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蔣炳釗


宋元以前，泉州住民主要有閩越、漢、回三大族群（民族）。隨著歷史的發展，幾大族群的互動重組與文化整合，凸現古代泉州社會面貌的獨特性與文化多樣性，推動泉州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變化，構成閩南文化中頗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泉州土著民是福建閩越族的一部分。《史記‧東越列傳》載：“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秦已並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從諸侯滅秦。……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是知在秦統一之前，福建已存在一個無諸統治的閩越王國。無諸因佐漢有功，西漢王朝建立後，劉邦即“復立”無諸為閩越王。西漢閩越王國從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始封，到漢武帝元封元年（前210年）滅國，歷三代共92年。政治中心在閩北，考古發現的祟安漢城可能就是閩越王“都東冶”的所在地。閩越國領地有今福建省大部分以及贛東一部分。


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人們共同體。根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提出從“部落發展形成民族”的理論，民族開始形成於原始社會即將解體，國家即將形成這一歷史時期。從福建考古資料說明，閩越族的來源主要是由當地原始先民發展形成的。閩候曇石山是福建最典型的文化遺址，經過七次發掘，基本上區分出上中下三個文化層。以第六次發掘報告為例，從出土幾何印紋陶比例看，在下層佔0.33%，中層佔1.69%，上層佔52.63%。研究者認為：“上層同中下層分屬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上層可能已進入青銅時代”。11978年在閩侯黃土崙發現一處相當於曇石山上層的文化遺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佔全部陶器的98%。年代經碳化測定為前1300±150年，大約相當於晚商或西周早期。2印紋陶文化遍及我國江南地區。考古界普遍認為，印紋陶文化為百越民族所發明，它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興盛於相當中原的商周時期，衰退於戰國秦漢。這一研究成果，與百越民族的來源、發展、興盛與衰亡的歷史是相符合的。



幾何印紋陶系在陶器表面拍印幾何印紋圖案故稱，它與商人、周人以及楚人所習用的繩紋陶和泥質灰陶為主的特點顯然有很大的差別，因此構成百越民族文化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綜觀泉州地區出土的古代文化遺址，大都屬於印紋陶文化。在20世紀30年代，林惠祥教授曾在惠安、晉江、南安等地發現石器和印紋陶遺址多處。福建屬丘陵地帶，由於長期受雨水沖刷，遺物往往暴露於地面。筆者在上世紀50年代末也曾在莆田、仙遊、南安、永春、安溪、漳州、漳浦發現多處印紋陶遺址和貝丘遺址。60年代，泉州考古工作中曾在晉江流域發現數十處印紋陶文化遺址。3據泉州文管會編《泉州文物志（上）》，新石器和青銅時代遺址各縣市均有發現，多達77處。泉州地區出土的印紋陶同曇石山是同屬一個文化系統，故泉州古代住民為閩越人。


印紋陶文化屬於青銅時代。1959年在發掘福清東張遺址時，在上層曾出土一件青銅殘器，線條纖細，有較高鑄造水準。據專家考證：“福清東張和武平發現的殘銅片，都有仿幾何印紋陶的花紋，表明這種文化的青銅器有其濃厚的地方色彩”。41974年，在南安水頭大盈村後寨山發現一座被認為是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墓葬，出土20件青銅器，有戈、戚、矛、匕首，有段錛、銅鈴等。同出的還有玉戈、玉璜。這是泉州地區發現時代最早、數量最多的青銅器。據專家考定，其中有段銅錛同本省出土的有段石錛很相似，銅戚、銅鈴上的幾何形花紋，也同本省所出的幾何印紋陶的紋飾相仿。5考古資料表明，福建青銅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泉州青銅文化同本省其他地方所出的同屬一個文化系統，泉州地區青銅時代文化也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漢武帝統一閩越國之後，雖然閩越國在歷史上消失了，但是閩越人仍大量存在。


三國時孫吳統治的地區屢屢爆發“山越”抗吳鬥爭。“山越”就是越人的後裔。《資治通鑑‧漢紀》胡三省注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閩北的建安（今建甌）、漢興（今浦城）、南平（今南平）等地的“山越”曾持續不斷掀起抗吳鬥爭。孫吳統治者從建安八年（203）起先後遣賀齊、鍾離牧率軍入閩北鎮壓山越的反抗，前後經過近40年。閩北山越被鎮壓之後，又隔20年，孫吳在閩北置建安郡。“（永安三年）秋，以會稽郡南部為建安郡。”6孫吳時統治福建仍局限在閩北地區，泉州還是越人的天下。 封建郡縣設置與漢人入遷是同步的。入遷泉州的漢人成規模的應該在兩晉時期。至唐代，入遷泉州的漢人估計已有一定數量，但由於沒有可信的資料來說明漢人與土著民的人口比例，往往有一種錯覺，認為封建郡治的設置，漢人應該是佔了多數。事實上當時入遷者佔當地人口是絕對少數。最近謝重光先生發表《唐代福建境內的土著種族人口》一文，他認為“這是一個關係到對唐代福建社會發狀況基本評價的大問題”，其觀點認為：“唐代福建境內的土著少數族人口應超出漢族人口”。7唐代的泉州還有大量的閩越人是可信的。



從唐代的一些文學家筆下，福建和泉州當時還是百越族居住地區。柳宗元、劉禹錫、包何、韓愈這些改革派文人，他們都先後被貶至廣西、廣東和福建等地當官。柳宗元在致四地戰友們所作《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建四州》詩曰：“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8劉禹錫為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任福建觀察使的薛騫寫過《神道碑》亦文曰：“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與華言不通。”9他指出福建有居洞砦（指山居），家浮筏（指水居）和操“華言”三種民族，前二者應是土著越人的後裔。唐代的漳州地區仍是“蠻僚”的天下，與漳州相鄰的潮州也是如此，《新唐書‧韓愈傳》載，韓愈被貶潮州時，他自嘆曰：“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曰，單立一身，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韓愈在悼念貞元八年(792)泉州第一位進士歐陽詹的《歐陽生辭》中寫到：“歐陽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閩越地肥行，有山泉禽魚之樂”，“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10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詩亦雲：“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雲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11


從民間信仰來看，閩越國除後，一般來論，官府是不允許民間再祀閩越王。可是在唐大中十年（856），民間重建無諸廟，並得到官方的認可。據梁克家說，唐貞元以前，福州城內得到官府准許的廟宇有4座：城隍廟、開烈英護鎮閩王廟（即無諸廟）、明德贊福王廟（即閩越王郢之廟）、慈溪孚祐王廟（祭祀郢之第三子）。除城隍廟外，餘者3座皆為閩越人固有的民間信仰。12民間信仰廟宇的重建，反映土著閩越人的大量存在。泉州雖未見有類似的記載，但不能排除有大量越人存在的事實。直至宋元時期，福建仍有大量的越人後裔，只是他們已演變成為其他少數民族，如南宋莆田人劉克莊《漳州諭畬》一文提到漳州、汀州、潮州、梅州和贛州是“畬民”的聚居地。他又說：“然昭炎已來，常駐重，於是豈非接壤溪峒、苑葦極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錯居。”13說明唐代福建“居洞砦”的山居民族後來演變成為畬族。“家浮筏”的水居民族演變成蛋民。兩宋時期，福建已出現畬族和蛋族兩個新民族。泉州有蛋民而沒有畬民記載。宋《太平寰宇記‧泉州風俗》載，泉州有一種水上居民，“其居止常在舟上，兼結盧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其所。”這種人稱之為“白水郎”。蔡襄《宿海邊寺》詩曰：“潮頭若上風先至，海面初明日近來。惟得寺南多語笑，蛋船爭送早魚回”。14《元史‧食貨志》載：“至治二年（1322）……免福建蛋戶差稅一年。”關於畬民與蛋民的來源，傅衣凌《福建畬姓考》雲：“在福建特種部族中，畬與蜒（蛋）實推巨臂，此兩族其先蓋同出於越……以其有居山、居水之異，爰分為二、實則為一也。15舊的族稱消失，新的族稱出現，反映了漢人入遷後，在漢越族群互動中，閩越人已大都溶入漢民族之中，成為漢民族的重要來源。




泉州土著閩越人是泉州古代的開發者和建設者，為泉州的文明奠定基礎。泉州閩越人文化特點為“水行山處”。主要物質文化有：


1.稻作和魚獵。根據考古資料說明，百越民族種植水稻歷史悠久。泉州閩越人也是以水稻為主要農業生產，1956年廈門大學考古隊在永春發現一處印紋陶遺址，在一個大陶饔內壁上發現有谷粒。泉州素有“三港十二灣”之稱，河水縱橫，漁獵經濟佔有相當重要地位，即唐人說，泉州閩越人有“山泉禽魚之樂”。從沿海貝塚遺址發現各種貝殼魚骨和網墜等遺物，捕撈業和喜歡吃水生動物是越人生產生活中的一大特點。


2.先進的造船技術。百越民族是一個善於用舟，習於水戰的民族。關於越人這一傳統文化史書多有記載。《淮南子‧齊俗訓》曰：“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越絕書》載越王勾踐言：“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劉安言：“(閩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斗，便於用舟”。“水行山處”的閩越人，長期與水打交道，造就了造船本領。他們從製造最原始的竹木筏、獨木舟的內河運輸和捕魚工具，發展到海上交通的大型船隻。泉州越人在這方面的資料雖然缺乏記載和考古遺跡。但從周邊越人區域情況作個比較，考古發現秦漢廣州造船遺址，當時已能造20多米長的木帆船，通往東南亞地區。西漢南越相呂嘉反漢，閩越王餘善率船隊航行至廣東揭陽。“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余善請以率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16東漢時，越南與福州間已有船隊來往貿易。《後漢書‧鄭弘傳》載：“建初八年（83），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一說福州）泛海而至”。西漢時，閩越已能造海船，要運載八千士兵，必有一定數量的船隻。唐代泉州港的迅速興起，離不開造船業，而這種技術和設備不可能全是靠當時入遷的漢人所為，應是在泉州閩越人已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3.紡織手工業初具規模。閩越人的紡織業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相當發達。1978年在祟安武夷山發現一座西周至春秋時代的船棺葬，棺呈船型。棺內男性屍骨裹有麻、絲、木棉織成的衣褲，說明閩越人紡織業由來已久，而且相當有水準。西漢閩越國時期生產的荃、葛織品曾作為貢品和禮物。泉州考古資料中發現陶紡輪，說明已有紡織手工業。《南史‧到彥之傳》載蕭梁時任長安太守到溉詩曰：“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即證明福建產蠶每年有八次。至唐代泉州產有蕉布、絹等絲織品。朱啟鈐《絲繡筆記》曰：“而考唐貢綾多州亦多品，如……建州花練……福州、南安及潮州蕉布，絹則唐所在有之。”至唐代泉州紡織業已有一定水準。


4.生產工具。從考古資料得到證明，從最原始的使用石器，春秋戰國時已能鑄造青銅器，漢代進入使用鐵器時代。生活用具，從最初燒製印紋陶器和原始瓷器（釉陶）發展到燒製各種“閩越式”陶器，如匏壺、瓿、甕、罐、缽、小盒等傳統器形，並一直保存下來。營造干欄式建築。



越人的精神文化特徵與漢人不同，最顯著有：斷發之身，斷發即短髮，與漢人“束髮”不同，便於行舟。“文身”，富有原始宗教的涵義。為在水中行走，“以避蛟龍之害”。拔牙（鑿齒），具有成丁禮的意思，如三國時台灣夷州人風俗，女子出嫁時要拔去門前齒。回顧解放前泉州姑娘出嫁時，時髦在側門齒鑲上兩顆金牙，這或許就是越人拔牙之俗的變態遺風。婚俗方面保留“不落夫家（長住娘家）”的原始習俗，如今惠東沿海還保留此陋習。宗教方面信巫重祀，祟神信鬼的巫覡文化十分盛行。這種文化對後來泉州地區留下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