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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文化泛指雷州半島及受其影響周邊地區的地域文化，它與潮汕文化、海南文化一起，構成作為嶺南文化一個亞文化的福佬文化。由於雷州文化具有廣泛文化來源、深厚土著文化底蘊，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不斷得到充實和更新，形成自己文化特質，故能在我國地域文化之林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長期以來，雷州文化未得到深入研究和發掘，許多文化特質還鮮為人知，實有必要通過一項專題研究，使其優良傳統得到繼承和發揚，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一、雷州文化歷史淵源
雷州位居祖國邊陲，歷史上為封建王朝勢力薄弱之地，容易保留土著文化；但雷州又處在南海交通要衝，歷史上海陸交通和貿易興旺，人員和物資往來頗繁，文化資訊豐富。兩種因素相結合，構成它多元化來源。但人群作為歷史文化主要載體，無疑是雷州文化來源的主體，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它的文化特質和變遷。
（一）俚僚文化
嶺南土著，西漢以前中原人還不知其族別，一概稱為“越”“或”“蠻”，總稱曰“百越”或“蠻夷”。無論“越”、“蠻”、“夷”皆為對南方各族的泛稱，而不是族名。按照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意見，到《後漢書•南蠻傳》說“至建武十六年（西元40年），交趾女子征側及其妹征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裏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此為關於嶺南族名最早記載，其中“裏”為嶺南各族主體［1］，雷州半島時屬交趾部，自屬土著裏人分佈區。魏晉以後，“裏”作為“俚”。張華《博物志》曰：“交州夷名俚子”。（吳）萬震《南州異物志》雲：“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郁林、合浦、甯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王法”。雷州半島屬合浦郡地，亦為俚人區域。隋唐時期俚人發展為大規模部落聯盟，高涼冼氏“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2］，冼夫人勢力覆蓋粵西南、海南等地。不過，隋唐已有俚僚往往合稱，《隋書•地理志》雲“俚僚貴銅鼓，嶺南二十五郡，處處有之”。並有一部分被漢化，“隋唐之際，馮冼內屬，荒梗之俗為之一變”。［3］當然，其時雷州還是“瑤、壯、侗、僚與黎雜處之地”［4］，但他們多是從俚僚中分化出來的，有一部分相繼走上漢化道路。如唐政府任用土著陳文玉為雷州剌史，他“精察吏治，懷集洞落，僚蠻相繼輸款”，部分“相率歸洞遠去”［5］，即渡海入瓊。
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稱。“俗呼山嶺為黎、人居其間，號曰生黎”，所以古代黎族不限於海南島，雷州半島也是其居地。後來他們部分漢化，部分遷居海南，但俚僚文化在雷州半島留下深深的痕跡，在各個文化層面上表現出來；又因為俚僚文化是雷州半島最早的歷史文化，所以也是底層文化，成為以後雷州文化最基本構物之一。
（二）閩潮文化
雷州三面臨海，其海洋地理環境與資源遂成為最富海洋文化特性的閩潮人移居和開發的物件。唐代，已有“徙閩南之民於合州”之說［6］。按合州初置於蕭梁，唐貞觀元年（627年）更名東合州，轄境約今雷州半島。宋以後，移居雷州的閩潮人更多，並發展為當地居民的主體，這有大量家乘、族譜記載。宋紹聖四年（1097年）貶雷州文學家蘇轍在《和子贍〈次韻陶淵明勸農詩〉小引》曰：“餘居海康，……其耕者多閩人也。”道光《廣東通志•雷州府》引宋《圖經》說雷州“州多平田沃壤，又有道可通閩浙，故居民富實，市井居廬，甲於廣右。”雷州半島北緣“化州以典質為業者，十戶而閩居其九”［7］。民國《曹氏族譜》；“遠祖諱相公，……由閩之建陽，於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移居吾邑曹家村”。宣統《海康縣續志•金石》雲：“海康鵝感村官民，由閩入雷，自宋末梅嶺公始”。同書《人物志》又雲：“吳日贊，……府城東關人，先世系出八閩。始祖，宋淳熙初官雷州通判，因家焉，”；“鄧仁爽……，公閩人也，發跡于福州潮陽裏，為宋進士，官光祿大夫，繼掌雷州路，性癖山水，擇得郡西南七十裏而家焉。
莊名潮陽，殆不忘其祖乎。”同書《金石•莫公亞崖祠田跋》：“余系自莆（田）之武盛裏，十一代特奏公判高涼，卒於官，其子因家焉。季有冬公遷雷，蓋宋理宗末年也。”另同書《陳韞之先生墓誌銘》曰：“其先閩人也。始祖以宋進士官于瓊，有政績。任滿，卜居於雷之北隸，延世滋大，乃遷嶺東幹塘村。”明清遷居雷州閩潮人不減於前。
宣統《海康縣續志•人物志》記“李韶繹，……邦塘村人，始祖曰德重，明時由莆田遷海康，遂卜居今村”。又宋鑫《惠龕集•有明始祖王封公由閩遷雷卜居宋家村考》雲：“公諱王封……由福建興化府莆田縣遷雷，卜居於海康之麻廉洋，名其村曰‘宋家村’”。明清時應募至雷州半島開墾的閩潮人更不在少數。明廣東布政使羅榮奏：“高、肇、雷、廉所屬州縣地多拋棄，流民、土瑤易為嘯集，請募民開墾，勸課農桑”［8］。在清初廣東掀起撩荒運動中，高、雷、廉三府被開墾土地最多，“粵民踴躍爭願墾荒”［9］。雍正雷州知府王鐸專司府屬有關事宜，當會有不少閩潮人加入墾荒隊伍。故雷州城南天后廟聯曰：“閩海恩波流粵土，雷陽德澤接莆田”，反映閩潮移民所帶來閩潮文化在雷州空間佔用和流布，整合雷州文化一部分。可以說，閩潮文化是雷州文化一個最重要來源，從雷州居民後來歸屬於福佬系看來，這誠不為過。
（三）中原漢文化
秦漢中原封建勢力進入雷州半島，設立郡縣，中原漢文化開始在當地紮根生長。漢代興盛一時的徐聞、合浦港，即為漢文化在當地傳播的強大基地。其中徐聞港地望不出雷州半島，無論今徐聞還是海康都有大量漢墓，僅徐聞就有290多座，出土“萬歲”瓦當、卷雲紋瓦、陶板瓦、灰坑、井、柱洞、宜宮磚、錢紋磚等建築遺存遺址，以及鐵、銅器、五銖錢、龜鈕銅印、各種陶器等，顯示今徐聞縣西南五裏鎮二橋、仕尾一帶大有可能為古徐聞縣城或港口，中原建築文化在當地傳播無可置疑。在與海康鄰近的徐聞沿海，也發現不少漢代文物，其文化風格與在廣州、澄海、五華出土的同類器物相同或相似，既受南越文化，也受中原漢文化影響，有非同尋常的淵源關係。至中原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精神文化等，也先後傳播至雷州各地，漸漸成為當地文化主宰。例如劉宋時徐聞著名大戶阮謙之，其祖父東晉時舉家遷入徐聞，數十年後到阮謙之時，已發展為當地豪紳大戶，成為封建文化在徐聞的代表人物。經唐代俚人大規模漢化或他遷，到宋代以降，中原漢文化漸漸成為雷州主流文化。雖然閩潮文化這時也伴隨移民高潮傳入，但它代表的是民間文化，自不能與擁有強勁文化勢能的官方文化，即中原漢文化相比。隨著封建統治的加強，中原漢文化日益牢固地佔領各個文化陣地，也是雷州文化主體。
（四）海外文化
雷州半島海岸線曲折綿長，港灣眾多，又有徐聞以及附近合浦古港；緊靠歷史早期中原南下北部灣的湘桂走廊這條水陸交通線；而雷州半島上臺地廣布，容易通過，海陸交通方便，海上絲綢之路對它影響甚大，海外文化得以參與雷州文化的形成和傳播。徐聞出土漢代舶來水晶、琉璃、瑪瑙、琥珀；徐聞和遂溪出土南朝波斯銀幣、銀盒、銀手鐲等飾物，高州良德出土唐代昆侖奴女人頭像；明清時期發掘的荷蘭銅炮、越南銅錢、日本瓷器、銀圓、歐洲青花瓷器等，它們早期的以波斯為主，也有來自東南亞和南亞，後期的包括西班牙、日本、荷蘭、英國等，這些器物所代表的海外文化都在雷州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
上述這些來自不地區、民族或民系的文化，長期在雷州半島上交流、碰撞、整合，大約在明代，主要以雷州話（亦稱黎話，但不是海南黎族使用屬壯侗語族的黎語）形成為標誌，表明雷州文化作為福佬文化一個亞文化產生。明人王士性指出：“廉州中國窮處，其俗有四民：曰客戶，居城廓，解漢音，業商賈（指客家人）；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業耕種（來自閩語區之人）；三曰俚人，深居遠村，不解漢語，惟耕種為活（指黎族人）；四曰蛋人，舟居穴處，僅同水族，亦解漢語，以采海為生（指水上居民）”［10］。此處所說廉州包含今雷州半島。清代雷州話進一步成熟，外地人已聽不懂這種方言。乾隆張渠《粵東聞見錄》指出：“高廉雷瓊之間，益侏難解。官司聽訟，恒任隸役傳達。至於吏、禮戶庫，往往呼此而彼應，即胥役亦不能辨。幸近奉功令，士人應試，皆先學習官音，庶臻同文之盛雲”。［11］
當然，雷州風俗、飲食、宗教等也在此前後定型，表明雷州文化作為一個區域文化體系脫羽成熟，也是多個文化要素歷經長期整合的結果。
二、雷州文化特質
多元文化整合而成的雷州文化，反映了人類適應雷州地理環境採取的方式，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價值取向，人類世代勞動成果的總體特徵，以及深層的精神世界的結構與風貌，集聚成雷州文化的特質，並在多個文化層面上反映出來。
（一）豐富海洋文化內涵
無論是土著俚人，還是入居閩潮人，都視海洋為他們經濟生命線，以耕海為生活一個主要來源，也是雷州海洋文化最基本一個層次。在雷州半島新石器或秦漢文化遺址中，都有不少石和陶制網墜，如海康英利鎮蘭圓嶺、海母鄉英樓嶺、廉江河唇鎮鴨嶺、吳川梅菉鎮、梧山嶺、塘尾鎮南蛇嶺，三村港鎮大兜嶺、遂溪江洪鎮鯉魚墩、黃略鎮禮部村、洋青鎮羅馬壇等遺址，除了捕魚工具還有大量蜆螺、魚骨等，顯示土著居民從遠古時代起就與海洋有不解之緣。宋代以來，大片河海灘塗被開墾而成為新的糧倉。如雷州灣和南渡河出海口一帶，地勢低窪，海潮侵襲，長期處於沉睡狀態。宋代閩潮移民到來，修成南北大堤和灌渠，引淡沖洗，經數代努力，大片斥鹵化為沃壤，遍地荊棒變成稻梁。到明代，雷州東西兩洋成為雷州半島最大糧倉，耕海同時向農業土地利用方向轉變。故萬曆《雷州府志》說雷城附近“宋始築岸防海，以開阡陌”。則此前，魚鹽生產是開發海洋資源的主要形式；此後，其地位也沒有降低，志稱雷州地區“山民務家圃以盡地力，海人謀魚鹽以養身家”［12］。
如電白一帶海岸“漁箔橫列，以海為田”，當地人“漁佃為生”［13］，即用竹制“漁箔”圍灘塗，使魚類養殖、儲存、捕撈三者達到完善空間組合，有效利用水體、灘塗和餌料，使漁業生產工廠化和規範化，取得精養密放效果。這種方式類似今日網箱養魚，為一項先進技術，其經濟效益大於海洋捕撈，故時有“白米鮮魚電白街”詩句。
雷州人善商有著悠久歷史，漢徐聞、合浦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紿發港，已與東南亞諸國直接交易。志稱徐聞“漢置左右候官，在徐聞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直至唐代仍有“欲拔貧，詣徐聞”之諺［14］。海上商業貿易不失為當地經濟支柱。雷州窰業也久負盛名，隋唐窰址就不少，宋元雷州陶瓷業相當興旺，遂溪、廉江、海康等地均有大窰址，且多分佈在海運方便的河岸、海邊，產量大，非當地所能消費，於是大部分外銷東南亞各地。海上絲綢之路或稱陶瓷之路成為雷州海洋文化一個強大載體。
宋元以來入居雷州閩潮商人，為雷州文化注入更多海洋文化成份。宋代雷州城居民富甲一方，不但因為附近農產豐饒，而且依靠與閩浙、海外貿易。宋代海康港出口貨物有“谷、米、牛、酒、黃魚”［15］。北宋時詩人秦觀貶雷州，詩中有“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皆蝦魚”之句［16］。南宋李綱貶海南，暫住雷州，也說當地“山果海鮮多不識，卻須傳與北人誇“［17］。雷州海產品多得不可勝數。明清時潮商“恃重貲往各鄉買糖，……租舶艚船裝所貨糖包，由海道上蘇州、天津……，販棉花、色布四邑，下通雷瓊等府，一往一來獲息幾倍”。［18］澄海等地所需糧食，“向借商民領照赴洋及高雷等處買回澄，以賈民食［19］。明代吳川梅菉港“生齒盈萬”，清代被稱為“小佛山”，會館彙集，福建商人在那裏專設“漳州街”，成為“嶺西一大都會”［20］。
徐聞海安港，潮州、珠江三角洲各州縣、廣西、澳門、湖北等商人雲集，各式商號薈萃的海安街，長一裏多，為瓊雷各地商品集散市場。遂溪赤坎港，各地商船蝟集，設有閩、浙、湖廣會館，商賈繁華不減梅綠。今湛江市區尚有“福建村”、“福建街”等地名，過去內設有潮州會館，民主路內有閩浙會館，徐聞縣民生路有廣府會館、潮州會館等，展示閩、湖、廣（州）商人在雷州半島活動盛況。
雷州海洋文化深厚歷史積澱，也見於精神文化層面，其中海神崇拜又居獨特地位。因半島海陸相接地理環境，海陸相互作用產生的各種自然現象增加了人們對茫茫大海的神秘感，一方面由此產生海神崇拜，另一方面是閩潮人帶來媽祖（天妃、天后）崇拜。海神廟宇遍及各地。據方志統計，媽祖廟在電白有5座，吳川 有8座，位居南海神、冼太夫人、龍母廟之上，在人們心中地位甚高。雷州城南有雷州最大天后廟。今湛江東方街原名“天后街”，以舊有天后廟得名。雷州本盛祀冼夫人，廟宇林立，媽祖傳入，也有請進廟宇並祀，稱“宣封廟”，在今湛江市南郊即有一座。湛江硇洲島為航海沖要，有明正德元年（1506年）修天后廟，代有重構，為當地名廟。
徐聞海安港有明代修媽祖宮，另在化州、廉江、茂名，信宜等地同樣有大小不一天后廟，香火甚旺，信仰至篤。這些地區民居對聯多曰：“源從閩海，澤及莆田”，電白舊俗人死曰“回福建”。有關天后顯靈記載不絕於書，光緒《電白縣誌》說：“聖女水神，江淮河漢多顯靈，不獨吾電也”。又宣統《海康縣誌》雲：“仕宦之過瓊，商賈之海運，必禱於廟”。每逢天后誕日（一般為農曆三月二十三），各地都有遊神、演戲活動，屆時萬人空巷。另外還崇拜三婆神，作為天妃之姐，農曆三月二十二為誕，祀祭活動也很熱烈。這反映了天后作為勇敢、無畏、正義化身，涉波履險，濟世救人，熱心公益事業，正是雷州人敢於開拓、進取海洋文化品格的表現。
雷州人親海，除了崇拜天后，也祀奉漢代開拓嶺南有功之臣伏波。雷州有不少關於馬（援）、路（博多）兩伏波傳說。海康、徐聞、化州、吳川等地均有伏波廟。徐聞伏波廟建在討網村，時間最早。蘇東坡經此，寫了《徐聞伏波廟祀》，雲：“海上有伏波祠，凡渡海者，必蔔焉。曰某日可渡，必吉，而後敢渡”。雷州城內有伏波祠，傳始建于東漢，現今規模最大，為人仰止。伏波被尊為海神，也是雷州海洋文化一種折射。
（二）厚重土著文化底蘊
相對封閉環境、滯後社會經濟，使雷州半島成為我國保留土著文化最多地區之一。俚僚文化積澱層厚重，見於多個文化層面，構成觸目文化景觀，是一筆寶貴文化資源。
俚僚人俗重銅鼓，是財富、權力象徵，也是一種打擊樂器，銅鼓所包含非常豐富內容，稱為銅鼓文化。在廣東省內收藏200多面銅鼓中，以雷州半島出土的最多，幾乎各縣都有所發現，僅湛江市博物館內即收藏有15面。類型頗多，有北流型、靈山型銅鼓，皆屬粵式銅鼓。無論北流型還是靈山型銅鼓，鼓上都鑄有蛙，顯示對蛙的崇拜，也是農業文明發展的象徵，兩者都離不開水，又說明雷州先民主要是水居的。失傳已久的“雷州換鼓”風俗活動，諒也是以銅鼓為壓軸祭雷活動。又雷州各地多銅鼓地名，如海康有銅鼓村、銅鼓溪、廉江有銅鼓汛、遂溪有銅鼓塘、銅鼓逕，電白有銅鼓嶺、化州也有銅鼓嶺等。銅鼓豐富文化內涵有待進一步發掘。
狗是古越人漁獵時代崇拜物件。《後漢書•南蠻傳》記述了神犬盤瓠與人婚配的故事，實際上反映古代少數民族原始崇拜和經濟生活。至今黎、佘、瑤等少數民族仍視狗為圖騰，狗崇拜盛行這些少數民族地區。雷州半島昔為俚人居地，狗崇拜殘餘至今猶存，形成一個特殊石狗文化圈。據悉，今湛江地區保存下來各種造型狗數以千計，大者高約1米，小者僅20釐米，幾乎村村都有，多者10—20頭，少則1—2頭，或立於村口、樹下，或蹲於門前、天井，甚至窗戶頂部飄板之上。湛江市博物館即收集不少形態各異石狗。
據研究，這些石狗最早為宋代雕刻，更多為明代以後作品，如電白縣仙桃園鄉龍眼村清代石狗，高90釐米，長74釐米，為重要文物，當然也有現代製作的。母石狗又比公石狗多，是古代俚人生殖崇拜的一種折射，反映增加人口願望。每月初一十五為祭石狗定例，平時有難解問題，當地人也會求助於石狗。狗地名在廣東南路一帶很普遍，如電白有狗耳山、狗毛蟲坡，茂名有石狗嶺，化州有狗園嶺，信宜有石狗，吳川有石狗塘，海康有田狗寮，徐聞有山狗吼、狗頭鋪、狗肚等。又狗壯語音麻或馬，壯族由俚族演化面來，俚人生活過地方留有不少壯語地名。廣東恰有許多齊頭式麻、馬地名，主要分佈在雷州半島一帶，如湛江市區有麻斜、麻章、麻弄、麻登，海康有麻亭、麻演、麻嶺；海康有馬特、馬留、馬鐵、徐聞有馬坑，遂溪有馬屋寮，吳川有馬霄、馬容、馬跳，化州有馬力，電白有馬踏、馬欖、馬鹿、馬跳、馬鬱等。它們很有可能是狗地名的音譯，也是狗崇拜在地名上留下的吉光片羽。
吃狗肉與狗崇拜並不矛盾，世界上有些民族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會轉入吃者之中。狗既為古越人崇拜物件，吃狗肉也不大行其道。雷州“白斬狗”作為飲食風俗一寶，聞名海內外也應是俚文化遺存。
雷州半島是我國著名雷擊區。唐李肇《國史補》曰：“雷州春日無日無雷”。先民出於對雷電恐懼，對雷神崇拜有加。海康、電白、遂溪等地建有雷神廟，最大一座在雷城西英榜山，稱雷祖祠，後又由雷衍生出異人陳文玉，任雷州剌史（未見正史），歿後有靈，被奉為雷神受祭。現已失傳的“雷州換鼓”樂俗，實也是一種祭雷方式。散落于雷州大地的隕石，當地人稱為“雷石公”或“霹靂砧”，認為有驅邪避災功效，作為神器收藏，這實為對雷神崇拜一種表現。
種稻是古越族文化特徵之一。雷州半島雖然比較乾旱，但適宜水稻生長河谷、坡地也有相當面積。在壯語中，水田稱為“那”。“那”字地名遍及兩廣及西南各省區，在廣東主要分佈在粵西和瓊雷等地。
據《湛江市地名志》和《茂名市地名志》統計，“那”字地名在湛江有65個，在茂名有19個，皆為大地名，小地名不在其列。如徐聞有那加，海康有那黎、吳州有那羅、電白有那花、化州有那樓、高州有那慢、茂名有那田等，基本上集中在南渡河和鑒江流域水稻產區。從那字地名分佈格局，可知俚人經濟、社會及政治組織已很健全，長期活動於一個比較固定地域，進步到一定成熟階段。此外，雷州還有不少其他壯語地名。如麻、調、譚、博（蔔）、昌（暢）、茂、邁等。屈大均《廣東新語•文語》說：“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等。如海康有扶橋、扶合、扶柳、遂溪有扶良、電白有羅笠、湛江有羅陽、羅坑，徐聞和廉江都有打銀、廉江有多浪、多寶洞，吳川有多曹，高州有多南塘，信宜有扶六、扶曹、扶龍等。這些地名，見於田地、村落、城鎮、山野等，顯示豐富古越人文化內涵。
（三）開疆文化遺澤
雷州半島向稱“天南重地”，為我國大陸最南地理區域，與海南島一樣，古代是封建王朝貶謫罪臣或途經之地。這些流落邊疆的政治或文化人，多致力於傳播中原文化，推動當地文化發展。這種由流寓人物在邊陲地區傳播的漢文化，後被稱為“開疆文化”。它的一個最大特點是以流寓人物為載體，以自己活動改變當地落後文化，有助於邊疆地區開發和進步。當然歷史上進軍邊疆所帶來文化傳播，也可列入“開疆文化”範疇。
漢代以來，雷州半島已為中原政治勢力所及或南下所經之地，從漢兩伏波到後來統一嶺南戰爭，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強了中原文化在雷州傳播。歷史上有過許多文化名人，如唐宋時即有7位宰相貶雷或途經逗留，官階以下者更不勝其數。雷州西湖十賢祠所祀奉的10位大賢，即寇准、李綱、趙鼎、李光、王岩叟、蘇軾、蘇轍、任伯雨、秦觀、胡銓等即為他們的代表人物。他們在當地興教化，辦水利，發展生產，改善民生，培養人才，貢獻匪淺。如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坐貶徐聞典史，為一個未入流小吏。他見百姓窮困，官吏橫行，應從教育入手，以正吏治民風，他創辦貴生書院，升座講學，座無虛席。這些貶官逐客到來，恰如群星殞落夜空一樣，照亮了文化荒涼雷州大地。其流風所及，至今仍未泯滅。保留至今雷州十賢祠，真武堂、蘇公亭、寇公亭、萊公井、徐聞貴生書院等即為開疆文化在雷州歷史見證，它們深蘊的文化內涵已融合進雷州文化之中。
（四）以熱作為中心紅土文化之鄉
深色玄武岩地層，幹熱氣候，形成雷州紅土。在這種地理環境下孕育、發展起來的鄉土文化，稱為紅土文化。它包含了物質和精神文化各個層次，既有可視又有可悟文化景觀。雷州與海南一樣，過去是檳榔、椰子、甘蔗等熱作分佈區。明清時徐聞“糖蔗得利，幾與穀相半”［21］。“雷 （州） 之烏糖，其行不遠，白糖則遠貨蘇州、天津等地”［22］。雷州又是我國引進新作物基地之一，如花生“宋元間，……粵估 （賈） 從海上諸國得其種，高雷廉瓊多種之，大牛車運之，以上海船而貨於中國 （原） ”［23］清末海康“城西坡地種落花生盈阡盈陌，用以榨油，運輸出口”［24］。
晚明又從海外引入番薯，雷州半島是最先種植地區之一，吳川人林懷蘭被認為是從越南引入番薯者之一，電白縣至今還有番薯林公廟作為紀念。解放後，雷州引種橡膠、劍麻、咖啡、胡椒、油棕、鳳梨等熱作顯示紅土地利用一個新方向和熱作文化景觀的空間佔用。在熱帶紅土視野下，人們用黃牛運輸，輾出殷紅車路，過去穿葛、麻布衣或吉貝製作衣裳，戴油笠或大葉笠遮陽，穿木屐，吸煙用“大碌竹”工具，普遍以番薯粥為主食等，都是適應幹熱氣候所構成紅土文化風景線。
三、雷州文化歷史地位
在熱帶海洋環境下由多個源頭文化融匯、整合而成雷州文化，像地層古生物一樣，由底層俚僚文化、中層閩潮文化、表層中原漢文化構成，在嶺南文化共同文化特質下，具有獨特文化風格。如上述，俚僚文化在原始崇拜、民間信仰、風俗活動、地名等頗具特色；閩潮文化則以海洋文化特質見長；中原漢文化則反映在歷史政治、經濟制度、儒家倫理、道德、禮儀範式等方面。半島的地理形勢，使雷州文化具有海島型文化的某些特徵，如相對封閉性和海洋文化較發達等。在這一點上，雷州文化與海南文化特質基本相同或相似，在許多方面可以溝通，故在嶺南文化分區上，同屬福佬文化區、瓊雷文化亞區。但兩地之間畢竟有小異，一是瓊州海峽分隔，它們到底是兩個地理單元；二是海島和半島對外交往不盡相同，雷州半島與大陸關係比海南密切。反映在文化特質上，雷州有大陸少有石狗崇拜和比海南更強悍民風。雷州地理縱深有限，缺乏大面積山區，歷史後期，文化也比較均質。
從這個意義上說，雷州文化相對獨立性有可能成為一個單獨文化區，在嶺南文化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但這個問題仍有待更全面深入研究。
注 釋：
［1］ 譚其驤.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載歷史研究.1988,(5):11.
［2］隋書•譙國夫人傳.
［3］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條.中.
［4］宣統.海康縣續志•雷祖志.
［5］嘉慶.雷州府志•人物.
［6］ 轉見宋銳.雷州人是來自福建的閩南人.載政協海康縣文史組.海康文史.1984,(4):30.
［7］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6.
［8］明實錄.卷101.
［9］雍正.廣東通志.卷7.
［10］王士性.廣志繹.卷4.
［11］ 轉見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424.
［12］道光.電白縣誌.卷1.
［13］道光.電白縣誌.卷14.
［14］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8.
［15］宋史•食貨志.下.八.
［16］秦觀.淮海集.卷6.海康事書.
［17］李綱.梁溪全集.卷24.
［18］乾隆.澄海縣誌.卷19.風俗.
［19］粵東例案•平糶.
［20］光緒.梅菉志稿.卷8.雜錄.
［21］ 轉見林臣勇.明清時期湛江地區的農業經濟.見湛江文史.(17)輯.
［22］嘉慶.雷州府志.卷2.
［23］檀萃.滇海虞衡志.卷10.志果.
［24］宣統.海康縣續志.卷2.
（選自2001年雷州文化研討會論文）
資料來源 :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一、雷州文化歷史淵源
雷州位居祖國邊陲，歷史上為封建王朝勢力薄弱之地，容易保留土著文化；但雷州又處在南海交通要衝，歷史上海陸交通和貿易興旺，人員和物資往來頗繁，文化資訊豐富。兩種因素相結合，構成它多元化來源。但人群作為歷史文化主要載體，無疑是雷州文化來源的主體，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它的文化特質和變遷。
（一）俚僚文化
嶺南土著，西漢以前中原人還不知其族別，一概稱為“越”“或”“蠻”，總稱曰“百越”或“蠻夷”。無論“越”、“蠻”、“夷”皆為對南方各族的泛稱，而不是族名。按照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意見，到《後漢書•南蠻傳》說“至建武十六年（西元40年），交趾女子征側及其妹征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裏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此為關於嶺南族名最早記載，其中“裏”為嶺南各族主體［1］，雷州半島時屬交趾部，自屬土著裏人分佈區。魏晉以後，“裏”作為“俚”。張華《博物志》曰：“交州夷名俚子”。（吳）萬震《南州異物志》雲：“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郁林、合浦、甯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王法”。雷州半島屬合浦郡地，亦為俚人區域。隋唐時期俚人發展為大規模部落聯盟，高涼冼氏“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2］，冼夫人勢力覆蓋粵西南、海南等地。不過，隋唐已有俚僚往往合稱，《隋書•地理志》雲“俚僚貴銅鼓，嶺南二十五郡，處處有之”。並有一部分被漢化，“隋唐之際，馮冼內屬，荒梗之俗為之一變”。［3］當然，其時雷州還是“瑤、壯、侗、僚與黎雜處之地”［4］，但他們多是從俚僚中分化出來的，有一部分相繼走上漢化道路。如唐政府任用土著陳文玉為雷州剌史，他“精察吏治，懷集洞落，僚蠻相繼輸款”，部分“相率歸洞遠去”［5］，即渡海入瓊。
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稱。“俗呼山嶺為黎、人居其間，號曰生黎”，所以古代黎族不限於海南島，雷州半島也是其居地。後來他們部分漢化，部分遷居海南，但俚僚文化在雷州半島留下深深的痕跡，在各個文化層面上表現出來；又因為俚僚文化是雷州半島最早的歷史文化，所以也是底層文化，成為以後雷州文化最基本構物之一。
（二）閩潮文化
雷州三面臨海，其海洋地理環境與資源遂成為最富海洋文化特性的閩潮人移居和開發的物件。唐代，已有“徙閩南之民於合州”之說［6］。按合州初置於蕭梁，唐貞觀元年（627年）更名東合州，轄境約今雷州半島。宋以後，移居雷州的閩潮人更多，並發展為當地居民的主體，這有大量家乘、族譜記載。宋紹聖四年（1097年）貶雷州文學家蘇轍在《和子贍〈次韻陶淵明勸農詩〉小引》曰：“餘居海康，……其耕者多閩人也。”道光《廣東通志•雷州府》引宋《圖經》說雷州“州多平田沃壤，又有道可通閩浙，故居民富實，市井居廬，甲於廣右。”雷州半島北緣“化州以典質為業者，十戶而閩居其九”［7］。民國《曹氏族譜》；“遠祖諱相公，……由閩之建陽，於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移居吾邑曹家村”。宣統《海康縣續志•金石》雲：“海康鵝感村官民，由閩入雷，自宋末梅嶺公始”。同書《人物志》又雲：“吳日贊，……府城東關人，先世系出八閩。始祖，宋淳熙初官雷州通判，因家焉，”；“鄧仁爽……，公閩人也，發跡于福州潮陽裏，為宋進士，官光祿大夫，繼掌雷州路，性癖山水，擇得郡西南七十裏而家焉。
莊名潮陽，殆不忘其祖乎。”同書《金石•莫公亞崖祠田跋》：“余系自莆（田）之武盛裏，十一代特奏公判高涼，卒於官，其子因家焉。季有冬公遷雷，蓋宋理宗末年也。”另同書《陳韞之先生墓誌銘》曰：“其先閩人也。始祖以宋進士官于瓊，有政績。任滿，卜居於雷之北隸，延世滋大，乃遷嶺東幹塘村。”明清遷居雷州閩潮人不減於前。
宣統《海康縣續志•人物志》記“李韶繹，……邦塘村人，始祖曰德重，明時由莆田遷海康，遂卜居今村”。又宋鑫《惠龕集•有明始祖王封公由閩遷雷卜居宋家村考》雲：“公諱王封……由福建興化府莆田縣遷雷，卜居於海康之麻廉洋，名其村曰‘宋家村’”。明清時應募至雷州半島開墾的閩潮人更不在少數。明廣東布政使羅榮奏：“高、肇、雷、廉所屬州縣地多拋棄，流民、土瑤易為嘯集，請募民開墾，勸課農桑”［8］。在清初廣東掀起撩荒運動中，高、雷、廉三府被開墾土地最多，“粵民踴躍爭願墾荒”［9］。雍正雷州知府王鐸專司府屬有關事宜，當會有不少閩潮人加入墾荒隊伍。故雷州城南天后廟聯曰：“閩海恩波流粵土，雷陽德澤接莆田”，反映閩潮移民所帶來閩潮文化在雷州空間佔用和流布，整合雷州文化一部分。可以說，閩潮文化是雷州文化一個最重要來源，從雷州居民後來歸屬於福佬系看來，這誠不為過。
（三）中原漢文化
秦漢中原封建勢力進入雷州半島，設立郡縣，中原漢文化開始在當地紮根生長。漢代興盛一時的徐聞、合浦港，即為漢文化在當地傳播的強大基地。其中徐聞港地望不出雷州半島，無論今徐聞還是海康都有大量漢墓，僅徐聞就有290多座，出土“萬歲”瓦當、卷雲紋瓦、陶板瓦、灰坑、井、柱洞、宜宮磚、錢紋磚等建築遺存遺址，以及鐵、銅器、五銖錢、龜鈕銅印、各種陶器等，顯示今徐聞縣西南五裏鎮二橋、仕尾一帶大有可能為古徐聞縣城或港口，中原建築文化在當地傳播無可置疑。在與海康鄰近的徐聞沿海，也發現不少漢代文物，其文化風格與在廣州、澄海、五華出土的同類器物相同或相似，既受南越文化，也受中原漢文化影響，有非同尋常的淵源關係。至中原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精神文化等，也先後傳播至雷州各地，漸漸成為當地文化主宰。例如劉宋時徐聞著名大戶阮謙之，其祖父東晉時舉家遷入徐聞，數十年後到阮謙之時，已發展為當地豪紳大戶，成為封建文化在徐聞的代表人物。經唐代俚人大規模漢化或他遷，到宋代以降，中原漢文化漸漸成為雷州主流文化。雖然閩潮文化這時也伴隨移民高潮傳入，但它代表的是民間文化，自不能與擁有強勁文化勢能的官方文化，即中原漢文化相比。隨著封建統治的加強，中原漢文化日益牢固地佔領各個文化陣地，也是雷州文化主體。
（四）海外文化
雷州半島海岸線曲折綿長，港灣眾多，又有徐聞以及附近合浦古港；緊靠歷史早期中原南下北部灣的湘桂走廊這條水陸交通線；而雷州半島上臺地廣布，容易通過，海陸交通方便，海上絲綢之路對它影響甚大，海外文化得以參與雷州文化的形成和傳播。徐聞出土漢代舶來水晶、琉璃、瑪瑙、琥珀；徐聞和遂溪出土南朝波斯銀幣、銀盒、銀手鐲等飾物，高州良德出土唐代昆侖奴女人頭像；明清時期發掘的荷蘭銅炮、越南銅錢、日本瓷器、銀圓、歐洲青花瓷器等，它們早期的以波斯為主，也有來自東南亞和南亞，後期的包括西班牙、日本、荷蘭、英國等，這些器物所代表的海外文化都在雷州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
上述這些來自不地區、民族或民系的文化，長期在雷州半島上交流、碰撞、整合，大約在明代，主要以雷州話（亦稱黎話，但不是海南黎族使用屬壯侗語族的黎語）形成為標誌，表明雷州文化作為福佬文化一個亞文化產生。明人王士性指出：“廉州中國窮處，其俗有四民：曰客戶，居城廓，解漢音，業商賈（指客家人）；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業耕種（來自閩語區之人）；三曰俚人，深居遠村，不解漢語，惟耕種為活（指黎族人）；四曰蛋人，舟居穴處，僅同水族，亦解漢語，以采海為生（指水上居民）”［10］。此處所說廉州包含今雷州半島。清代雷州話進一步成熟，外地人已聽不懂這種方言。乾隆張渠《粵東聞見錄》指出：“高廉雷瓊之間，益侏難解。官司聽訟，恒任隸役傳達。至於吏、禮戶庫，往往呼此而彼應，即胥役亦不能辨。幸近奉功令，士人應試，皆先學習官音，庶臻同文之盛雲”。［11］
當然，雷州風俗、飲食、宗教等也在此前後定型，表明雷州文化作為一個區域文化體系脫羽成熟，也是多個文化要素歷經長期整合的結果。
二、雷州文化特質
多元文化整合而成的雷州文化，反映了人類適應雷州地理環境採取的方式，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價值取向，人類世代勞動成果的總體特徵，以及深層的精神世界的結構與風貌，集聚成雷州文化的特質，並在多個文化層面上反映出來。
（一）豐富海洋文化內涵
無論是土著俚人，還是入居閩潮人，都視海洋為他們經濟生命線，以耕海為生活一個主要來源，也是雷州海洋文化最基本一個層次。在雷州半島新石器或秦漢文化遺址中，都有不少石和陶制網墜，如海康英利鎮蘭圓嶺、海母鄉英樓嶺、廉江河唇鎮鴨嶺、吳川梅菉鎮、梧山嶺、塘尾鎮南蛇嶺，三村港鎮大兜嶺、遂溪江洪鎮鯉魚墩、黃略鎮禮部村、洋青鎮羅馬壇等遺址，除了捕魚工具還有大量蜆螺、魚骨等，顯示土著居民從遠古時代起就與海洋有不解之緣。宋代以來，大片河海灘塗被開墾而成為新的糧倉。如雷州灣和南渡河出海口一帶，地勢低窪，海潮侵襲，長期處於沉睡狀態。宋代閩潮移民到來，修成南北大堤和灌渠，引淡沖洗，經數代努力，大片斥鹵化為沃壤，遍地荊棒變成稻梁。到明代，雷州東西兩洋成為雷州半島最大糧倉，耕海同時向農業土地利用方向轉變。故萬曆《雷州府志》說雷城附近“宋始築岸防海，以開阡陌”。則此前，魚鹽生產是開發海洋資源的主要形式；此後，其地位也沒有降低，志稱雷州地區“山民務家圃以盡地力，海人謀魚鹽以養身家”［12］。
如電白一帶海岸“漁箔橫列，以海為田”，當地人“漁佃為生”［13］，即用竹制“漁箔”圍灘塗，使魚類養殖、儲存、捕撈三者達到完善空間組合，有效利用水體、灘塗和餌料，使漁業生產工廠化和規範化，取得精養密放效果。這種方式類似今日網箱養魚，為一項先進技術，其經濟效益大於海洋捕撈，故時有“白米鮮魚電白街”詩句。
雷州人善商有著悠久歷史，漢徐聞、合浦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紿發港，已與東南亞諸國直接交易。志稱徐聞“漢置左右候官，在徐聞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直至唐代仍有“欲拔貧，詣徐聞”之諺［14］。海上商業貿易不失為當地經濟支柱。雷州窰業也久負盛名，隋唐窰址就不少，宋元雷州陶瓷業相當興旺，遂溪、廉江、海康等地均有大窰址，且多分佈在海運方便的河岸、海邊，產量大，非當地所能消費，於是大部分外銷東南亞各地。海上絲綢之路或稱陶瓷之路成為雷州海洋文化一個強大載體。
宋元以來入居雷州閩潮商人，為雷州文化注入更多海洋文化成份。宋代雷州城居民富甲一方，不但因為附近農產豐饒，而且依靠與閩浙、海外貿易。宋代海康港出口貨物有“谷、米、牛、酒、黃魚”［15］。北宋時詩人秦觀貶雷州，詩中有“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皆蝦魚”之句［16］。南宋李綱貶海南，暫住雷州，也說當地“山果海鮮多不識，卻須傳與北人誇“［17］。雷州海產品多得不可勝數。明清時潮商“恃重貲往各鄉買糖，……租舶艚船裝所貨糖包，由海道上蘇州、天津……，販棉花、色布四邑，下通雷瓊等府，一往一來獲息幾倍”。［18］澄海等地所需糧食，“向借商民領照赴洋及高雷等處買回澄，以賈民食［19］。明代吳川梅菉港“生齒盈萬”，清代被稱為“小佛山”，會館彙集，福建商人在那裏專設“漳州街”，成為“嶺西一大都會”［20］。
徐聞海安港，潮州、珠江三角洲各州縣、廣西、澳門、湖北等商人雲集，各式商號薈萃的海安街，長一裏多，為瓊雷各地商品集散市場。遂溪赤坎港，各地商船蝟集，設有閩、浙、湖廣會館，商賈繁華不減梅綠。今湛江市區尚有“福建村”、“福建街”等地名，過去內設有潮州會館，民主路內有閩浙會館，徐聞縣民生路有廣府會館、潮州會館等，展示閩、湖、廣（州）商人在雷州半島活動盛況。
雷州海洋文化深厚歷史積澱，也見於精神文化層面，其中海神崇拜又居獨特地位。因半島海陸相接地理環境，海陸相互作用產生的各種自然現象增加了人們對茫茫大海的神秘感，一方面由此產生海神崇拜，另一方面是閩潮人帶來媽祖（天妃、天后）崇拜。海神廟宇遍及各地。據方志統計，媽祖廟在電白有5座，吳川 有8座，位居南海神、冼太夫人、龍母廟之上，在人們心中地位甚高。雷州城南有雷州最大天后廟。今湛江東方街原名“天后街”，以舊有天后廟得名。雷州本盛祀冼夫人，廟宇林立，媽祖傳入，也有請進廟宇並祀，稱“宣封廟”，在今湛江市南郊即有一座。湛江硇洲島為航海沖要，有明正德元年（1506年）修天后廟，代有重構，為當地名廟。
徐聞海安港有明代修媽祖宮，另在化州、廉江、茂名，信宜等地同樣有大小不一天后廟，香火甚旺，信仰至篤。這些地區民居對聯多曰：“源從閩海，澤及莆田”，電白舊俗人死曰“回福建”。有關天后顯靈記載不絕於書，光緒《電白縣誌》說：“聖女水神，江淮河漢多顯靈，不獨吾電也”。又宣統《海康縣誌》雲：“仕宦之過瓊，商賈之海運，必禱於廟”。每逢天后誕日（一般為農曆三月二十三），各地都有遊神、演戲活動，屆時萬人空巷。另外還崇拜三婆神，作為天妃之姐，農曆三月二十二為誕，祀祭活動也很熱烈。這反映了天后作為勇敢、無畏、正義化身，涉波履險，濟世救人，熱心公益事業，正是雷州人敢於開拓、進取海洋文化品格的表現。
雷州人親海，除了崇拜天后，也祀奉漢代開拓嶺南有功之臣伏波。雷州有不少關於馬（援）、路（博多）兩伏波傳說。海康、徐聞、化州、吳川等地均有伏波廟。徐聞伏波廟建在討網村，時間最早。蘇東坡經此，寫了《徐聞伏波廟祀》，雲：“海上有伏波祠，凡渡海者，必蔔焉。曰某日可渡，必吉，而後敢渡”。雷州城內有伏波祠，傳始建于東漢，現今規模最大，為人仰止。伏波被尊為海神，也是雷州海洋文化一種折射。
（二）厚重土著文化底蘊
相對封閉環境、滯後社會經濟，使雷州半島成為我國保留土著文化最多地區之一。俚僚文化積澱層厚重，見於多個文化層面，構成觸目文化景觀，是一筆寶貴文化資源。
俚僚人俗重銅鼓，是財富、權力象徵，也是一種打擊樂器，銅鼓所包含非常豐富內容，稱為銅鼓文化。在廣東省內收藏200多面銅鼓中，以雷州半島出土的最多，幾乎各縣都有所發現，僅湛江市博物館內即收藏有15面。類型頗多，有北流型、靈山型銅鼓，皆屬粵式銅鼓。無論北流型還是靈山型銅鼓，鼓上都鑄有蛙，顯示對蛙的崇拜，也是農業文明發展的象徵，兩者都離不開水，又說明雷州先民主要是水居的。失傳已久的“雷州換鼓”風俗活動，諒也是以銅鼓為壓軸祭雷活動。又雷州各地多銅鼓地名，如海康有銅鼓村、銅鼓溪、廉江有銅鼓汛、遂溪有銅鼓塘、銅鼓逕，電白有銅鼓嶺、化州也有銅鼓嶺等。銅鼓豐富文化內涵有待進一步發掘。
狗是古越人漁獵時代崇拜物件。《後漢書•南蠻傳》記述了神犬盤瓠與人婚配的故事，實際上反映古代少數民族原始崇拜和經濟生活。至今黎、佘、瑤等少數民族仍視狗為圖騰，狗崇拜盛行這些少數民族地區。雷州半島昔為俚人居地，狗崇拜殘餘至今猶存，形成一個特殊石狗文化圈。據悉，今湛江地區保存下來各種造型狗數以千計，大者高約1米，小者僅20釐米，幾乎村村都有，多者10—20頭，少則1—2頭，或立於村口、樹下，或蹲於門前、天井，甚至窗戶頂部飄板之上。湛江市博物館即收集不少形態各異石狗。
據研究，這些石狗最早為宋代雕刻，更多為明代以後作品，如電白縣仙桃園鄉龍眼村清代石狗，高90釐米，長74釐米，為重要文物，當然也有現代製作的。母石狗又比公石狗多，是古代俚人生殖崇拜的一種折射，反映增加人口願望。每月初一十五為祭石狗定例，平時有難解問題，當地人也會求助於石狗。狗地名在廣東南路一帶很普遍，如電白有狗耳山、狗毛蟲坡，茂名有石狗嶺，化州有狗園嶺，信宜有石狗，吳川有石狗塘，海康有田狗寮，徐聞有山狗吼、狗頭鋪、狗肚等。又狗壯語音麻或馬，壯族由俚族演化面來，俚人生活過地方留有不少壯語地名。廣東恰有許多齊頭式麻、馬地名，主要分佈在雷州半島一帶，如湛江市區有麻斜、麻章、麻弄、麻登，海康有麻亭、麻演、麻嶺；海康有馬特、馬留、馬鐵、徐聞有馬坑，遂溪有馬屋寮，吳川有馬霄、馬容、馬跳，化州有馬力，電白有馬踏、馬欖、馬鹿、馬跳、馬鬱等。它們很有可能是狗地名的音譯，也是狗崇拜在地名上留下的吉光片羽。
吃狗肉與狗崇拜並不矛盾，世界上有些民族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會轉入吃者之中。狗既為古越人崇拜物件，吃狗肉也不大行其道。雷州“白斬狗”作為飲食風俗一寶，聞名海內外也應是俚文化遺存。
雷州半島是我國著名雷擊區。唐李肇《國史補》曰：“雷州春日無日無雷”。先民出於對雷電恐懼，對雷神崇拜有加。海康、電白、遂溪等地建有雷神廟，最大一座在雷城西英榜山，稱雷祖祠，後又由雷衍生出異人陳文玉，任雷州剌史（未見正史），歿後有靈，被奉為雷神受祭。現已失傳的“雷州換鼓”樂俗，實也是一種祭雷方式。散落于雷州大地的隕石，當地人稱為“雷石公”或“霹靂砧”，認為有驅邪避災功效，作為神器收藏，這實為對雷神崇拜一種表現。
種稻是古越族文化特徵之一。雷州半島雖然比較乾旱，但適宜水稻生長河谷、坡地也有相當面積。在壯語中，水田稱為“那”。“那”字地名遍及兩廣及西南各省區，在廣東主要分佈在粵西和瓊雷等地。
據《湛江市地名志》和《茂名市地名志》統計，“那”字地名在湛江有65個，在茂名有19個，皆為大地名，小地名不在其列。如徐聞有那加，海康有那黎、吳州有那羅、電白有那花、化州有那樓、高州有那慢、茂名有那田等，基本上集中在南渡河和鑒江流域水稻產區。從那字地名分佈格局，可知俚人經濟、社會及政治組織已很健全，長期活動於一個比較固定地域，進步到一定成熟階段。此外，雷州還有不少其他壯語地名。如麻、調、譚、博（蔔）、昌（暢）、茂、邁等。屈大均《廣東新語•文語》說：“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等。如海康有扶橋、扶合、扶柳、遂溪有扶良、電白有羅笠、湛江有羅陽、羅坑，徐聞和廉江都有打銀、廉江有多浪、多寶洞，吳川有多曹，高州有多南塘，信宜有扶六、扶曹、扶龍等。這些地名，見於田地、村落、城鎮、山野等，顯示豐富古越人文化內涵。
（三）開疆文化遺澤
雷州半島向稱“天南重地”，為我國大陸最南地理區域，與海南島一樣，古代是封建王朝貶謫罪臣或途經之地。這些流落邊疆的政治或文化人，多致力於傳播中原文化，推動當地文化發展。這種由流寓人物在邊陲地區傳播的漢文化，後被稱為“開疆文化”。它的一個最大特點是以流寓人物為載體，以自己活動改變當地落後文化，有助於邊疆地區開發和進步。當然歷史上進軍邊疆所帶來文化傳播，也可列入“開疆文化”範疇。
漢代以來，雷州半島已為中原政治勢力所及或南下所經之地，從漢兩伏波到後來統一嶺南戰爭，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強了中原文化在雷州傳播。歷史上有過許多文化名人，如唐宋時即有7位宰相貶雷或途經逗留，官階以下者更不勝其數。雷州西湖十賢祠所祀奉的10位大賢，即寇准、李綱、趙鼎、李光、王岩叟、蘇軾、蘇轍、任伯雨、秦觀、胡銓等即為他們的代表人物。他們在當地興教化，辦水利，發展生產，改善民生，培養人才，貢獻匪淺。如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坐貶徐聞典史，為一個未入流小吏。他見百姓窮困，官吏橫行，應從教育入手，以正吏治民風，他創辦貴生書院，升座講學，座無虛席。這些貶官逐客到來，恰如群星殞落夜空一樣，照亮了文化荒涼雷州大地。其流風所及，至今仍未泯滅。保留至今雷州十賢祠，真武堂、蘇公亭、寇公亭、萊公井、徐聞貴生書院等即為開疆文化在雷州歷史見證，它們深蘊的文化內涵已融合進雷州文化之中。
（四）以熱作為中心紅土文化之鄉
深色玄武岩地層，幹熱氣候，形成雷州紅土。在這種地理環境下孕育、發展起來的鄉土文化，稱為紅土文化。它包含了物質和精神文化各個層次，既有可視又有可悟文化景觀。雷州與海南一樣，過去是檳榔、椰子、甘蔗等熱作分佈區。明清時徐聞“糖蔗得利，幾與穀相半”［21］。“雷 （州） 之烏糖，其行不遠，白糖則遠貨蘇州、天津等地”［22］。雷州又是我國引進新作物基地之一，如花生“宋元間，……粵估 （賈） 從海上諸國得其種，高雷廉瓊多種之，大牛車運之，以上海船而貨於中國 （原） ”［23］清末海康“城西坡地種落花生盈阡盈陌，用以榨油，運輸出口”［24］。
晚明又從海外引入番薯，雷州半島是最先種植地區之一，吳川人林懷蘭被認為是從越南引入番薯者之一，電白縣至今還有番薯林公廟作為紀念。解放後，雷州引種橡膠、劍麻、咖啡、胡椒、油棕、鳳梨等熱作顯示紅土地利用一個新方向和熱作文化景觀的空間佔用。在熱帶紅土視野下，人們用黃牛運輸，輾出殷紅車路，過去穿葛、麻布衣或吉貝製作衣裳，戴油笠或大葉笠遮陽，穿木屐，吸煙用“大碌竹”工具，普遍以番薯粥為主食等，都是適應幹熱氣候所構成紅土文化風景線。
三、雷州文化歷史地位
在熱帶海洋環境下由多個源頭文化融匯、整合而成雷州文化，像地層古生物一樣，由底層俚僚文化、中層閩潮文化、表層中原漢文化構成，在嶺南文化共同文化特質下，具有獨特文化風格。如上述，俚僚文化在原始崇拜、民間信仰、風俗活動、地名等頗具特色；閩潮文化則以海洋文化特質見長；中原漢文化則反映在歷史政治、經濟制度、儒家倫理、道德、禮儀範式等方面。半島的地理形勢，使雷州文化具有海島型文化的某些特徵，如相對封閉性和海洋文化較發達等。在這一點上，雷州文化與海南文化特質基本相同或相似，在許多方面可以溝通，故在嶺南文化分區上，同屬福佬文化區、瓊雷文化亞區。但兩地之間畢竟有小異，一是瓊州海峽分隔，它們到底是兩個地理單元；二是海島和半島對外交往不盡相同，雷州半島與大陸關係比海南密切。反映在文化特質上，雷州有大陸少有石狗崇拜和比海南更強悍民風。雷州地理縱深有限，缺乏大面積山區，歷史後期，文化也比較均質。
從這個意義上說，雷州文化相對獨立性有可能成為一個單獨文化區，在嶺南文化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但這個問題仍有待更全面深入研究。
注 釋：
［1］ 譚其驤.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載歷史研究.1988,(5):11.
［2］隋書•譙國夫人傳.
［3］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條.中.
［4］宣統.海康縣續志•雷祖志.
［5］嘉慶.雷州府志•人物.
［6］ 轉見宋銳.雷州人是來自福建的閩南人.載政協海康縣文史組.海康文史.1984,(4):30.
［7］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6.
［8］明實錄.卷101.
［9］雍正.廣東通志.卷7.
［10］王士性.廣志繹.卷4.
［11］ 轉見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424.
［12］道光.電白縣誌.卷1.
［13］道光.電白縣誌.卷14.
［14］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8.
［15］宋史•食貨志.下.八.
［16］秦觀.淮海集.卷6.海康事書.
［17］李綱.梁溪全集.卷24.
［18］乾隆.澄海縣誌.卷19.風俗.
［19］粵東例案•平糶.
［20］光緒.梅菉志稿.卷8.雜錄.
［21］ 轉見林臣勇.明清時期湛江地區的農業經濟.見湛江文史.(17)輯.
［22］嘉慶.雷州府志.卷2.
［23］檀萃.滇海虞衡志.卷10.志果.
［24］宣統.海康縣續志.卷2.
（選自2001年雷州文化研討會論文）
資料來源 :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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