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轉載）



閩南人文精神的特點是相互依存與聯繫，以重商趨利為核心，為逐利而勇於冒險進取，因重商而兼容開放，藐視權威定式。這些特點的發揮同時也帶來局限性。 
　　


局限之一，是缺乏堅定的政治理念又為之奮鬥的獻身精神。 
　　


這種獻身精神與修身、律己相關。由重商逐利而功利目的明確，其活動有明顯的短期行為。由於全民重商又常歷風波之險，如王十朋詠泉州詩中所謂「大商航海蹈萬死」，閩南這塊土地上很少滋生出領一代風騷之大思想家，有破舊之勇氣而無立新之韌性。即使是明末大思想家李贄，其學說也是對傳統現實抨擊有餘而建構不足。


南宋以來，南方學術重鎮此伏彼起，引領中國政治思潮，蜀學、浙學、湘學、徽學等先後引導中國思潮，南粵大地近百年更領社會思潮的風氣之先。福建對全國有一定影響的「閩學」，其基地在閩江流域，與閩南基本無關。近千年來在中國政治、文化舞臺上叱咤風雲者，閩人屈指可數，林則徐、嚴複等，都是閩江流域孕育出來者，亦與閩南無關。 
　　


相反，閩南人在政治理念上的搖擺和務實，卻常受時人的詬病。率南宋水師降蒙元而加速南宋覆滅的蒲壽庚，為清軍掃蕩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洪成疇，受南明大恩卻又降清的鄭芝龍，都被時人和後人認為氣節有虧。惟一的異數是鄭成功，據金廈叢爾小島而敢北向中原爭天下，南拓海疆與歐人抗爭。在南明國子監就學和隆武帝的知遇之恩使鄭成功矢志孤忠，與清抗爭到底，其堅定的政治理念與軍事組織能力在閩南人中可謂千載難遇，但鄭成功卻有一半日本人血統。

毛澤東在談到北伐戰爭時曾戲言：廣東人鬧革命，福建人出錢，湖南人當兵，浙江人作官。這裡說的福建人，相信指的是閩南人（閩南籍華僑）。 
　　

與鳳毛麟角的政治、文化人才相反，閩南籍大商家輩出，東南亞閩南籍華商如陳嘉庚、胡文虎、陳六使、黃仲涵、李清泉等，當前的黃奕聰、鄭周敏、陳永栽、郭令燦等，都是富甲一方的豪商。若以世界華人富豪榜所列資產1億美元以上者統計，閩南籍和來自閩南文化圈範圍者（臺灣、廣東潮汕地區）約佔三分之二。 
　　

儘管在閩南重商傳統的沃土中產生了少數遠見卓識的大商家，但就多數中小商人而言，其行為多短期功利，缺乏遠見卓識，尤其缺乏最終走向政治理念的長遠商務戰略，這在企業乃至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成為致命弱點。 
　　

或許源於傳統的冒險生涯和飄泊的居無定所，閩南商人勇於冒險開拓而拙於精明策劃，注重眼前利益而疏於長期和群體戰略，尤其疏於社會整體發展戰略。在大陸，閩南人善抓改革開放之機而先行一步，但在產業升級和社會整體發展戰略方面卻明顯弱於廣東和江浙。  




局限之二，是缺乏大團隊精神。 
　　

所謂大團隊精神，指的是為一定的理念或共同利益而大規模組合的凝聚力。凡追求大目標、大建樹，大團隊精神尤為必要。中國歷史上影響力較大的體現區域文化特色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無不具有明顯的團隊精神。 
　　
如晚清以來的湘軍、淮軍、山西票號、粵軍、江浙幫、桂系、川系軍閥等，無不具有以區域勢力逐鹿中原之勢，能在一面旗幟下聚合區域資源，呈現一種大團隊精神。 
　　


鄭氏以來，閩南人從未有效地進行區域資源整合，這也可能與商人習性有關。海商行賈， 「皆四方萍聚霧散之客」，聚散無定所。閩南人觀點上重商賈輕大義，提不出「雖千萬人吾往之」的有號召力的政治理念，又缺乏為信仰赴湯蹈火的獻身精神。閩南人雖生性敢於冒險，但多為個人逐利動機所驅使，也就缺少共赴公難的精神與氣勢。有個人血氣之勇和義氣當先，少民族大義和大社會整合理念。個人的強悍表現在民風上，是所謂的「勇於私斗，怯於公戰」。至多是聚眾械斗，同族、同鄉、同郡聚眾斗毆（其性質有如同鄉、同族聚合下海做生意），有小集體凝聚力，可以大姓為王，憑藉血緣、地緣形成一定的集團勢力，從而互相幫助又互相監督，共謀發展。


明末閩南海商集團如李旦、劉香、鄭芝龍等，都依托鄉族勢力而成一定氣候。但由於無大團隊精神，遇官軍鎮壓或強鄰壓境，即作鳥獸散。17世紀西班牙殖民者在馬尼拉多次屠殺以閩南人為主的華僑， 1740年年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巴達維亞屠殺也是以閩南人為主的華僑，這些閩南人雖然人數居多，卻未組織起碼的反抗，如任人屠殺之羔羊。相反，以客家人為主的婆羅洲華僑，卻組織起擁有武裝的蘭芳公司，與西方殖民者武力對峙長達數十年。閩南人會館之多，無其他籍貫得可比，僅晉江人在菲律賓的宗親會館就有200個以上。這些會館都以「敦鄉梓聯商情」為宗旨，鮮見因共同政治理念而長期存在的團體。這些會館固可利用鄉誼擴大商業網絡，但也常為利益和地盤互相競爭。  
 
 
這種缺乏大團隊精神同時也表現在只要當「頭家」，不想當「夥計」的社會心態上。所謂的「泉州人個個猛」，都想佔山為王，缺乏整合意識。在現代化過程中，這種缺乏團隊精神就使現代化社會的分工、整合意識難於被接受。 
　　



局限之三，是缺乏法制意識和社會均衡意識。 
　　

閩南人的趨利精神一洗中原傳統思想中的輕商意識，發展出類似西方的重商主義精神。西方的重商主義是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逐步建立同步發展的，但閩南人的重商意識是在專制傳統下發展起來的，並一直受到專制政權與專制意識的壓迫，從而養成在經商活動中蔑視傳統權威和法統的意識。


由於歷史上中原政權向來罔顧閩南區域的利益和訴求，閩南人慣於在利用中央政策漏洞或疏於防範中求發展，從而養成對自上而下的法規法令不甚遵從的民俗。符合市場規範但違反中央法規做生意，向來不被視為恥辱。 
　　

如果說，明清時期的走私、海盜行徑尚有反抗專制統治的積極因素，但改革開放以後仍大規模從事走私、制假、盜版等活動，疏於循正常經濟秩序發展企業，這就集中反映了閩南人急功近利性格往惡性發展。群體的無序最終以損害群體中的绝大多數個人為結果。極端功利主義的發展使社會思潮充滿短期意識，缺乏對文化、制度、社會均衡的總體思考。


商業上的極端冒險精神，常演化為政治思想的易變、務實與短視。閩南商人在競爭本能中懂得選用最好的生產工具，模仿有效的管理方式，重視技術更新，但提不出先進的、系統的管理思想，更疏於社會的法制建構和高層次的人文教育。他們需要的是實用性，缺少的是創造性。  



閩南人文精神的冒險、重商、開放性，使閩南人成為中國人社會中最有特點的群體之一，這些特長連同其地理因素和周邊政局，使閩南人執東亞商貿牛耳數百年。在閩南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這些極具優勢的人文精神也常演化為某些局限性，這些局限性集中表現在缺乏政治理念，法制意識和大團隊精神。我期待這些局限性將在現代化進程中被逐漸克服，屆時閩南人可以自豪地認為，閩南人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重要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