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宋代是福建歷史上經濟文化大發展的時代，也是人口數量由少到多，人口分布由不均衡到均衡的時候。北宋後期福建開始出現人稠地狹耕地缺少的現象，南宋以後越演越烈，大量無地人口或從事工商業及其他職業，或遷入深山區和外區域，從而促進了福建商品經濟和文化發展與山區開發，並對外區域的開發產生積極影響。本文探討宋代福建人口的發展過程，人稠地狹現象及其原因，人口的職業構成以及人口的遷移狀況，以供治史者參考。



一、人口發展概況

福建為東南開發較晚的地區，長期地廣人稀。唐天寶元年（西元７４２年），今省境著籍戶口僅９０６８６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０．８戶；五州中，只有福州（治今福州）、泉州（治今泉州）每平方公里１戶以上，建州（治今建甌縣）、漳州（治今漳州）、汀州（治今長汀縣）皆不足１戶 （１） 。廣大地區或為荒山禿嶺，或為當地少數民族狩豬和刀耕火種的區域，即連福州也是"耕耘所至，逋邇城邑，穿林巨澗，藏林深翳，小離人跡，皆虎豹猿猱之區" （２） 。唐後期五代，隨著外地人口的遷入，福建開發開始加快。至北宋初的太平興國年間（西元９７６－９８４年），與今省轄境相當的福建路著籍戶數達４６．８萬戶，較唐天寶元年增加了４１６％，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４．１戶，建州、泉州、興化軍等人口比較密集的州軍每平方公里已達到６．３、７．６和８．６戶（見表一）。人口的增加要求進一步細分政區，到北宋初已增加邵武軍、興化軍和南劍州，二級政區由唐代的福、建、泉、汀、漳五州擴大為八州軍。



表一 北宋福建各州軍著籍戶數變化

單位 戶數：戶，人口密度：戶／平方公里

太平興國 元豐三年 戶數

州軍名 戶數 密度 戶數 密度 增減百分比

福州 ９４４７０ ３．９ ２１１５５２ ８．８ １２４

泉州 ９６５８１ ７．６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６．０ １０９

興化軍３３７７０ ８．６ ５５２３７ １４．２ ６４

南劍州５６６７０ ３．９ １１９５６１ ８．３ １１１

邵武軍 ４７８８１ ５．３ ８７５９４ ９．７ ８３

建州 ９０４９２ ６．３ １８５６６ １３．０ １０６

汀州 ２４００７ １．４ ８１４５４ ４．７ ２３９

漳州 ２４００７ １．４ １００４６９ ５．８ ３１８

福建 ４６７８７８ ４．１ １０４３８３９ ９．２ １２３



資料來源：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至一○二，金陵書局刻本，所載漳、汀二州主客戶數皆同，疑有一誤，在沒有其他史料前姑用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點校本，中華書局１９８４年版。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表８８統計，各州軍面積（平方公里）：福州２４０００，泉州１２６００，興化軍３９００，南劍州１４４００，邵武軍９０００，建州１４４００，汀州１７４００，漳州１７４００。


人口增多促使地區開發全面展開。到北宋中後期，福建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市繁華，人口眾多。福州被稱為"東南一都會" （３） ，泉州則是"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 （４） 。內地山區縣分人口增長也相當可觀，如泰寧在五代時："處深山窮谷之間，......獨處一方，若隱居者"，入宋以後，"戶口日益富饒，至今（元豐八年，即西元１０８５年）為閩大邑，民戶三萬，所出賦萬緡" （５） 。元豐年間八州軍，除二軍依例同下州，福州為大都督府，建州、泉州、南劍州均為上州，只有汀州、漳州屬下州；４３個縣中，望縣２３個，緊縣３個，上縣６個，中下縣僅１１個 （６） 。大觀三年（西元１１０９年），泉州又升為望郡 （７）。


北宋新設惠安、崇安、光澤、甌寧、政和、上杭、武平和清流８縣，除惠安設在沿海，甌寧和建寧同治建州城，其餘皆位於偏僻山區。地勢最偏僻開發較晚的漳州、汀州為全境人口增長最快的州，太平興國至元豐年間戶數分別增長３１８％和２３９％；太平興國年間二州人口密度只及全路人口密度的３４％，元豐年間已上升至５１－６３％。


靖康之亂以後，北方人民為避戰亂紛紛遷入南方，福建距首都臨安較近又相對安寧，成為移民較多的地區。北方移民經海、陸兩路入閩，沿海港市所在的福州和泉州，居江西入福建大道的邵武軍、建州、汀州，都是移民較多的府州，漳州和南劍州、興化軍也有一定數量的北方移民。在宋元文獻提到名字的北方移民中，有５４人遷入福建，以人數計次於江南（今浙江、上海二省市及江蘇與安徽二省的長江以南部分）、江西（今省）和兩湖（今湖北和湖南），居第四位 （８） 。據此，估計遷入福建的移民人數雖不及上述區域，但面積福建較小，當地的人口數量也不及江南、江西，移民對其影響決不亞於上述區域。


南宋境內的著籍戶數年平均增長率，北宋末崇寧元年（西元１１０２年）至南宋紹興末年（西元１１６２年）為０．２ ，紹興末至乾道八年（西元１１７２年）為１．８ ，乾道八年至嘉定十六年（西元１２２３年）為１．４ 。而福建的年平均增長率，元豐三年（西元１０８０年）至紹興末年為３．５ ，紹興末至乾道八年為２．０ ，乾道八年至嘉定十六年為２．３ （９） ，無論哪一階段皆遠遠高于南宋平均水平。



表二蒐羅了至今所能找到的南宋福建的州軍一級戶口數據，大體反映了南宋主要時期的人口增長狀況。據表，福州、邵武軍和汀州在自北宋元豐至南宋初或中期，戶數有了較大的增長，平均增長率遠高於同期的南宋水準。其它三州軍增長較慢，興化軍原因有待研究，泉州、漳州則是因南宋後期遭戰爭人口減少較多所致 （１０） 。泉州之德化縣建炎三年戶不滿萬，嘉泰元年（西元１２０１年）前已達１７７８１戶 （１１） ，年平均增長率達９ 。《嘉定清漳志》載：漳州"中興以來，生齒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 （１２） 。興化軍之仙遊縣紹熙三年有２７９８７戶，寶ｙ ｕ＠四年（西元１２５６年）為４０８００戶 （１３） ，年平均增長率達５．９ 。據此，三州軍在南宋前期人口都應有較多的增長。缺少建州和南劍州的資料，既然其他州軍的人口都有相當的增長，二州也不應例外。


北宋後期因人多地少，福建主要州軍的人民已通過生子不舉等措施自覺降低人口出生率，南宋人口增長率較高不可能是當地人口出生率突然上升，除了初期受戰爭損失較小等因素，應與北方移民的遷入分不開。明清時的福建方志多表達過類似的看法。《嘉靖邵武府志》卷五說："宋都杭，入閩之族益眾，始無不耕之地。"《康熙甌寧縣志》卷二分析南宋建州人口增長較快的原因，也說這和"南渡錢塘後建為外藩而中原喪亂，士大夫率多攜家避難，遂族處於斯"有關。



表二 南宋六州軍著籍戶數變化




資料來源： 《淳熙三山志》卷一○。 《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八。 陸遊《渭南文集》卷二○《邵武縣修造記》，四部叢刊本。 《嘉靖邵武府志》卷五。 《臨汀志》，載《永樂大典》卷七八九○"汀"字。 《光緒漳州府志》卷一四。 《弘治興化府志》卷一○。


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福建在全國戶數中所佔的比重，由紹興三十二年的１２％穩步上升至嘉定十六年的１２．６％ （１４） 。據表二，各州軍的人口密度，除漳州較低外，其餘已開始接近。顯然，經過南宋的大發展，福建人口分布已開始趨於均衡。由於多數州軍人口密度較高，福建與兩浙路同是"鑿山捍海，摘抉遺利，......，肩摩袂錯，愁居戚處"，需要對外移民的狹鄉 （１５） 。


紹定、端平年間（西元１２２８－１２３６年），汀州爆發大規模動亂，波及福建南部，戰後在汀、漳又發生大災荒，汀、漳、泉等州軍人口數量減少較多 （１６） ，因而人口增長率顯著放慢。德ｙ ｕ＠ 二年（西元１２７６年）以後，元軍與宋軍殘部在境內作戰，福建人口數量進一步減少。




二、人稠地狹現象及其原因


所謂人稠地狹，指的是由於每平方公里的可耕地承載的人口數量過多而出現的人均耕地過少，存在大量無地少地人口這種現象。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狹最嚴重的地區，早在北宋後期即已開始出現。


元豐年間，福建路每戶平均佔有的官民田１１．２畝，只及南方人口密集的五路平均數的３６％，戶均田畝數次少的兩浙路仍比福建高８０％（見表三）。

表三 北宋元豐年間南方五路著籍戶數與田畝數比較



資料來源：田畝數和戶數據《文獻通考》卷一一《戶口考二》，卷四《田賦考四》。面積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頁一六四。


＊即五路合計的戶均畝數除以各路戶均畝數。



如果說這些統計可能沒有將福建山田計算在內，那麼，即使按照《淳熙三山志》提供的比例計算，福州戶均官民田和山田約２５．６畝 （１７） ，僅比兩浙路多一點而不及其它三路，然在質量上福建瘠薄的山田是無法同兩浙膏腴平原相比的。北宋後期，"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力" （１８） ；福州"生齒繁夥，其養不足"（１９） ；廖剛更指出："七閩地狹人稠，為生艱難，非他處比" （２０） ；表明一些州軍已出現人稠地狹現象。


南宋以來，由於河谷丘陵開闢殆盡，福建農民遂向較高的山地尋找新耕地，"田盡而地，地盡而山，雖土淺水寒，山嵐蔽日，而人力所至，不無少獲" （２１） 。李綱說："今閩中深山窮谷，人跡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園水竹，雞犬之音相聞" （２２） ，顯然，一些人跡罕至的地方也得到開發。到慶元年間，連偏僻的汀州也"地狹人稠，至有瞻養無資，生子不舉者" （２３） 。《宋史‧地理志》說福建路："土地迫狹，生籍繁夥，雖磽確之地，耕耨殆盡"，可能除了"其民務本，不事末作而資用饒給"的漳州 （２４） ，其他州軍都如此。


雖然土地開發殆盡，但耕地缺少這一矛盾並未緩減。如以主客戶每戶五口計，淳熙十年福州主客戶和僧侶人均佔田２．６畝 （２５） ，僅比元豐三年福建路人均官民田２．２４畝多１６％。福州為耕地較多的州，泉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 （２６） ，興化軍"賦入不敵江浙一大戶"，"歲入財賦比之福州才及十二分之一" （２７） ，人均佔田可能要少得多。內陸四州軍也好不了多少，韓元吉《建寧府又勸農文》說："閩中地狹小，民患無田可耕爾" （２８） ，並未視建寧府（原名建州）為例外。



需要指出，由於人均耕地過少，福建佔田千百畝的大地主極其罕見，"大家谷食不多，非如江浙家以萬計以千計者皆米也，今家有二三百石者可數" （２９） ，往往"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 （３０） 。人們往往以為福建寺院佔田甚多，其實並非始終如此，沿海四州軍的寺院經濟在福建最稱發達。然據《淳熙三山志》卷一○推算，淳熙時福州寺觀佔田不過佔總墾田數的１７．１％，如將寺觀田與官民田相加，人均不過２．６畝，較主客戶人均２．２畝只增加０．４畝，仍相當有限。泉州同樣如此，"泉自五代之際，腴田多屬寺觀，民間其下者耳，厥後漸為勢佃轉相沉匿，寺觀反累虛糧" （３１） 。南宋時可能只有漳州一州寺觀田在當地田畝中佔較大比重，但漳州地未盡闢人均耕地較多，屬於特例。


山地和丘陵佔總面積的９０％，可耕地較少，無疑是福建人均耕地不足的根本原因。據表三，南方五路中，福建人口密度最小，戶均田畝數卻也最少，已顯示出發展農業的局限性。事實上，自北宋元豐至清嘉慶十七年（西元１８１２年）的七百餘年中，福建著籍人口增加了１９８％，田畝卻只增加了３１％，人均田畝數一直居全國最末位或倒數第二三位 （３２） ，向來是我國耕地最缺少的地區。


福建農田比較集中的沿海平原常受春旱威脅，但直至本世紀五十年代大多數地區水田仍只佔耕地的３５－５５％，甚至３５％以下 （３３） ，宋代水利條件無疑遠較現代差；而山區土質和水利條件當更差。因此，畝產量一般都比較低。陳傅良說："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 （３４） ，朱熹說紹興府"六縣為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 （３５） ，農耕條件較好的今浙江寧紹平原尚只出米二石，陳傅良所說的"閩"斷不可看作全福建，只能看作陳任職過的福州平原上的高產田的產量。鐘離松記興軍"官田一畝，所收僅及一石" （３６） ，約合今市畝產稻穀１６０斤。１９１４年福建燦粳稻平均畝產２５７斤 （３７） ，估計南宋時福建糧食畝產量不會超過２００斤。



南宋人對福建糧食畝產量之低有許多評論，真德秀說福州："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獲" （３８） ；韓元吉甚至說建寧府："間歲有所收，不償所費"（３９） 。高產穩產田少使耕地缺乏矛盾更加突出。


種植商品性經濟作物和果木可以在同樣的耕地上獲收較高的收益，而且能夠利用那些不便種植糧食的土地。南宋以來，福建農業的多種經營得到較大的發展。在茶葉主產地建寧府一帶，"每歲方春，摘山之夫，十倍耕者" （４０） ，而且還"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 （４１） 。沿海農民廣種甘蔗和糯稻，如仙遊縣"細民蒔蔗、秫以規利" （４２） ，"田耗於蔗糖" （４３） 。福建的荔枝、桂圓、福柑、福李、草蓆、花木、藍靛、白梅等農產品大量銷行江浙等地 （４４） ，估計不少人藉此謀生。 與此同時，大批無地少地的農民投入非農業部門或遷往外地。




三、福建人務農以外的主要生活出路與對外遷移


關於宋代福建人民的職業，《臨汀志》說："自今觀之，閩中諸郡，......，大率地狹民稠，大半他業" （４５） ；曾豐說："居今之人，自農轉而為士，為道釋，為伎藝者，所在有之，而唯閩為多" （４６） 。一般說來，漢族人民古代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在非農業部門就業人口只佔小部分，福建可能也不例外，《臨汀志》所說"大半他業"比例仍須考證，但在耕地較少的情況下較多的人在非農業部門就業應是事實。



務工、經商、讀書和作和尚是宋代福建人的務農以外的主要生活出路。


豐富的山海資料為福建人民發展手工業和漁業提供了便利，山區採礦業、造紙業和陶瓷業比較發達，沿海地區不少人以漁業和鹽業為主。


宋代福建礦場較多，如福州屬縣除連江外每縣都有四五個乃至十個礦場（坑），甚至海拔七八百米的深山地帶如今周寧縣境也有礦場分布 （４７） 。據《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三有關資料分析，建寧府、南劍州等地礦場分布的密度可能不減福州。在一些礦場（坑），政府徵收的商稅額已達到一定的數量，如位今周寧縣境的寶瑞場，元ｙ ｕ＠ 中年收商稅額五百餘緡 （４８） ，已接近小縣的二三分之一。廣東韶州岑水礦為宋代著名礦山，熙寧年間常有十幾萬人從事開採，商稅額２１１３貫 （４９） 。熙寧十年福建３２個較大的礦場、坑商稅額共３０２４貫 （５０） ，為岑水場的１．４倍，依岑水場的礦工與商稅額的比例推算，約有二三十萬礦工，未計在內的小礦山應也有相當數量的礦工。


福建紙和陶瓷的產地眾多。產紙縣，僅方志明確提到的，便有古田、寧德、建陽、羅源、連江、候官、興化、仙遊、松溪、邵武等十個 （５１） 。有的地方產紙相當普遍，如古田縣青田鄉安樂裡便有西寮、蓋竹、杉洋、徐畈、皮寮等七個村莊產紙 （５２） 。以造紙為專業或副業的人當不在少數。全省有二十餘縣發現宋元瓷窯遺址 （５３） ，產品廣銷海外，在日本、南洋群島以及亞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都發現過福建陶瓷。薩迦渠《建窯考》雲德化陶瓷區經營磁業者，在昔人口佔全縣十分之一，約一萬餘人 （５４） 。德化宋元磁窯達１８０餘處，數量超過後代，經營磁業者也應有萬人左右。全福建至少應達五六萬人。



據宋代方志記載，福州"民以魚鹽為生"，泉州"瀕海者恃漁鹽為命" （５５），興化軍"頗擅魚鹽之利" （５６） ，漁業和鹽業在沿海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



福建是宋代茶葉和蔗糖的重要產地，從事茶葉加工和製糖的人很多。建安有官私茶葉作坊"茶焙"１３３６所 （５７） ，假定一個茶焙有一個作坊主和三個工人，二者當達五千餘人。此外，在官營東苑茶焙的役夫也有千餘人 （５８） 。惠安縣"王孫、走馬埭及斗門諸村皆種蔗煮糖，商販輻湊，官置監收其稅" （５９） 。仙遊每年運入淮、浙的糖"不知其幾千萬壇" （６０） ，生產者應也不少。


建陽紡織業規模不小，據說"小箔鳴機幾萬家" （６１） 。據張星ｌ ｎｇ＠研究，南宋後期泉州"為絲業中心點，與杭州並稱一時之盛" （６２） 。福建刻本印刷業發達，"福建本幾遍天下" （６３） 。在紡織、印刷等部門都應有一定數量的手工業工人。


漫長而曲折的海岸線為福建人民發展海上商業提供了方便。早在北宋中期，蘇軾便說："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 （６４） ；歐陽修《有美堂記》載杭州商業之盛狀，說："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 （６５） ，視閩商為我國商人代表以與外國商人"海賈"相提並論。海商不僅來自寄居官、白屋士人、豪富之民，也來自"海上人戶之中下者" （６６） ；不僅來自沿海，也來自內陸山區 （６７） 。此外，西部四州軍"民以私販為業者，十率五六" （６８） ；福州"萬戶青帘賣酒家" （６９） ；泉州"中產之家，仰是（賣酒）以給者十室而五" （７０） ，依賴走私茶鹽和賣酒為主的人當也不少。



除了務工和經商，靠讀書仕進謀衣食和出家當和尚也是福建人的重要生活出路。


宋代以科舉為進入仕途的基本途徑，一旦中舉，立刻邁上榮華富貴之途，因此通過讀書中舉謀求一官半職無疑是貧寒子弟最好的生活出路。劉＠ 《觀禪師碑》說："閩粵右浙左番禺，土迫而民稠，男子資秀穎力強自好起而為文者常十五六" （７１） ，可見福建人走此道者甚多。文獻載：建寧府"土狹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 （７２） ；興化軍"家貧子讀書" （７３） ，"賦入不敵江浙一大戶，而魁人韻士居多" （７４） 。其他儒風較盛的州軍都有類似的記載。由於讀書人多，南宋後期"士之精於時文者，閩為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為差" （７５） ，福建登第人數高居全國第一。


在沿海大寺廟較多的地區，"浮屠氏歲收入厚厚于齊，民勤瘁節縮僅僅給伏臘，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產為子孫計往往逃儒歸釋" （７６） ，劉＠ 在上引《觀禪師碑》一文中又說閩男子之秀穎者"為佛之徒又五之一焉"。



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狹最為嚴重的地區，但與其相鄰的今廣東、廣西和海南島卻長期地廣人稀耕墾未盡，為了尋找新耕地，大批福建農民向兩廣以及其它耕墾未盡的地區遷移。宋人說潮州（治廣東今市）"土俗熙熙，有廣南、福建之語，而風俗無漳（州）、潮（州）之分" （７７） ，移民遷入應是福建語言和風俗影響潮州的主要原因之一。《圖經》載：梅州（治廣東今市）"土曠民惰，業農者鮮，番藉汀、贛僑寓者耕焉。" （７８） 。福建人陳菏《過海豐》詩："忽聽兒鄉鄉語熟，不知方到海豐城" （７９） ，提示今廣東海豐縣境有不少來自福建的移民。文獻記載：廣州"瀕江多海物，比屋盡閩人" （８０） ；南恩州（治今廣東陽江縣）"民庶僑居雜處，多甌閩之人" （８１） ；"化州（治廣東今縣）以典質為業者十戶，而閩人居其九。閩人奮空拳過嶺者往往致富" （８２） ；在海南島，"閩商值風水，盪去其資，多入黎地，耕作不歸" （８３） ；欽州（治廣西今縣）民有五種，"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 （８４） 上述各州都應有一定數量的福建移民，有的地方移民甚至在人口中佔相當的比重。


移民的主體是農民，也有從事其它職業的人員。他們由於"閩地僻，不足以衣食之也"，為了尋找就業機會或更好的機遇，"於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學有閩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宮有閩之道、釋，所在圜ｈｕ ＠ 有閩之技藝"。


據上所述，宋代福建人口增長是比較迅速的，這無疑為經濟文化大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由於山地丘陵廣大可耕地少，北宋後期福建即已出現人稠地狹現象。大量缺地少地人口為尋找新耕地遷入深山區和外區域，從而促進深山區和相鄰地區的經濟開發。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口進入工商業部門，也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藉讀書仕進謀衣食則成為文化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南宋後期福建總體經濟水平和文化水準都不及兩浙路，但每年中舉人數高於兩浙路的主要原因之一應在於此。不過，相對過剩人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只有在一定的環境下和適當的數量範圍內才有積極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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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據《舊唐書》卷四○《地理志》中（中華書局本），各州戶數：福州３４０８４，建州２２７７０，泉州２３８０６，漳州５３４６，汀州４６８０。面積據本文表一資料來源。唐代建州的轄境相當于宋代的建州、南劍州和邵武軍。

（２）（５２） 《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卷三○，四庫全書本。

（３） 蔡襄：《端明集》卷二八《福州修廟學記》，四庫全書本。

（４）（７７）（８１）（８２）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三○引陸守《修城記》，卷一○○引餘崇龜《賀潮州黃守》、卷九八引丁ｌｉ ｎ＠ 《建學記》、卷一一六引範氏《舊聞拾遺》，咸豐五年南海伍氏校刊本。

（５） 《嘉靖邵武縣志》卷三三引葉祖洽《記》。

（６） 據《元豐九域志》卷九。

（７）（５８） 《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一一，食貨三一之一五，中華書局影印本。

（８）（１０） 詳見吳松弟著：《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第三章第四節，台灣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９）（１４） 據《宋史‧地理志》有關路的戶數統計，南宋境內崇寧元年為１１５６７３６４戶。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七一、之七六數字統計，紹興三十二年南宋全境１１５８４３３４戶，福建為１３９０５６６戶；乾道八年南宋全境１１７３０６９９戶，福建１４１８８１２戶。據《文獻通考》卷一一，嘉定十六年南宋全境１２６７０４０１戶，福建１５９９２１４戶。

（１１） 《嘉靖德化縣志》卷九《古蹟‧令廳》，卷三《戶口》。

（１２） 《嘉定清漳志‧序》，載《光緒漳州府志》卷首。

（１３） 據《寶ｙ ｕ＠ 仙溪志》卷一的戶口數據計算。

（１５） 葉適：《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二《民事》，中華書局標點本。

（１６） 參見《宋見》卷四○五《王居安傳》：劉克莊：《後村集》卷八八《陳曾二公生祠記》；《臨汀志》，載《永樂大典》卷七八九○"汀"字。

（１７）（２５） 據《淳熙三山志》卷一○，福州主客３２１２８４戶，僧侶１４０００人；總墾田數４２６３３頃，其中寺觀田７３２４頃；園林山地池塘陂堰４６７８７頃９２畝。

（１８）（２４）（４０）（５６）（６９）（７８） 祝穆：《方輿勝覽》卷一二引謝履《泉南歌》，卷一三引傅自得《道院記》，卷一一引韓無咎《記》，卷一三，卷一○引黃康民詩，卷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１９） 劉ｂ ｎ＠ ：《彭城集》卷二一《知潤州朱服可知福州製》，叢書集成初編本。

（２０） 《高峰集》卷一《投省論和買銀ｚｈ ＠ 子》，四庫全書本。

（２１） 《古今圖書集成》卷五《農部》。

（２２） 《梁溪集》卷一二《桃源行並序》，四庫全書本。

（２３） 楊蓉江：《臨汀匯考》卷一。

（２６）（３８）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一五《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卷四○《福州勸農文》，四部叢刊本。

（２７）（３６）（７４） 《弘治興化府志》卷四引張友語，卷三一引鍾離松《奏乞除猶剩米ｚｈ ＠ 子》，卷四引張友語。

（２８）（３９）（４１） 《南澗甲乙稿》卷一八；卷一八《建寧府勸農文》，叢書集成初編本。

（２９）（４３）（６０） 方大琮：《鐵庵集》卷二一《上項鄉守博文書》，《上鄉守項寺丞書》，四庫全書本。

（３０）（７５） 吳潛：《許國公奏議》卷二《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人物守淮襄之土地》，叢書集成初編本。

（３１） 陳懋仁：《泉南雜誌》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

（３２） 據《嘉慶會典》卷一一，嘉慶十七年人口為１４７７９１５８口，田地為１４５１７４７２畝。元豐人口和田畝數見表三，人口以一戶五口換算。人均田畝序次見《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表３２、７０、７４、７６。

（３３） 孫敬之主編：《華南地區經濟地理》頁一一五，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３４） 《止齋集》卷四四《桂陽軍勸農文》，四部叢刊本。

（３５）（７０） 《晦庵集》卷一六《奏救荒事宜狀》，卷一六《傅自得行狀》。

（３７） 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頁四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４２） 《寶ｙ ｕ＠ 仙溪縣志》卷一。

（４４） 見《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物產》。陳善：《捫虱新語》卷一五《南地花木北地所無》。

（４５） 《永樂大典》卷七八九○"汀"字。

（４６） 曾豐：《緣督集》卷一七《送繆帳幹解任詣銓改秩序》，四庫全書本。

（４７）（４８） 《淳熙三山志》卷一四。據《乾隆福寧府志》卷八和《民國周墩區志》卷一，寶瑞場應在今周寧縣七步鄉。

（４９）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

（５０） 據《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六之二○至二二統計。

（５１） 據《淳熙三山志》卷四、《寶ｙ ｕ＠ 仙溪志》卷一、《弘治興化府志》卷一二、《方輿勝覽》卷一○、卷一一。

（５３） 據有關陶瓷考古報告統計。

（５４） 載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研究組：《中國科技史資料選編‧陶瓷‧琉璃‧紫砂》，清華大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５５）（７３） 黃仲昭：《八閩通志》卷三引《閩中記》、《圖經》。

（５７） 宋子安：《東溪試茶錄》引丁謂《茶錄》，叢書集成初編本。

（５９） 《嘉靖惠安縣志》卷五。

（６１） 劉子ｈｕ ＠ ：《屏山集》（四庫全書本）卷一七《過東陽》，此東陽為建陽別名。

（６２）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頁七七，中華書局校定本。

（６３）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中華書局點校本。

（６４） 《東坡集》卷五六《論高麗進奉狀》。

（６５） 《文忠集》卷四○，四庫全書本。

（６６）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叢書集成初編本。

（６７） 如建州海商周世昌和毛旭，見《宋史》卷四八九、卷四九一《外國傳》。

（６８）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五，紹興五年二月乙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７１） 《龍雲集》卷二三，四庫全書本。

（７２）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重建建州儒學記》，四庫全書本。

（７６） 魏了翁：《鶴山集》卷八○《孫武義墓誌銘》，四部叢刊本。

（７９） 載《樂軒集》卷二，四庫全書本。

（８０） 《後村集》卷一二。

（８３）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三一，萬有文庫本。

（８４） 周雲非：《嶺外代答》卷三《五民》條，叢書集成初編本。

字庫未存字注釋：

＠ 原字　加右

＠ 原字火加良

＠ 原字合下加卉去十

＠ 原字門里加貴

＠ 原字木加連

＠ 原字分加　

＠ 原字答加　

＠ 原字羽下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