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林金川

　　歷史文化名城泉州是中世紀世界最大的貿易商港之一，曾與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友好文化經濟往來。泉州與日本關係更奇特，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因緣。
　　

　　一．泉州與日本是華夏文化衝擊本源上兩個流向不同的斷面

　　１、泉州對古代中原文化的完整保存
　　
泉州，禹貢揚州之域，周為七閩地，春秋為越地。《漢書》載：“秦並天下，以其地置閩中郡。”陳勝起兵，秦皇几十萬嶺南大軍瓦解，部分戍卒黔首逃入閩止於泉，在與自然環境和當地閩越族人的鬥爭中，定居泉州的中原人把他們心目中最勇敢善戰威名顯赫的章邯奉為保護神，因而現在泉州周邊鄉村的“境主”中有個章邯。泉州九日山下的延福寺建於晉太康九年。南安廟下村發現“晉太康五年立”的晉墓磚都說明西晉前泉州的漢人已不少。可見，中原文化對泉州的影響應溯至秦。
　　
西晉八王混戰，匈奴、羯起兵反晉。經歷一百多年大混戰的黃河流域空前混亂，經濟遭受嚴重破壞，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眾開始渡江避亂。西晉末，大批南逃的中原士族建立了東晉王朝及後來的南朝政權。黃河流域的文化亦移植到長江流域。
　　東晉中期，北方漢人再度大量南遷，一部分北方世族遷居晉安郡（泉州）。長江流域文化經濟發展接近黃河流域未破壞前的水準，閩江流域文化經濟也開始發展。
　　為鞏固東晉王朝，統治者實行了四條措施，其中

（１）東晉朝廷以中原士族為骨幹，南方士族作為東晉政權的一部分，士族間必須講洛陽話。
　　
（２）流亡士組保留原籍貫。隨晉元帝渡江的中原士族有百家，因此江東有“百譜”。
　　
《福建通志》載泉州雲：“晉人南渡，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晉江。”太康三年置郡名晉安，黃河流域的文化和先進生產技術大規模移植到泉州。范文瀾《中國通史》又云：“梁末大喪亂，晉安郡獨富饒安寧。”
　　西元５８９年，隋滅陳，得南朝樂器、樂工和“清商樂”。隋文帝承認和接受南朝華夏文化的正統地位，贊嘆“清商樂”是“華夏正聲”。
　　
唐末五代初，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朝三兄弟率壽、光二州中原人南渡來泉，統一閩疆，“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斂賦，遣吏勸農”。既發展生產又進一步奠定了中原文化扎根泉州的厚實基礎。
　　

今日之泉州無論是文化經濟抑或風土習俗諸方面都可看到與中原非常密切的鄉土遺跡。
　　
泉州木偶保留河洛唱腔； 梨園戲、高甲戲、南曲的晉唐藝術風韻猶存。河南有“少林寺”、“洛陽”，泉州也有一脈相承的“少林寺”、“洛陽”與“洛陽橋”。 六十年代閩南知青插隊閩西，當地客家人稱之“河洛人”講的“河洛話”。台灣至今仍有“河洛”的說法。泉州民居古厝和近郊山地無數門眉、墓碑都可看到河南、山西、陝西府郡郡頭名稱。

“泉州方言”是史學界證實的“華夏中古音”。泉州“南曲”被譽為“中原古樂活化石”。白刃先生說：“加如李白、杜甫還活著，能來泉州觀燈，我們可用閩南話暢談、用南音唱和，該多有趣呀！”
　　
總言之，晉人衣冠南渡之後，歷史上東晉、南朝、南宋政權偏安江南； 其中又有隋、唐統一後對華夏文化的重視和整理；王氏稱閩王；留從效割據；“海絲起點”刺桐港崛起後顯赫的經濟地位；統治階級一些安邦利民的措施；使泉州歷史上兵災相對較少，政治較穩固，人民生活較安定，文化和經濟繁榮昌盛，這都是有利於華夏文化在泉州扎根和完整保留至今的有利因素。

　　２、日本對古代中原文化的吸收
　　
《史記》《漢書》關於晉人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藥的記載，經中日史學界考證後亦非傳聞。
　　日本每年立春前一天的“節分”祭神活動，通過“灑福豆”和驅除由人戴著鬼的假面具的“鬼”，喊著“鬼出去，福留下”的號子，暗示了拆字謎“徐福”二字。這一天人們吃“紫菜包肉團”，用枸杞和沙丁魚驅邪避鬼等都隱含著“採藥打漁耕作”之意，都是紀念徐福所帶去的中原文化和先進生產技術。
　　
范文瀾《中國通史》云：“秦人避苦役流亡到馬韓（今朝鮮），與南韓土著卞韓人融合為辰韓，講秦韓混合語，文化最高；與相鄰的日本九州、奈良等地語言可以相同。中原文化和先進生產工具通過辰韓中的秦人傳到日本（倭國）”。可見，中原文化對日本的影響也應溯至秦。
　　
東漢、三國、南朝時期，日本朝貢頻繁。四世紀末，日本大和朝廷進攻朝鮮半島並建立“日本府”，大批“高麗奴”、“韓奴”連同中原文化一起帶進日本。這時的漢字被日本上層階級作為表音符號用于書寫記事。
　　
繼遣隋使小野妹子之後，唐朝是日本大規模吸收和移植漢文化的極盛時期。《日本歷史》雲：“西元６３０－８９４年的２６４年間，派出遣唐使十九次，成行十五次。”來中國的日本留學生、留學僧總數超三千。漢文化從五經、三史、曆法、九章、算術、音韻、藥典、書法仍至佛教各宗、儒學教義及至宮廷樂舞、樂譜、樂器等等；生產技術如唐製水車、唐　冶、唐?鋤、唐織、唐紙、唐繪等等全盤移植日本。
　　
日本的文化搖籃－－京都的城建也是模仿唐代長安的建築格局。又京都簡稱“洛”，自然分區沿用洛中、洛東、洛南、洛北之名。京都名勝“飛雲閣”、“金閣”、“銀閣”合稱洛陽三閣。
　　日本的吉備真備住學長安十七年，精通漢學，回國後取漢字偏旁製成“片假名”，使日本從此有自己的文字。平安朝空海和尚歸國後又仿漢字草書製成“平假名”，兩種假名一直沿用至今，稱“五十音圖”。
　　
隋朝陸法言的“切韻”，唐代孫愐的漢語韻母系統（唐韻），唐僧人守文的聲母系統也全部傳入日本。“燕樂”、“清商”移植後融合為日本現在的“雅樂”。“秦王破陣舞”和奈良朝出現的“破陣琵琶曲譜”也保留至今。
　　
總言之，從秦漢而唐宋，中原古音與華夏文化通過遣使和朝鮮半島大規模地、直接與間接地移植日本。作為島國的日本有史以來極少遭受外族劫掠，這是中原文化得以保存至今的有利條件。



二、“泉州方音”與“日本漢音”相通

　　日本漢字有“訓讀”、“音讀”兩種。“訓讀”指日本固有的讀音。“音讀”指漢字原來的讀音。“音讀又分三種：
　　（１）“吳音”：系日本平安時期（唐末至宋）傳入的中國南方音韻。
　　（２）“唐音”：中國宋代以後傳入日本，少用。
　　（３）“漢音”：據日本東京亞細亞大學王瑜著《現代日語口語語法》載，“漢音”是中國西北部的音韻，隋唐時傳入日本，作為準確的漢字音韻被廣泛應用。
　　
鑒于日本的吉備真背與空海和尚來中國長安學漢語，會過即創造“五十音圖”的時代背景是中唐，其讀音即今之“漢音”。“泉州方音”是晉唐時期晉人南渡定居泉州而固有的中原語音。二者的語音均出自於中古時期的中原音韻。
　　
“泉州方音”與“日語漢音”基本相同或相近，兩種語音是相通的，互相印證了均為“中方音”。



三、泉州與日本在歷史上的文化聯繫

　　１、泉州與日本的佛學文化住來
　　
唐揚州高僧鑑真大師東渡日本傳戒術建律宗，有泉州超功寺和尚曇靜法師隨往輔助。曇靜之後至近代和日本關係密切的泉州長高僧、“南山律宗一代祖師”弘一法師及其著作都對律宗弘揚日本起了重大影響。日本史藉《類聚三代格》、中國《唐大和尚東徵傳》可考。
　　唐泉州招慶院僧人靜、筠二禪師著《祖堂集》佛學研究一書是唐、五代的作品，是世界學術界的文物珍品，因兩地間的頻繁聯繫而傳入日本，至今仍完整保存在日本圖書館。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日僧慶政上人僑居泉州，歸國時帶回“大藏經”，對佛經及我國印刷術傳入日本起了一定作用。慶政上人又從泉州帶回伊斯蘭文字，稱“南蕃文字”，經日本人羽田亨與法國漢學家考證認定為古阿拉伯文詩歌，是古阿拉伯文遺留於泉州的古老珍品；同時證明“世界宗教博物館”泉州是日本外來語的重要渠道。
　　明泉州府僧覺悔於1628年率弟子了然、覺意東渡長崎，首建一庵祠天后聖母；1649年招聘泉州府僧安平人蘊謙為方丈，擴建廟宇，建立規模宏偉的長崎福濟寺。
　　
明末清初，福清禪師隱元應日本長崎興福寺住持逸然之邀，在泉人鄭成功的幫助下，率以泉州弟子為主等20多人東渡日本。先後在長崎、大　傳授臨濟宗的禪學思想，推動日本禪宗革新。隱元在京都建造寺院名為“黃檗山萬福寺”；在江戶開創日本佛學新宗派??“黃檗宗”。泉州開元寺僧木庵禪師隨隱元同行，扶助隱元開創“黃檗宗”，是第二代祖師。《黃檗開山國師傳》云：“黃檗山第二世木庵、第七世悅山、第十一世獨文、十八世大鵬正鯤都是泉州僧人。“黃檗宗”一派對日本佛學有重大影響。

　　2、泉州雕刻藝術對日本的影響
　　
泉州石雕、佛雕工藝名揚中外，早在唐代就傳入日本。跟隨鑑真大師東渡的一百二十多名各類技工中有不少泉州著名的雕刻工匠。鑑真在日本所建造的唐招提寺大部分石、佛雕刻是泉州工匠的藝術結晶。
　　
規模宏偉的長崎福濟寺、京都黃檗山萬福寺遍布了泉州雕刻藝人的心血和汗水。隱元建造萬福寺，特請泉州佛工范道生雕塑佛像??觀音、彌勒、十八羅漢、韋馱天、伽蘭神寺。日本不少廟宇、神社的仿唐石燈籠都是泉州工匠的藝術珍品。
　　尤其是“石敢當”和“風獅”更是泉州與琉球兩地常見的民俗風物。日本東京大學門上秀睿教授來泉訪方，他確信沖繩石雕已經在泉州找到了源頭。

　　３、泉州與日本的“弦管”和“曲牌”
　　
泉州南曲被譽為“中國音樂的根。”“南曲”又稱“弦管”、“南樂”，主要樂器由“橫抱式琵琶”、“三弦”、“二絃”、“洞簫”、“檀板”組成。日本也叫“弦管”。日本紫式部的世界古典歷史名著《源氏物語》就有“弦管”的描述。
　　泉州南曲的洞簫長度與唐代洞簫長度一樣同稱“尺八”，日本也稱其洞簫為“尺八”。日本專家為其“尺八”洞簫尋根數十載，踏破鐵鞋無覓處，好不容易才在泉州發現了。他們宣布：“終於在泉州找到了日本尺八洞簫的根”。
　　
《大日本史．藤原貞敏傳》記述：日本音樂家藤原貞敏曾任“遣唐使準判官”，他來中國曾跟長安劉二郎學琵琶，“未幾，殆盡其妙。二郎重授譜數十卷，以女妻之……二郎贈以紫檀、琵琶各一張，貞敏持歸，終為朝廷重器。” 可見這紫檀、琵琶、曲譜與泉州南曲樂器、樂譜同樣有著源出一轍、千絲萬縷的聯繫。
　　
被譽為“宋元南戲活化石”的泉州梨園戲與日本都保留唐代《裳羽衣舞》這套曲牌。梨園戲《陳三五娘》又名《荔鏡記》的明嘉靖刻本至今仍完整珍藏在日本東京千葉書屋。
　　
“東方古老藝術瑰寶”泉州木偶是唐宋傳統藝術最完整、最精湛的一大劇種。泉州與日本的木偶結緣於《盂蘭盆經》，這一傳統藝術隨著釋道一同進入日本，日本稱泉州木偶是“亞洲最古老、最優秀的藝術。”
　　
1987年9月，以宮本大刀夫為團長、矢野洋三為顧問的日本木偶藝術代表團到泉州參加中國泉州國際木偶節，其後雙方多次交流互訪，重現和發揚了這一方老藝術的精華。80年代以來，泉州木偶應“日本國立東京文研所”、“木偶劇中心”之邀多次在東京、大　、神戶等十幾個縣市演出。“日本目蓮傀儡研究會”出版《泉州目蓮傀儡調查研究會論文集》對泉州提線木偶進行專題研究。

４、泉州南少林與日本空手道、方武道
　　
中國少林北有嵩山，南有泉州。少林南禪宗于唐開元年間在泉州發展，南少林武術成為中國武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禪宗少林拳術至宋又得益于宋太祖趙匡胤。北宋亡，南宋偏安江南，“海絲起點”泉州繁榮的商貿經濟成為南宋朝廷的重要支柱而上升為南宋--“陪都”的地位。“南外宗正司”三千多宋室皇族子由鎮江遷居泉州，“太祖拳”更是代代相傳、風行不息。少林把禪和武術結合在一起，日本的武道也是通過禪的形式形成其武道哲學，禪與武道在精神上融為一體，全部體系均脫胎於禪宗少林。
　　
號稱“俞龍戚虎”的泉州一代名將俞大猷回傳拳術發揚北少林。俞及其師、趙氏南外宗後裔趙本學所著《劍經》、《兵法發微》、《趙注孫子》和南少林拳術拳術于歷年間傳入日本，對日本武道的形成影響極大。

“相撲”一詞為泉州方言，源于中原；《集韻》曰：“撲， 擊也。”日本也叫“相撲”，由擊鬥演變為一種體育運動形式。日本“空手道”定名於1935年，以擊、打、踢三種基本技術為核心，構成空手的各種攻防技術，前身稱“唐手”或“那霸手”，是古沖繩的護身術，來源於俞大猷和鄭成功海上武裝的泉州南少林武術。
　　
1984年以來，“日本剛柔流空手道訪問團”、“空手道代表團”多次專程來泉與南拳師、白鶴拳師進行武藝交流，他們宣布： “發現日本空手道源於泉州”，“在泉州找到日本空手道的根。”
　　1987年6月，日本沖繩“傳統古武道保存會”會長仲本政博到泉州尋訪少林遺址，他們確認日本傳統古武道是從泉州傳入的。

　　５、鄭成功與日本
　　
民族英雄鄭成功，泉州人。其母田川氏系日本平戶市人。鄭出生於日本，七歲歸國。唐王賜姓後其母回國，胞弟留居日本。鄭成功復台前後與其胞弟書信物件聯繫頻繁。鄭逝世後其子鄭經曾二次在日本鑄錢。
至今，日本仍保留鄭成功的廟碑和紀念物件。日本著名作家近松編寫劇本《國姓爺合戰》在日上演，歌頌鄭氏父子。數年前，在一位日本教師家中發現了鄭成功寫給胞弟七左門衛的條幅墨寶。日本平戶市長亦給鄭成功家鄉寄來鄭成功胞弟在日家族血緣圖，其繁衍在日本的侄孫已有十二、三代，分居于平戶、橫濱等地。

　　6、泉州“普度”與日本“盂蘭盆會日”
　　
《盂蘭盆會》源於天竺，唐代武則天分送《盂蘭盆經》，對泉州和日本都有重大影響。 泉州木偶《目蓮嘉禮》取材於《佛說盂蘭盆經》，泉州“普度”也源於《盂蘭盆經》和《盂蘭盆會》。
　　《泉州府志》載：“中元祀先，寺觀作盂蘭會（俗名普度）。”自古而今，泉州每年陰曆七月是“普度月”，該月中的每一天，古城各鋪各境依序輪流，家家戶戶秉燭焚香燒紙錢，鳴放鞭炮大擺宴席敬神祭祖。陰曆七月十五，泉俗語稱“七月半節”或“鬼節”，家家戶戶各具齋供祭席於大門口祝祀傳說中無家可歸的孤魂散鬼。其熱鬧氣氛不遜於除夕。
　　
日本每年陽曆八月中（陰曆七月）也祭鬼神，他們不叫“普度”，而稱為“盂蘭盆會日”，這個節日全國放假，人們回家拜神祭祖，其俗與泉州同。

　　7、泉州與日本的民俗與神緣
　　
《北史倭》云：“倭俗皆文身。男女相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風。” 泉州人文身者其俗甚遠。至今泉州人以舊俗婚嫁時，新娘入夫家“必先跨火”之俗不可免。
　　唐宋至明清，隨著泉舶住返於日本、琉求，“泉州南建築”古民居的建築藝術大量引入日本和琉求。今之沖繩一帶仍可風到數量眾多的古民居建築依然保存著泉州南建築的藝術特色。
　　
唐宋以為，泉州府釋儒道三教並盛，逐漸揉合一體；宮觀廟宇星羅棋布，包括分靈海外者總數達數幾千座之多。僅泉州古城舊時三十六鋪七十二境，鄉衢埔境均有各自的“境主”、“鋪主”、“境神”，這是泉州有別於國內任何地方的唯一的、大眾性的、綿衍千載又奇特的“保護神”現象。
　　日本舉國也有這一大眾性的“保護神”現象。日本全國各地大到都府、小至鄉鎮無處不設“神社”， 從天、地、雷、電自然神到農、漁、財、藥雜俗神乃至各類民間神祗、先人靈位同奉一社，一年四季二十四節氣都有豐富多彩的祭神活動，其俗與泉州、台灣無異。
　　
其中最有力的史實是泉州道教神祗“媽祖”分靈琉求和日本。 元世祖詔封媽祖為“泉州神女”，元成宗詔封為“泉州海神”，元文宗欽敕泉郡天后宮為“閩南始發祥地。” 至明代，明太祖賜閩人三十六姓定居琉球規定：媽祖香龕由海船隨奉東渡琉球、朝夕膜拜。“媽祖”信仰伴隨泉州海上絲瓷之路東北線的延伸，遂於琉求、日本、高麗等地廣泛傳播。

　　8、泉州與日本的“麥飯石”奇緣
　　
國家認定的“健康寶石”--“麥飯石”是一種礦物藥石，現代科技監測其富含微量元素59種，其中人體必需元素18種，國際科技界稱其為“新的營養源”，廣泛應用于農、林、牧、副、漁、食品、醫藥、化工、釀酒、保鮮、水質淨化諸多領域。許多國家十分重視該產品的開發和應用。
　　“麥飯石”最早命名並見諸經典始於泉州古代著名科學家、北宋丞相蘇頌的《圖經本草》；繼而載於泉州著名醫學家南宋大理評事李迅的《集驗背疽方》；明代李時珍藉此載入《本草綱木》藥典中。這一千古藥石在中國本土失傳四百年卻傳入日本，被日本奉為至寶。日本生省於昭和五十六年十月批准麥飯石可藥用。日本有全國性的麥飯石研究機構，民間有無數個麥飯石開發應用研究組織。
　　
中國專家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日本友人家作客的偶然機遇中發現麥飯石的應用源於中國。麥飯石在中國的重新開發和應用，終於使這一健康寶石重新造福於民。
　　日本人丹波源於清道光六年著有《中國醫籍考》，全書８０萬字，收集了秦漢至清初的中國醫書２６００餘種，蘇頌和李迅的典籍也完整匯集其中，說明泉州醫學科技對日本的重大影響。

　　９．泉州與日本的海上聯繫
　　
泉州自唐而遠，由國內四大商港之一，躍居世界貿易大港的地位，呈現“市井十洲人，還珠入貢頻”空前繁榮的盛況。
史載：“日本文化經濟往來於‘中國東南沿海某地’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地方。”
　　《日報華僑志》云：“鎖國之前已有唐船入港……長崎是中日貿易唯一基地，多為閩籍……”
　　
“泉舶”是泉州特產之一。《泉南歌》頌：“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元史》云：至元十六年甲申欲徵日本……詔揚州。泉州四省造戰船６００艘，泉州承造三分一。“壬申年敕揚州、泉州等港造大小船３０００艘。”足見當時泉州造船業之發達。
　　
十六世紀日本造船技術仍很落後，海船“平底不破浪，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放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 ……福建商人改造日船，加貼重底，渡海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懼橫風、鬥風，行駛便利，數日及至也。” 自此， 日本造船業開始發展。



“陶瓷”是泉州特產之一，中世紀便遠銷世界各地。
　　
日本早稻田大學考察研究認定：“宋代青瓷、白瓷沿著‘海上絲路’一條支線大量輸往日本。京都陶瓷業正是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的。” 宋神宗時德化窖燒製大量的珠光青瓷、乳白瓷、碗、瓶、軍持、高腳杯、粉盒全部都由泉舶運往日本。 日本人加藤到泉州學習燒瓷技術，歸國後建“竄窯”，認德化瓷窯為始祖。至今，日本仍經常發現與出土大量的泉州 德化瓷器。
　　

《諸蕃志》載：“日本多杉木、羅木，長十四、五丈，徑四尺餘，土人鮮為枋板，以巨艦運至我泉貿易。”
　　茶是泉州特產之一。泉人栽茶、飲茶、鬥茶習俗歷史久遠。 泉州茶尤以南安豐州“石亭緣”、 安溪“烏龍茶”為著。
　　早於晉代豐州蓮花峰就有“太元丙子蓮花茶襟”（３７６年）的摩崖石刻。宋代又有“覽勝鬥茶而歸”的石刻記載。
　　
唐時，泉州曇靜法師率弟子、技工輔助鑑真和尚東渡時，就隨帶泉州茶種和飲茶習俗去日本，飲茶成為他們生活內容 的一部分。
　　宋代，泉州知府蔡襄所著的《茶錄》傳入日本、新羅和琉球。至明，跟隨隱元赴日的泉州弟子亦將泉州的功夫茶的“ 鬥茶”禮序帶到日本，以後逐步演變為日本的“茶道”。
　　早在北宋崇寧間，泉商李充二次取道朝鮮半島南端海面去日貿易。
　　
明嘉靖２６年，朝鮮國王給明王朝的文書說：“閩人往日易市為風漂至朝鮮，前後達千人以上。”
　　明嘉靖年間，日商與泉貿易十分活躍。 日商船數十只直來圍頭、白沙等沃等泊，四方土產貨如月港新錢、石尾棉紗、 胡絲、川弓等，各國商人雲集於市。泉州銷的產品有生絲、絲綢、陶瓷、鐵器等。”
　　《通航一覽》關於“唐船”的記載云：“來長崎的唐船，船頭多為泉漳人。”
　　
從《日本華僑社會的研究》明確記載著：“明治末期，東南船去日貿易額之大如：明治４１年長崎港對外輸出總額 ３７１萬日元的２２．６％由唐船經手。”
　　泉日兩地除了直航交流外，還通過琉球（沖繩）、韓國、慶元（寧波）、台灣加強聯繫。



“琉球”：明代“禁海”，泉州被限定“僅通琉球”，府設“來遠驛”，又稱“琉球館”，專司接待琉球名義實現雙邊貿易。
　　
蕃薯從國外引入泉州後，有琉球人來泉學習栽種技術並引進本土種植，其後又傳日本。明代泉州惠安盛產的檸蔴等特產由泉舶帶到琉球互市，泉人俗稱“做琉球”。泉人又從琉球引進花生品種栽培種植，泉人稱之“琉球仔”。清代餘正燮的《癸已存稿》日：“煙草最初由琉球商船從日本運閩再轉銷內地。”
　　
１９８９年９月，日本沖繩電視記者團採訪泉州三天，他們說：古琉球可以看到當地人民族譜中記載著先祖從泉州移 居沖繩（古琉球）的歷史。
　　《明史.琉球傳》載：“明成化二年，泉人李贄的光世易奄公作為僑居地使臣，率子琛引琉球入貢……”
　　明成化五年，琉球貢使蔡璟奏請明王朝曰：“祖父福建南安人，為琉球通事，傳至璟，攫長史，乞為製賜誥贈封父母 。”
　　可見，琉球與泉州的文化經濟聯繫亦非一般。上世紀末，泉州與古琉球國都浦添市結為友好城市，兩地交往更加頻繁 。
　　


南韓：南韓與泉州在歷史上的文化經濟聯繫有著異常密切的因緣。 南韓在泉日文化經濟交往中起著一種不可忽視的友誼橋樑作用；也是中原文化傳入日本的重要渠道。
　　
《高麗史》載：德宗二年泉商林藹等５５人，文宗三年泉商王易從等６２人來韓獻土物珍寶。
　　北宋熙寧二年（１０６９年），泉商黃真赴高麗貿易，國王款待於國賓館，並遣使隨泉舶來中國，恢復中斷４２年的兩國關係。
　　北宋元袥四年（１０８９年），高麗王子遣壽介為使，附泉州海商徐戩船來杭與宋通好。 事畢，杭州地方官蘇軾送壽介往泉州附舶歸國。蘇軾在《論高麗進奉狀》寫道：“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買賣……”
　　
《宋史》云：“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賈舶至者。”《雲麓漫紗》記述：“南宋時常到泉州貿易的外國商船中有高麗的海舶。”
　　
（１）　唐宋元時期泉舶赴日韓貿易，因種種不可抗拒的主客觀條件限制而定居。
　　
（２）　唐時晉安郡王林祿之後、泉州府唐九牧六房、邵州敕使林蘊的玄孫林八及於唐末避朱溫判亂之禍，由泉州惠安彭城東渡新羅，定居平澤，繁衍４０世，至今人口達１２０多萬。 韓國世界佛教成道會指導法師、大覺寺住持佛心大師林允華自１９９５年起五次來泉尋根所證實。
　　
以上兩點說明：泉州入韓先民帶去“中古鄉音”，與南韓本土人民經歷漫長的不完全的融合過程仍保留“鄉音殘餘”。
　　
（３）　南韓東部古稱辰韓，秦人從中原帶去的“河洛方音”經歷不完全的融合仍保留至今，稱為“閩南方言殘餘”。
　
試想“泉州方音”和“日語漢音”保留至今仍可相通，南韓為何不能呢？
　　
泉人居韓不但保存中原古音，同時保留著中原文化。１９９８年８月，韓國國樂協會率韓國電視台第四次來泉“尋找漢唐古樂－－南音發祥地。”
會長、漢陽大學音樂教授權五聖稱：“泉州南音無論是唱腔、咬字、樂律、譜式、樂器形製、演出形態等與‘韓國南音’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認為：“兩種音樂源出一轍，都屬於宮廷古典、高雅的宮廷音樂 ，是中原文化、漢唐文化遺存的藝術。”
　　


台灣：歷史上“台灣島”是泉州的“外府”是泉州政治、文化、經濟的延伸。 從泉人鄭芝龍開台、泉人鄭成功驅荷到泉人施瑯平台，台灣經歷三次移民開台高潮，泉漳二府閩南先民與台灣人口的８５％以上，其中泉籍人口佔４８％以上。
　　
“澎湖”歷屬泉州府晉江縣管轄。日本學者桑田六郎關於澎湖在泉日交往中的地位描述道：“澎湖地近大陸，向西可達西洋諸國，橫越台灣可達南洋諸國，往北可通日本，為航海要津，元末為轉販基地。”不論是台灣或澎湖，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末海峽封凍之前，兩岸如同前庭後院來往自由、暢行無阻，地緣、血緣、文緣、神緣、商緣一脈相承。可以說，日本與台澎的文化經濟往來仍然是與泉州的往來。
　　
《台灣通史》載：“鄭芝龍居台，其徒入山開墾,伐樟熬腦，配集日本以供藥料，其法傳自泉州。”又載：“庶糖貿易絕盛，北至京津、東販日本，幾為獨攬。”
　　
《日本華僑志》寫道：“江戶時代（明末清初），當時中日貿易幾乎完全掌握在鄭成功一族手裡，利用當時中國工業先進，生活水準遠高於落後的日本的地位，對日輸出大量手工業品如：生絲、砂糖、皮革、藥品、其他原料等……給日本經濟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　
　　
　　

四、結論

　　從泉州對華夏中古文化的完整保存，從日本對華夏中古文化的吸收這一史實中看到：兩地文化同出一源，泉日兩地數千里之遙，時間逾越千年。
時至２１世紀的今天，“泉州方音”與“日語漢音”仍然相同、相近或相似（包括南韓的“閩南方言殘餘”）；兩地方樂、神道、武道、茶道、民俗、民居之人文景觀驚人相似，說明泉州與日本源遠流長的文化經濟的歷史因緣不為時空所阻隔。
從中原到日本、中原到泉州、日本與泉州的海上聯繫這一歷史現象中，人們看到了三地之間存在著一個“幾何三角的滄桑史跡。”這一奇觀印證了：泉州與日本是華夏文化衝擊平原上兩個流向不同的斷面，如同軀幹斷為兩截的古木化石一般，其紋路和層次完全相同。
　　
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追根溯源，從“海上絲綢之路”上尋找兩地文化經濟密切聯繫的因緣，撩開了這兩個不同斷面的神秘面紗,終於發現泉州與日本（包括南韓）之間的文化經濟的歷史內涵非常豐富和珍貴，是一篇亟待深入發掘和研討的大文章。
　　

今天，日本在泉州找到了“尺八洞蕭”和“空手道”兩條根；找到了傳統“古武道”和“沖繩石雕”兩源頭；找到了“竄窯瓷器”的始祖。還有泉州“南曲”、“南戲”、“南少林”、“南建築”的“四南”景觀亙古及今在日本本土上以無以頑強的生命力閃爍著誘人的歷史光輝。兩地文化經濟因緣的喜人成果必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