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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晚赤道人－黄新聰
我2007年年曾三赴雅加達，參加慶祝母校- -印尼坤甸振強學校建校100週年籌備工作; 住在校友會主席許先生家裡。許先生原籍廣東揭陽，講潮州話。在他家裡，我們常用潮州話交談，他的印尼傭人- -司機、女佣和廚師往往神態訝異地注視我們的談話，有時還竊竊私語。這是怎麼回事？
一天，司機帶我外出，突然問我：「端（印尼語為「大人」，對上級和客人的尊稱）從中國來，怎麼會講坤甸話？」「坤甸話」印尼語為「印度尼西亞Pontianak」。我當時愣住了，什麼是「印度尼西亞Pontianak」？問他。司機答道：「端同大老闆平日講的就是`印度尼西亞Pontianak'!」我幡然大悟。他說的「坤甸話」就是潮州話! 一次，我去看望姑媽，同姑媽和表弟表妹等人用潮州話交談。回住處時，她家的司機開車送我，上車後，司機笑瞇瞇地問我：「Tokei （印尼語「頭家」，即老闆）的坤甸話講得很好，你們在中國是不是也講坤甸話？」
原來雅加達有些人把潮州話當成坤甸話。這不奇怪，雅加達的華人原先多為福建、廣府、客家人，講的是福建、廣州、客家話，很少聽到潮州話。1965年年的「9.30」事件時，蘇哈托政權以鎮壓共產黨之名，殘酷殺害無辜群眾，西加裡曼丹是重災區，數以萬計的華人慘遭殺害，十幾萬人因受迫害而流離失所，從西加裡曼丹各地逃難到雅加達、泗水等城市，於是雅加達的坤甸人多起來了，潮州話也隨之進入雅加達華人社區; 這些講潮州話的人都是從坤甸來的，因此當地居民就把潮州話叫做「印度尼西亞Pontianak」- -坤甸話!
坤甸是華人聚居的城市，全市50萬人口中，華人就有20多萬。華人中以潮州人和客家人為主，在商業區老埠頭通行潮州話，隔岸的工業區新埠頭則多講客家話。二戰前，坤甸華人社會分幫分派- -潮州幫和客家幫，幫派的劃分不是以地緣，而是以方言定格的。如歷史上為「潮州九縣」之一的大埔以及揭陽縣屬下的河婆（今揭西縣）籍居民講客家話，因此不屬潮州幫。為數不多的海南人和福建人因其語言同潮州話同屬閩南語系則講潮州話，歸屬潮州幫。同樣，講廣州方言的廣州、肇慶、四邑各縣以及廣西、江西省籍的居民因其語言接近客家話，都歸屬客家幫，講客家話。
潮州幫和客家幫很少有通婚的，子女也都各自到潮州人或客家人辦的學校讀書。直到二戰後，由於愛國主義思想的激發、進步思潮的衝擊和時代潮流的影響，在愛國僑領的倡導和廣大僑胞的支持下，坤甸華人社會分幫分派的局面才逐漸消失; 青年人崇尚自由戀愛，婚姻已衝破幫派界限; 學生也都就近到中華公會主辦的「中華公學」名下的中學和各小學讀書。學校還規定，教師和學生一邁入校門，一律講國語- -中國普通話。
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坤甸華人社會是封閉的，華人居住的地方都集中在一個區或街道，他們有自己的社交活動圈子，在華校讀書，很少同當地土著人交往，除了去「魚巴刹」、「菜巴刹」（「巴刹」即市場）買魚買菜，乘坐三輪車和撘乗來往新老埠頭的「舢舨」，需同當地土著人接觸外，都不講印尼話; 因此不少華人在坤甸生活了幾十年，還不會講印尼話。這在印尼是很獨特的現象。相反一些在華人商店、工廠或家庭做工當傭人的土著人，因生活在華人社會的圈子裡，不但聽懂而且還會講潮州話或客家話。這在印尼也是罕見的另一種現象。
1995年年，我首次回坤甸探親，那時還是蘇哈托暴政統治時期，雖然中印（尼）兩國已恢復外交關係，但當權者對從中國大陸來的人仍抱敵視態度，中國人成了貪官汙吏敲詐勒索的對象。我回印尼探親的「經濟擔保人」勸導我，在機場等公共場合儘量講潮州話，那些貪官汙吏便以為你是坤甸人，不便對你敲詐勒索。果然如此。一次，我們從雅加達乗飛機去坤甸，在機場過安檢關時，我和夫人故意講潮州話，安檢人員把潮州話當成坤甸話，向我們撘腔：「Purang Pontianak ？」（回坤甸？）答曰：「ya! 」便安然過關。後面兩人因講普通話，便受到盤問刁難，要他們打開皮箱檢查，雖未查出違禁品，但還是給了安檢人員相當於20元人民幣的「咖啡錢」，才倖然登機。
俗話說「潮州九縣，縣縣有語」，指的是潮州九個縣，每個縣都有各自發音逈異、腔調不同的地方方言。同樣都是潮州話，但潮安、澄海、揭陽同潮陽、普寧、惠來就大不相同。如「魚」字就有「他」， 「餵」， 「Hu」幾種讀音; 有的地區「豬肉」叫「豬ba」; 再如「新」字，各地有「辛」、「xing的」或「seng」的不同讀音。. 潮州話中沒有「睡覺」之詞，除了「午睡」外，無法書寫，有的入把「睡覺」叫做「yeng」，有的人叫做「「得到的」Uet」或。有的地方方言聽起來輕軟優雅、娓娓動聽，猶如聽潮劇《陳三五娘》; 有的聽起來粗口粗聲，如市井打鬧嘈雜之聲。但都自認為本縣的方言最標準最純正。
潮汕人通常都認為潮陽話最「huai」(讀第二聲，意為不純正)，而潮陽人又偏偏認為其它縣的潮州話最不純正，只有潮陽話最純正、標準。因此潮陽人常自詡：「潮州九縣，縣縣有語，獨獨我潮陽無語」（此處的「語」，指不純正的發音和腔調）。
1990年年新年伊始，我隨廣東新聞代表團訪問泰國，泰國華人報業基金會主席陳世賢先生元旦下午帶我們到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拜年。席間，上任伊始的李世淳大使向陳先生詢問泰國的華人情況，祖籍潮陽的陳世賢主席答曰：泰國的華人潮州人佔多數，而潮州人中又以潮陽人為多。陳先生接著又介紹潮州各地的方言，他不無自豪地說，潮陽話最標準最好聽，其它縣的潮州話都很「huai」）。他還講了一個故事，以證明自己的說法：泰國有些潮陽大老闆喜歡娶潮安「姿娘」（女子）做「細畝」（小老婆），當他們在商場失意時，便回家打「潮安細畝」，小老婆被打得哭哭啼啼，那聲音軟綿優雅，比戲曲更悅耳動聽，滿腹憂愁鬱悶的老闆頓時喜笑顏開，心情歡愉舒暢，精神振奮。陳先生的故事惹得舉座嘩然，笑聲四起。
坤甸的潮州話為潮州九縣何處方言，我未曾探討過。據說，坤甸潮州人以揭陽人居多，當地的潮州話應是揭陽話，但也摻雜著一些潮安話。我自小生活在坤甸潮州人族群中，聽慣了坤甸的潮州話。只要坤甸華人在一起講潮州話，我憑感覺便可認定他們是坤甸人。1992年年，我隨同羊城晚報代表團訪問新加坡，新華社資深記者楊木先生帶我去吃潮州小食，到了一家賣「五味湯」的小食店，老闆娘一開口，我就認定她是坤甸人; 一問，果然是二戰後遷居新加坡的坤甸華僑。1997年年我到杭州出差，在杭州西湖碰到幾位印尼老華人在遊湖，講的是潮州話。我對陪同的《杭州晚報》記者說，他們肯定是我的坤甸老鄉。一問，果然是坤甸人。「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他們在祖籍國見到了我這個坤甸人激動不已，互問對方情況，其中一位老人還是我父輩當年的朋友，沒想到一朝邂逅成相識。
2007年年重返坤甸時，我發現坤甸的潮州話又發生重大的變化，就是青年人在講話時的表情和語調有些近似印尼人，這可能是蘇哈托政權1966年年封閉華校後，學生都到印尼學校讀書，平日多同印尼人接觸，經常講印尼話所致。他們講的潮州話或普通話都帶著印尼語的腔調，如上個世紀40年代末期，我們譏笑那些從爪哇來的老師、學生講的普通話為「爪哇國語」一樣。但老一代人還保持著過去比較純正的潮州話。2007年年11月，在慶祝振強學校建校100週年的聯歡會上，一些年已古稀的老人以潮州話演出話劇、小品，唱潮州歌冊等，博得從中國內地和香港、歐美國家和地區來的幾百名振強學子交口讚譽，一些從潮汕地區回來的校友更為他們用純正的「府城話」演出驚嘆不已。
正如講英語的國家中，有所謂美國英語、印度英語、新加坡英語和南非英語一樣，坤甸的潮州話也有其特點，除了講話的表情、語調不同於國內的潮州話外，還夾雜著很多印尼話和外來語，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潮州話。
如坤甸人講潮州話， 「馬那」、「撘乾」、「打比」、「沙央」（即「那裡」、「怎麼」、「但是」、「可惜」之意）不離口。一些日常用語，如「工人」叫「估釐」， 「打工」叫「吃估釐」， 「工資」叫做「卡日衣」， 「退休」叫「吃班匈」， 「醫生」叫「鹿特」、「警察」叫做「俄巴特」、「警察局」叫「俄巴特寮」; 「汽車」叫「摩多卡」， 「貨車」叫「羅釐」， 「摩多車」叫「摩多比特」， 「空調」叫「阿些」; 「土豆」叫「乾當」， 「包米」叫「耶貢」、「豬肉」叫「豬巴」， 「牛肉丸」叫「牛巴梭」， 「魚丸」叫「魚梭」， 「礦泉水」叫「阿瓜」; 日常用的「肥皂」叫「薩文」， 「紙巾」叫「蒂殊」。
有趣事的是坤甸的潮州人，將所有的塑料製品都叫做「原子品」，如「塑料袋」叫「原子袋」， 「塑料桶」叫「原子桶」， 「塑料鞋」叫「原子鞋」。坤甸潮州人將「動腦筋」或「考慮問題」說成「行腦」或「行行腦」; 批評人家不動腦筋，說此人是「蝦頭」或「柴頭」。「柴頭」容易理解，至於「蝦頭」，據說印尼人認為「大蝦的頭裝的全是屎，因而不會思考問題」，故有「蝦頭」之說。粗略統計，這些非潮州傳統用語，幾乎佔了坤甸潮州話的10%以上。難怪有些坤甸潮州人回家鄉探親，家鄉人總要說，你們講的潮州話並不「huai」，但有些話我們怎麼聽不懂？!
資料來源 ： 羊晚赤道人 http://hxc1933.blog.ycwb.com/735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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