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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語言學家 余志鴻
2009年03月06日
自人類誕生后，由於生存和交際的需要，不同人類群體分別形成各自的信息交流符號系統，在此基礎上，又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語言與民族產生的時序性可表述為：人類——語言——民族。語言是民族的特征，是民族的依托，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基礎。
民族間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交流,都離不開作為基本手段的語言。從語言類型學角度觀察，上古漢語中存在眾多難以解釋的語序、語法和詞匯現象，顯然是上古時期中原地區族群與周邊民族接觸和相互影響的結果，這說明自古以來，中華大地就存在著多民族交融和混合的事實，而民族間的交融和混合也直接促成了民族語言的發展。
探討語言與民族關系之間的互動，將有助於正確定位語言關系，推動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
古代漢語的構成與發展：古代漢語並不是一種純一的語言，而是多種語言的混合體
余志鴻（以下稱為余）：從名詞短語的語序上說，上古漢語的修飾成分在核心詞的后面。比如中原叫“原中”，中國叫“國中”，蝗虫叫“虫蝗”，濮城叫“城濮”，農神叫“神農”，當時都是顛倒過來的，有點兒像現在南方人說話——比如福建人叫台風為風台，日歷叫歷日，拖鞋叫鞋拖。修飾成分一般都在后面。古代漢語比較長的定語一律是放在后面的，跟英語相類似。比如古漢語中的“楚人有吹簫於市者”，這是講伍子胥逃難的事，意思是有一個在街頭吹著簫的楚國人。“有吹簫於市者”相當於英語的定語從句。此外，動賓結構也是這樣，古代有相當部分動賓結構是倒置成賓動結構的。如“姜氏何厭之有？”意思是姜母“有何厭”？（有什麼滿足的？）包括古代遺留下來的許多成語，也是語序顛倒的，如唯利是圖（唯圖利）、一以當十（以一當十）等等，句中“之”“是”“以”等相當於日語的賓格助詞。
可見，古代漢語的這種語序和現代漢語是不一樣的。那麼，為什麼古代漢語會產生這種語序顛倒的情況呢？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另外，古漢語中有許多詞是多音節的，如表示年份的“攝提格”，表示老虎的“於菟”，“攝提格”和“於菟”從文字本身來講是沒有任何具體含義的，這就說明這些詞肯定不是漢語的。那麼它們是從哪裡來的？所以很自然地想到這可能同少數民族的語言有關系。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古代漢語中有很多詞語是從少數民族語言借用過來的？
余：是的。古代漢語並不是一種純一的語言，而是多種語言的混合體。那麼，它究竟是由哪些語言混合而成的呢？東漢揚雄有本《方言》，裡面記錄的許多“方言”實際上就是古代的民族語。我調查過古蒙古語和古代南方語言。南方的壯侗苗瑤等語族的動賓結構跟現代漢語一樣，但它們的名詞短語卻正好相反，定語修飾成分一般都在后面。動詞短語結構和漢語不一樣的語言，一個是北方的包括蒙古語在內的阿爾泰語系，另一個是西南地區的彝語等。彝語的動賓結構也是顛倒的，如“我飯吃”，“我人打”，“貓老鼠吃”等。
我正在研究的一個國家課題，是關於《蒙古秘史》的語言。其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元代蒙古貴族為了統治中原不得不學習漢語。但蒙古人學的漢語不地道，而在朝廷做官的漢人學的蒙古語也不地道，這樣兩邊就都可能聽不懂對方說話。於是，就要有一種中介語言，來實現蒙漢語之間的溝通。現存的《蒙古秘史》是一部以漢字拼寫的蒙古語文本，而《蒙古秘史》的漢語直譯本則是蒙漢交融的混合語體。
記者：您的意思是700多年前的漢語和蒙古語就已經混合在一起了嗎？
余：是的。不但700多年前如此，漢族最初的語言就是由多種語言融合而成的。
記者：您這個最初是指什麼時候？
余：就是指上古的原始漢語。要從炎帝、黃帝和蚩尤的時代算起。
記者：是文字史之前嗎？
余：對。因為有文字之后，語言就固定下來，變化就慢了。漢族經常說我們是“炎黃子孫”，又說是“龍的傳人”，這種說法就已經表明我們至少有3個祖先：一個是炎帝、一個是黃帝，還有一個是蚩尤。黃帝的圖騰是熊，炎帝的圖騰是牛，蚩尤的圖騰是龍和鳥（鳳）。黃帝發源於天水一帶，炎帝發源於黃土高原地區，蚩尤發源於河北、河南、山東交界。炎黃聯合集團欲向東發展，受到了以蚩尤為首的東方九黎集團的阻擋，於是發生了戰爭。蚩尤當時戰敗，沒有留下尸骨，后人在山東巨野蚩尤墓裡卻發現了一條玉龍，說明龍是蚩尤的圖騰。既然我們的祖先是由3支不同的部落組合而成的，那麼漢語的形成就是多種語言的混合。漢族最初的時候叫華夏，華夏其實是一個很復雜的民族。“華”是相對於當時比較落后的一個民族“苗”而言的。 你是苗，我就是花（花通華）。“華”族裡面的首領，就是花的根，就叫蒂（帝），所以炎黃都稱“帝”。蚩尤戰敗后，部落裡一部分人投降了，融合到炎黃部落裡﹔另一部分人一路逃難南下，成了難民，就是“儺”，今天我們看到的儺戲，就是為了紀念蚩尤所進行的祭祀活動，儺就是受難之人。
記者：您認為到秦始皇時代，統一的語言是什麼語言？
余：當時還不叫漢語，商以前叫夏語。“夏語”即夏王朝時的通用語言，夏被商周滅掉后，融入了商周語言，改稱“雅言”。至於為什麼叫“雅言”，這個問題我們以后再談。
記者：那以后的漢語就是以“雅言”為基礎，陸陸續續吸收、融合各民族的語言而形成的？
余：是的。尤其到了西漢時期，漢文化逐漸強大了起來，“雅言”也就被稱為漢語並一直延續至今。
元、清兩朝對漢語發展的影響：元朝是近代漢語形成的轉折點，清朝是現代漢語形成的轉折點
余：我們現在總是強調漢文化對周邊民族文化的影響，而其他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往往被忽視了。特別是低估了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低估了北方游牧民族對漢民族的影響。比如說，元朝盡管存在不到百年的時間，但它對漢語的影響很大，近代漢語就是在那個時候奠定了基礎。所以我不提倡說“漢化”，應該說“華化”。“漢化”是片面強調了漢民族和漢語言對少數民族和民族語言的影響，“華化”則肯定了民族之間語言與文化的相互影響。
記者：也就是說，在元代的時候，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完成了一個交替？
余：對，在那時有個交替。突出表現在完成了漢語聲調上的變化：所謂“平分陰陽，陽上作去，入派三聲”，就是這樣來的。
記者：為什麼這個交替發生在元代？
余：就是因為蒙古人統一了全國。當然在此之前，這個變化在遼、西夏、金統治北方時期就已經發生了。
記者：這就可以解釋為何現在的南方方言中古漢語的成分保留得比較多了。
余：是的，因為元朝當時對南方的統治推移得比較慢，也就是說，雖然元朝在政治上統一了，但在文化上沒有徹底控制。而北方正好在它的直接統治之下，因此變化很大。
記者：繼元朝之后，清朝也是一個少數民族王朝。那麼它對漢語的影響是什麼呢？
余：元朝是近代漢語形成的一個轉折點，而清朝對現代北京話的形成是個關鍵點，或者說是現代漢語形成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現代北京話的前身則是元大都話。
記者：是因為現代漢語中有大量成分來自蒙古語和滿語嗎？
余：對，除了語音、詞匯的影響外，一個很典型的句法例子就是，現在北京人喜歡說：“你看什麼看？”“說什麼說？”這個句型就是典型的滿漢混合表達方式——現代漢語的VO格式與其鏡像阿爾泰語OV格式的疊置——VOV型，即動-賓-動結構。這種格式在元代漢語裡就已經出現，元代時作為帝王學習漢語的讀本《孝經直解》裡就有例子，比如《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翻譯成元代漢語是“官人每各自家以下的人不著落后了，休道媳婦孩兒因這般上頭，得一家人歡喜奉侍父母呵不枉了有麼道。”其中的“休道……麼道”就是VOV格式。
記者：語言的改變往往是突出地表現在文學藝術上，比如元代的藝術成就是元曲。那麼清代語言的變化對文學藝術方面的影響如何？
余：如果說影響，我認為主要是對京劇的影響，產生了京腔。徽班進京的時候，對語音進行了矯正，要與北京音接近。在語音矯正上，滿語的影響就顯示出來了，最突出的就是京劇中出現不少滿語詞和京腔裡的“尖團分音”。
反思民族語言政策：應在法律上給民族語言一個地位，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和語言觀。
記者：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民族語言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比如在我國，除漢語外，還有英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問題。英語現在處於一個很強勢的地位，年輕人都在努力學英語，同時少數民族也在強調保護自己的語言，這樣會不會從兩個不同的方面造成一種“去漢化”的后果呢？
余：影響一種語言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人對語言的觀念。比如現在中國很多人都熱衷於學外語，假如我們中國這樣走下去，很可能就會造成漢語的失落。為什麼？因為這樣對自己母語的熱愛和尊重都不夠了。語言是個動態演變的過程，一旦發生變化，速度是驚人的。改革開放30年來，變化巨大：普通話在全國普及、一部分少數民族語言瀕於消失、外來語大量涌入，現在人們開始反思，開始搶救、保護瀕危語言。至於“去漢化”，這要分辨清楚是“去漢字”化，還是“去漢文化”化。“去漢字”化，這是各個民族可以做的事，但事實上也做不好，比如日本。而“去漢文化”化，則是否定和割裂了歷史，實不可取。
記者：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少數民族在融入現代化的過程中，也要隨著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找到一個途徑，使少數民族既能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又能順利地融入到一個更大的環境中？語言應該怎樣變化才更符合語言的規律，同時也符合民族的發展規律？
余：這就涉及到了民族觀和語言觀的問題。如果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也會對自己的民族語言失去信心。開始是借用外來語言，然后就是移用，最后就是全部拿別人的來用。在這個過程中，民族的失落感也就出現了。那麼應該怎麼做？首先在法律上應該給民族語言一個地位，現在民族語言沒有足夠地位，各個民族在說自己的語言，但這個語言不能進入整個社會的大溝通中。給民族語言一個什麼樣的定位，是國家需要好好研究的問題。包括語言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家，都應該好好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國家已經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這個法給普通話作了定位，它是國語，是所有中國人都要學、都要說的。那麼別的語言呢？也要有個定位，並且寫入法律中。
記者：那您認為國家在語言問題上應制定哪些相應的民族政策？
余：我覺得民族政策關鍵是不能說“保護”，應該讓它自然發展、自由發展。當然發展的最終結果很難說。有的民族語言也可能發展，有的民族語言也可能就消亡了。從歷史經驗看，人類的語言可能會經過一個統一、分化到再統一的過程，將來世界可能會出現某種共同語。但是歸根結底是要確立民族自信心，樹立正確的語言觀。比如猶太宗教語言希伯來語曾是瀕危語言，但是在猶太民族強烈的語言擁護、保衛意識作用下，終於替代阿拉伯語、猶太西班牙語和依地語，在以色列建國后發展成為官方語言。比如中國吳方言的變異——溫州話，本是少數族群的語言，但是他們依靠自由經濟的市場活動，借助這種族群語言的特殊性發展起來，不僅沒有被吳方言消解，也沒有被漢語普通話同化。
記者：但這裡面也有一個沖突的問題。我覺得，一個民族的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對這個民族的自尊、社會地位以及民族觀念塑造會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某個少數民族語言佔據主導地位，會不會產生這個民族的成員不認同國家而隻認同自己的民族的現象呢？
余：美國的經驗可以借鑒。它按照出生地分成非裔、亞裔、西班牙裔等族群，在政治統一的前提下，提倡文化的多元發展。他們既有國家的認同，又保持民族的族群認同。
記者：漢語言文字對國家統一的意義是什麼？
余：語言的變化速度要快於文字的變化速度，語言的變化是不穩定的。如果語言變化而相應的文字沒有變化，文字就會消失。印歐語言變化很快，但是文字沒有變，於是就隻能不斷修正文字的讀音規則來使文字適應語言的變化。但漢字是表意文字，而非表音文字，因此盡管漢語言的發音有演變，但漢字卻千百年流傳了下來。不同的人可以按照不同的音來讀漢字，但漢字的意思是不變的。漢字是能包容不同地域、不同發音的一種文字。不論經歷了多少次改朝換代的變化，不論古今漢語的語音發生多少變化，中國依舊能夠維持統一的局面，對此，漢字是起到巨大的作用的。同文同種，漢字強化了民族認同感﹔另外，詞語的一致，也塑造了相同的思維模式，這就進一步加強了民族的認同、文化的認同。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
2009年03月06日
自人類誕生后，由於生存和交際的需要，不同人類群體分別形成各自的信息交流符號系統，在此基礎上，又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語言與民族產生的時序性可表述為：人類——語言——民族。語言是民族的特征，是民族的依托，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基礎。
民族間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交流,都離不開作為基本手段的語言。從語言類型學角度觀察，上古漢語中存在眾多難以解釋的語序、語法和詞匯現象，顯然是上古時期中原地區族群與周邊民族接觸和相互影響的結果，這說明自古以來，中華大地就存在著多民族交融和混合的事實，而民族間的交融和混合也直接促成了民族語言的發展。
探討語言與民族關系之間的互動，將有助於正確定位語言關系，推動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
古代漢語的構成與發展：古代漢語並不是一種純一的語言，而是多種語言的混合體
余志鴻（以下稱為余）：從名詞短語的語序上說，上古漢語的修飾成分在核心詞的后面。比如中原叫“原中”，中國叫“國中”，蝗虫叫“虫蝗”，濮城叫“城濮”，農神叫“神農”，當時都是顛倒過來的，有點兒像現在南方人說話——比如福建人叫台風為風台，日歷叫歷日，拖鞋叫鞋拖。修飾成分一般都在后面。古代漢語比較長的定語一律是放在后面的，跟英語相類似。比如古漢語中的“楚人有吹簫於市者”，這是講伍子胥逃難的事，意思是有一個在街頭吹著簫的楚國人。“有吹簫於市者”相當於英語的定語從句。此外，動賓結構也是這樣，古代有相當部分動賓結構是倒置成賓動結構的。如“姜氏何厭之有？”意思是姜母“有何厭”？（有什麼滿足的？）包括古代遺留下來的許多成語，也是語序顛倒的，如唯利是圖（唯圖利）、一以當十（以一當十）等等，句中“之”“是”“以”等相當於日語的賓格助詞。
可見，古代漢語的這種語序和現代漢語是不一樣的。那麼，為什麼古代漢語會產生這種語序顛倒的情況呢？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另外，古漢語中有許多詞是多音節的，如表示年份的“攝提格”，表示老虎的“於菟”，“攝提格”和“於菟”從文字本身來講是沒有任何具體含義的，這就說明這些詞肯定不是漢語的。那麼它們是從哪裡來的？所以很自然地想到這可能同少數民族的語言有關系。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古代漢語中有很多詞語是從少數民族語言借用過來的？
余：是的。古代漢語並不是一種純一的語言，而是多種語言的混合體。那麼，它究竟是由哪些語言混合而成的呢？東漢揚雄有本《方言》，裡面記錄的許多“方言”實際上就是古代的民族語。我調查過古蒙古語和古代南方語言。南方的壯侗苗瑤等語族的動賓結構跟現代漢語一樣，但它們的名詞短語卻正好相反，定語修飾成分一般都在后面。動詞短語結構和漢語不一樣的語言，一個是北方的包括蒙古語在內的阿爾泰語系，另一個是西南地區的彝語等。彝語的動賓結構也是顛倒的，如“我飯吃”，“我人打”，“貓老鼠吃”等。
我正在研究的一個國家課題，是關於《蒙古秘史》的語言。其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元代蒙古貴族為了統治中原不得不學習漢語。但蒙古人學的漢語不地道，而在朝廷做官的漢人學的蒙古語也不地道，這樣兩邊就都可能聽不懂對方說話。於是，就要有一種中介語言，來實現蒙漢語之間的溝通。現存的《蒙古秘史》是一部以漢字拼寫的蒙古語文本，而《蒙古秘史》的漢語直譯本則是蒙漢交融的混合語體。
記者：您的意思是700多年前的漢語和蒙古語就已經混合在一起了嗎？
余：是的。不但700多年前如此，漢族最初的語言就是由多種語言融合而成的。
記者：您這個最初是指什麼時候？
余：就是指上古的原始漢語。要從炎帝、黃帝和蚩尤的時代算起。
記者：是文字史之前嗎？
余：對。因為有文字之后，語言就固定下來，變化就慢了。漢族經常說我們是“炎黃子孫”，又說是“龍的傳人”，這種說法就已經表明我們至少有3個祖先：一個是炎帝、一個是黃帝，還有一個是蚩尤。黃帝的圖騰是熊，炎帝的圖騰是牛，蚩尤的圖騰是龍和鳥（鳳）。黃帝發源於天水一帶，炎帝發源於黃土高原地區，蚩尤發源於河北、河南、山東交界。炎黃聯合集團欲向東發展，受到了以蚩尤為首的東方九黎集團的阻擋，於是發生了戰爭。蚩尤當時戰敗，沒有留下尸骨，后人在山東巨野蚩尤墓裡卻發現了一條玉龍，說明龍是蚩尤的圖騰。既然我們的祖先是由3支不同的部落組合而成的，那麼漢語的形成就是多種語言的混合。漢族最初的時候叫華夏，華夏其實是一個很復雜的民族。“華”是相對於當時比較落后的一個民族“苗”而言的。 你是苗，我就是花（花通華）。“華”族裡面的首領，就是花的根，就叫蒂（帝），所以炎黃都稱“帝”。蚩尤戰敗后，部落裡一部分人投降了，融合到炎黃部落裡﹔另一部分人一路逃難南下，成了難民，就是“儺”，今天我們看到的儺戲，就是為了紀念蚩尤所進行的祭祀活動，儺就是受難之人。
記者：您認為到秦始皇時代，統一的語言是什麼語言？
余：當時還不叫漢語，商以前叫夏語。“夏語”即夏王朝時的通用語言，夏被商周滅掉后，融入了商周語言，改稱“雅言”。至於為什麼叫“雅言”，這個問題我們以后再談。
記者：那以后的漢語就是以“雅言”為基礎，陸陸續續吸收、融合各民族的語言而形成的？
余：是的。尤其到了西漢時期，漢文化逐漸強大了起來，“雅言”也就被稱為漢語並一直延續至今。
元、清兩朝對漢語發展的影響：元朝是近代漢語形成的轉折點，清朝是現代漢語形成的轉折點
余：我們現在總是強調漢文化對周邊民族文化的影響，而其他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往往被忽視了。特別是低估了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低估了北方游牧民族對漢民族的影響。比如說，元朝盡管存在不到百年的時間，但它對漢語的影響很大，近代漢語就是在那個時候奠定了基礎。所以我不提倡說“漢化”，應該說“華化”。“漢化”是片面強調了漢民族和漢語言對少數民族和民族語言的影響，“華化”則肯定了民族之間語言與文化的相互影響。
記者：也就是說，在元代的時候，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完成了一個交替？
余：對，在那時有個交替。突出表現在完成了漢語聲調上的變化：所謂“平分陰陽，陽上作去，入派三聲”，就是這樣來的。
記者：為什麼這個交替發生在元代？
余：就是因為蒙古人統一了全國。當然在此之前，這個變化在遼、西夏、金統治北方時期就已經發生了。
記者：這就可以解釋為何現在的南方方言中古漢語的成分保留得比較多了。
余：是的，因為元朝當時對南方的統治推移得比較慢，也就是說，雖然元朝在政治上統一了，但在文化上沒有徹底控制。而北方正好在它的直接統治之下，因此變化很大。
記者：繼元朝之后，清朝也是一個少數民族王朝。那麼它對漢語的影響是什麼呢？
余：元朝是近代漢語形成的一個轉折點，而清朝對現代北京話的形成是個關鍵點，或者說是現代漢語形成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現代北京話的前身則是元大都話。
記者：是因為現代漢語中有大量成分來自蒙古語和滿語嗎？
余：對，除了語音、詞匯的影響外，一個很典型的句法例子就是，現在北京人喜歡說：“你看什麼看？”“說什麼說？”這個句型就是典型的滿漢混合表達方式——現代漢語的VO格式與其鏡像阿爾泰語OV格式的疊置——VOV型，即動-賓-動結構。這種格式在元代漢語裡就已經出現，元代時作為帝王學習漢語的讀本《孝經直解》裡就有例子，比如《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翻譯成元代漢語是“官人每各自家以下的人不著落后了，休道媳婦孩兒因這般上頭，得一家人歡喜奉侍父母呵不枉了有麼道。”其中的“休道……麼道”就是VOV格式。
記者：語言的改變往往是突出地表現在文學藝術上，比如元代的藝術成就是元曲。那麼清代語言的變化對文學藝術方面的影響如何？
余：如果說影響，我認為主要是對京劇的影響，產生了京腔。徽班進京的時候，對語音進行了矯正，要與北京音接近。在語音矯正上，滿語的影響就顯示出來了，最突出的就是京劇中出現不少滿語詞和京腔裡的“尖團分音”。
反思民族語言政策：應在法律上給民族語言一個地位，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和語言觀。
記者：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民族語言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比如在我國，除漢語外，還有英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問題。英語現在處於一個很強勢的地位，年輕人都在努力學英語，同時少數民族也在強調保護自己的語言，這樣會不會從兩個不同的方面造成一種“去漢化”的后果呢？
余：影響一種語言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人對語言的觀念。比如現在中國很多人都熱衷於學外語，假如我們中國這樣走下去，很可能就會造成漢語的失落。為什麼？因為這樣對自己母語的熱愛和尊重都不夠了。語言是個動態演變的過程，一旦發生變化，速度是驚人的。改革開放30年來，變化巨大：普通話在全國普及、一部分少數民族語言瀕於消失、外來語大量涌入，現在人們開始反思，開始搶救、保護瀕危語言。至於“去漢化”，這要分辨清楚是“去漢字”化，還是“去漢文化”化。“去漢字”化，這是各個民族可以做的事，但事實上也做不好，比如日本。而“去漢文化”化，則是否定和割裂了歷史，實不可取。
記者：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少數民族在融入現代化的過程中，也要隨著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找到一個途徑，使少數民族既能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又能順利地融入到一個更大的環境中？語言應該怎樣變化才更符合語言的規律，同時也符合民族的發展規律？
余：這就涉及到了民族觀和語言觀的問題。如果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也會對自己的民族語言失去信心。開始是借用外來語言，然后就是移用，最后就是全部拿別人的來用。在這個過程中，民族的失落感也就出現了。那麼應該怎麼做？首先在法律上應該給民族語言一個地位，現在民族語言沒有足夠地位，各個民族在說自己的語言，但這個語言不能進入整個社會的大溝通中。給民族語言一個什麼樣的定位，是國家需要好好研究的問題。包括語言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家，都應該好好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國家已經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這個法給普通話作了定位，它是國語，是所有中國人都要學、都要說的。那麼別的語言呢？也要有個定位，並且寫入法律中。
記者：那您認為國家在語言問題上應制定哪些相應的民族政策？
余：我覺得民族政策關鍵是不能說“保護”，應該讓它自然發展、自由發展。當然發展的最終結果很難說。有的民族語言也可能發展，有的民族語言也可能就消亡了。從歷史經驗看，人類的語言可能會經過一個統一、分化到再統一的過程，將來世界可能會出現某種共同語。但是歸根結底是要確立民族自信心，樹立正確的語言觀。比如猶太宗教語言希伯來語曾是瀕危語言，但是在猶太民族強烈的語言擁護、保衛意識作用下，終於替代阿拉伯語、猶太西班牙語和依地語，在以色列建國后發展成為官方語言。比如中國吳方言的變異——溫州話，本是少數族群的語言，但是他們依靠自由經濟的市場活動，借助這種族群語言的特殊性發展起來，不僅沒有被吳方言消解，也沒有被漢語普通話同化。
記者：但這裡面也有一個沖突的問題。我覺得，一個民族的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對這個民族的自尊、社會地位以及民族觀念塑造會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某個少數民族語言佔據主導地位，會不會產生這個民族的成員不認同國家而隻認同自己的民族的現象呢？
余：美國的經驗可以借鑒。它按照出生地分成非裔、亞裔、西班牙裔等族群，在政治統一的前提下，提倡文化的多元發展。他們既有國家的認同，又保持民族的族群認同。
記者：漢語言文字對國家統一的意義是什麼？
余：語言的變化速度要快於文字的變化速度，語言的變化是不穩定的。如果語言變化而相應的文字沒有變化，文字就會消失。印歐語言變化很快，但是文字沒有變，於是就隻能不斷修正文字的讀音規則來使文字適應語言的變化。但漢字是表意文字，而非表音文字，因此盡管漢語言的發音有演變，但漢字卻千百年流傳了下來。不同的人可以按照不同的音來讀漢字，但漢字的意思是不變的。漢字是能包容不同地域、不同發音的一種文字。不論經歷了多少次改朝換代的變化，不論古今漢語的語音發生多少變化，中國依舊能夠維持統一的局面，對此，漢字是起到巨大的作用的。同文同種，漢字強化了民族認同感﹔另外，詞語的一致，也塑造了相同的思維模式，這就進一步加強了民族的認同、文化的認同。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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