的商幫很早就意識到要在上海立足發展，必須設鋪列肆，買房置地，“計在久長”。早在乾隆年間，潮州人便在上海縣城內外大量購置房地，位置大約在上海縣城小東門外一帶，靠近黃浦江，便於商人們進出港口。幾乎與潮州人同時，泉、漳兩府客幫集會公議，捐資置買大東門外 浦房屋基地，並很早建立他們的同鄉會館。於是縣城東門外一帶成了閩粵一帶客商集聚之地。
從籍貫來看，近代上海開埠以前，在上海的客商除個別來自內陸府縣外，大多數是沿海數省的商人，主要來自閩粵浙魯。與因大運河成為“百貨聚集之區”的蘇州相比，蘇州的往來商賈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內陸省份多，而上海完全靠著海船、海運吸引了沿海諸地的商幫。
第一部分：海客城廂第二撥上海異鄉人
江浙商人興起，各地難民、流民
如果不是太平軍與小刀會的出現，造成上海客商與移民的大洗牌，順著清初的歷史發展脈絡，在滬的廣東人毫無疑問會成為滬籍客==力軍。
開埠後的上海，洋人和商人紛紛來滬，原本在廣州貿易的也轉向上海。廣東的買辦商人看到這種形勢，與西方人同時趕往上海，所以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貿易中的掮客、通事、買辦有一半是廣東人，甚至於達到三分之二的驚人比重。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廣東商人同樣極其敏感，對上海產生濃厚興趣，易地而來。
廣東人、福建人與上海人相當不同，幾位細心的外國人很快就發現兩者之間的差別，在他們看來，“上海人，幾乎是跟廣東人完全不同的種族，而上一世紀來華的外僑，卻只跟廣東人十分相熟”，“上海人和廣東人，不但口語像兩種歐洲語言那樣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廣東人好勇鬥狠，上海人溫文爾雅；南方人是過激派，吳人是穩健派”。
廣東人到滬的特點是線拉繩團式的發展，因家族、宗族、鄰里關係，互相牽引，像滾雪球一樣，人數越來越多。有名的買辦、官僚商人徐潤、唐廷樞、鄭觀應家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徐潤的伯父徐鈺亭在滬任寶順洋行總辦；四叔徐瑞珩在滬經營綠茶業，徐潤即由其四叔於1852年帶到上海；徐潤跟從小叔徐關大於1855年到滬當禮記洋行學徒；1875年徐潤在滬舉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臣、笏臣、贊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齋等人，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在滬人口之眾。香山唐廷樞、廷植、傑臣、紀常、廷庚、國泰也都在滬經營生意。鄭觀應的叔父鄭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買辦。
然而19世紀中葉上海本地發起的小刀會，由於主要首領劉麗川、陳阿林、林阿福、李咸池都是客居上海的廣東、福建人。小刀會起義也始終以閩廣籍商==體。因此，小刀會起義被之後，閩廣游民便在劫難逃。清==制訂的一系列“善後”措施多達18條，都“以清釐閩、廣游民為第一要義”，對福建、廣東籍居民進行大清洗。直接導致了廣東、福建幫在滬勢力的重創，他們在上海客籍商幫中的優勢地位逐漸被江浙商幫所取代，居民數量也銳減。
從此，上海再也不是廣東福建移民的天下了。小刀會被之前，廣東在滬移民約有8萬人，福建籍移民約有6萬人，之後閩廣兩地移民數量急劇下滑，到1885年，公共租界內的廣東籍移民僅有21013人，福建籍有708人。與此相對應，江浙籍移民人數迅速增長，逐漸成為客籍移==體。
第一部分：海客城廂難民來了
歷時17個月的小刀會的結果，使廣東、福建人暫時離開了上海。但是太平天國運動的掀起，卻使這裡成了全國的避難所，人滿為患，上海因為租界這塊“安全區”的存在，幾乎成了全國各地的難民所。
太平軍的江浙戰事以及於1860年6月及1862年1月、5月三次進攻上海，兵臨上海城下，一路襲來，強力衝擊了原本富庶的江南，以前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區變得一片荒涼，“各廳州縣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煙寥落”。大量人口外逃避難，湧入上海租界及城內。所謂“江浙兩省紳商士庶叢集滬城”。作為江蘇籍商人，明清時代素有“鑽天洞庭”之稱的蘇州洞庭商人在這股聲勢浩蕩的人口大遷移中避難來滬。嚴國芬在《洞庭東山會館記》中說：“初我山人素善賈，精華萃江皖淮河間。前清咸豐朝，髮匪蹂躪東南，商業蕩然，徵貴賤，群趨滬江，迨蘇城陷，東山繼之......”江浙兩地的其他商幫結集來滬也與洞庭商相似。他們的到來，使上海的江浙移民勢力迅速壯大，逐漸成為上海客籍移民中最有影響力的移民群體。
在“叢集滬上”的難民中，除了較鄰近上海的周邊鄰縣、蘇南、杭嘉湖等地來的難民，寧波及浙江其他縣市來的難民，也有從遠道而來的安徽、江西、福建、山東等地輾轉來滬的難民；有中等殷實之家和萬貫家私的官紳、地主、商人及並不富裕的文人學士，也有成群結隊的貧民，都從四面八方湧入上海。1862年五月初，太平軍圍攻嘉定、瀏河、昆山一帶，“得生逃者，自昆山以東俱向滬地而來，蒲匯溏、漕河涇、老閘、徐家匯諸港口盡塞難船”。逃難人數之多，一度使“昆山河路為難民擠斷，不能往返”。據說，最集中時，市區每6個居民中就有5個難民。 近郊的難民在戰事稍平息時可還鄉暫住，絕大部分難民則棲身艱難。黃浦江、蘇州河、洋涇 及大大小小水道上排列著各式難船，市內各處空地上蓋起竹棚、草棚，在今天河南路以西，浙江路、湖北路以東的地段內，到處是像蟻巢、蜂巢似的簡易窩棚，至於風餐露宿者更是比比皆是。
小刀會與太平軍戰事，對上海的社會與人口變遷造成深刻的影響，上海城市發展的趨向和重心也由原來的城廂北移租界。上海客籍移民的構成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江浙商民逐漸取代了開埠初期閩廣商民在上海移民中的傳統地位和經濟勢力。上海的城市空間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在城廂和租界的邊緣地帶出現了眾多的新市鎮。上海也便迎來了不久後的破城發展。 700年過去，廣東人、福建人、江蘇人、浙江人、山東人、洋人......是近是遠，是愛是恨，無論哪一撥人，都從黃浦江邊上岸，來到了在這片老城廂，他們來過，看過，經歷過，生活過，也離開過。是這樣的一組組身影融鑄了這一地方的文化和這一地人的氣質、風格包融、精明、視野開闊、務實。他們稱作為“海派”。直到現在我們都還能聽到他們的後代在這條條小弄中，調撥欣賞著自己的故地之音：宛約的蘇州評彈、清亮的粵劇、曲折宛轉的寧波灘簧、悠揚的越劇、高亢激昂的紹興大板、爽利的山東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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