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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的澆薄──賭風
輕繒作白羅襦，那識家仍擔石無！
明燭華燈喧夜半，分曹到處快呼盧！
台地賭慱，比戶皆然矣
──朱仕玠〈瀛涯漁唱〉（百首之九十）──
這是乾隆二十八年（西元一七六三年），任鳳山縣教諭的名詩人朱仕玠，所描述當時生活於台灣的漢人浮奢好賭的社會現象。在詩題上，作者雖然沒有直接標明為「竹枝詞」，但是從其詩題下的自注：「尸位學署，岑寂無聊，跡近漁父。每有聞見，輒宣謳詠，因名：瀛涯漁唱云」，可知其作品性質，正同於光緒朝渡台來恆春的胡徵所寫〈恒春竹枝詞〉詩云：「書劍飄零到海陬，乾坤何處寄閒愁？竹枝詞託鴻泥意，滄海茫茫空自流」（八首之八），是將個人流寓於台灣時的一切見聞，運用傳統七絕詩的形式加以描述，藉以呈現此地的風土人情。所以從作品內容的實質上，把它列入於較為廣義的「竹枝詞」行列應不為過。關於清代從內地（大陸）來台灣討生活的「漢人」（常被稱之為：唐人、唐山郎、唐山客），喜愛「賭博」的不良行為，在文獻上時有記述，舉隅如下：
最滋害者，莫甚于睹博。夫賭博，惡業也。不肖之子，挾貨登場，呼盧喝雉，以為快。以一聚兩，以五聚十，成群逐隊，叫囂爭鬥，皆由於此。至于勝者思逞，負者思後，兩相負而不知悔。及家無餘資，始則出於典鬻，繼則不得不出於偷竊，亦長奸之囮也。台習，父不禁其子，兄不禁其弟。當令節新年，三尺之童，亦索錢于父母，以為賭博之資。遂至流蕩忘返，而不知所止。（蔣毓英《台灣府志》卷之五〈風俗〉）
侈靡成風……家無餘貯，而衣服麗都……信鬼神，惑浮屠，好戲劇，競賭博，為世道人心之玷。（高拱乾《台灣府志》卷之六〈漢人風俗〉）
諭：據福康安等奏，台灣地方賭博成風，屢經示禁查拿。（《乾隆實錄》五十三年陰曆五月十六日）
台灣賭風最盛，應令文武員弁，實力稽查。即跌錢、壓寶之類，亦從重枷責。（同上，六月二十三日）
屠兒、牧豎，腰纏常數十金。每遇摴蒲，浪棄一擲間，意不甚惜。（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
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為利藪。沈湎樗蒲，連宵達曙。（藍鼎元〈平台紀略總論〉）
將卒疲玩，大師養尊處優，不肯輕身出海；將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沈湎樗蒲，以為娛樂。（同人〈與荊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台灣賭風最盛，兵民皆然。廢事失業，損財招禍，爭鬥作非，胥由于此。（同人〈與吳觀察論治台灣事宜書〉）
台俗敝豪奢，亂後風猶昨……相將事樗蒲，所當禁制嚴。（同人〈台灣近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
士夫健卒喜賭博，永夜讙呶呼盧之外，或壓銅錢、射寶字以賭勝，名曰壓寶。（《台海使槎錄》卷一〈赤嵌筆談〉〈習俗〉）
車馬分排局陣新（自注：「賭具，仿象棋式」），場中熱鬧往來頻。牧豬奴戲成風氣，半是同袍同澤人。（自注：「營兵開場，汛弁得規。嚴禁徹查，以清其源」）（王凱泰〈台灣雜詠三十二首〉之十二）
台灣營伍廢弘……包庇娼賭……至地方賭博，固屬兵丁不行查禁，而胥役亦不無包庇之事。（《台灣採訪冊》〈大學士九卿議覆公中堂福議奏〉）
從前汛弁兵丁等藉端索詐，不加禁止，遂至肆無忌憚，公然在於街市群聚賭博，莫敢過問……有犯必懲，即壓寶、跌錢之類，亦從重枷杖，押遞原籍。（同上）
寶場、骰席、十屋九家。燈火叢街，夜張賭市。而頑兵衙蠹，又互相包蔽，以為漁利之媒。（鄭光策〈台灣善後事宜書〉）
賭博一事，最為俗蠹。（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三）
無男女老少，群然好博。有壓寶、壓字、漫抓攤、簸錢諸戲。（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三）
壓寶誰將蠹俗情。（自注：「台人賭博，名曰壓寶」）（馬清樞〈台陽雜興三十首〉之二十六）
台地賭風，甲于他處。寶攤、牌九，不一其名。抱布貿絲者，入肆問津，無不傾囊而出。更有曲房密室，銀燭高燒，艷妓列于前，俊僕隨于後，呼盧喝雉，一擲千金，大為風俗人心之害。（唐贊Ë《台陽見聞錄》卷下）
俗喜賭博，士農工商卒伍，相競一擲。（周璽《彰化縣志》卷九）
從上引的文獻，我們可以得知在清代時期，台灣漢人族群的「賭博」是具有全面性的現象，身份則是不分官、兵、士、農、工、商等職業，真所謂之「賭博成風」。因而造成政風的敗壞，人心的污玷。在乾隆四十七年六月，鳳山知縣呂岳，便特請准立有：「禁開賭、強乞、翦綹碑」，在港西里阿里港街雙慈宮頭門樓東壁。碑文上說：「為嚴禁開賭、強乞、翦綹，以靖地方，以安商民事……此等不法，律載森嚴。重則流徒，輕則枷杖」，期能透過按律嚴究的方式，來扭轉這種惡弊的社會風氣。
在這裡，值得我們去加以深思探討的問題，就是為何會形成有這種具有群體性的不良社會行為現象。儘管喜愛「賭博」是天生人性的一項自然行為呈現。然而要能構成而為一種社會的風氣，必然有其社會的因素。去瞭解這種現象的背後因素，才是我們探討「賭博」的研究主題。從康熙五十五年（西元一七一六年）陳夢林修《諸羅縣志》〈兵防志〉中所記述，當時漢人離鄉渡海來台所造成移民社會的特殊現象是：「一莊，有家室者，百不得一」。又〈雜記志〉裡亦說：「男多于女。有村莊數百人，而無一眷口者。內地，各津渡婦女之禁既嚴，娶一婦動費百金，故莊客、佃丁，稍有贏餘，復其邦族矣。或無家可歸，乃于此置室，大半皆再醮、遣妾、出婢也」。在藍鼎元〈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文中，更是提到當時諸羅縣十八重溪旁的大埔莊，人口男女比例的情況是這樣的：「今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無土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分之一也。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無一人。皆丁壯力農，無妻室，無老耆幼。……本哆囉嘓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社餉，招客民墾之者也」。又其《經理台灣》一書上也說：「統計台灣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屬，有夫妻子母之人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後有千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從這一些歷史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成年「男女比例」過於懸殊，對於這些甘於離鄉背境冒死險渡黑水溝而來台灣求生存新發展的「壯丁」，在力農辛勞之餘，如何排除內心的寂寞，以及生理上（性）的天賦需求，便成為一項很重要的社會課題。要是這些人在心理與生理的需求，失去了平衡，自然便產生不少的社會行為異象。「賭博」的行為，事實上就是解決這種身心失調現象的一種方式，運用這種娛樂的呈現方式，把個人融入於社會群眾之中，轉移他們沒有家室的心靈空虛，使得個人的不穩定情緒，得到了暫時性的寄托與發洩。所以「賭博」的行為，實際上也是一種人類逃避現實與發洩苦悶的工具。
在當時的台灣移民社會，所以產生有如此的「賭風」，從其時代的背景而言，我們應是可以理解而同情的。至於，為何會有成年男女如此嚴重的失調現象？究其原委，這跟當時清政府對於台灣的移民政策有所關連。根據文獻的資料，我們可以得知清代官民有「不許攜眷」的政策，由此所帶來的遺害。依清代皇帝《實錄》所記，可知其實情：
查台灣遠隔重，實稱要地。舊例，閩、粵人民，往台墾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攜帶，止許隻身在台，而全仍住本籍。（雍正五年陰曆九月二十七日）
嚴禁民人，私娶番婦，以防煽惑。（乾隆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台灣文職官員，知縣以上，年過四十無子者，方准攜眷前往，此例未知始自何時？（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就算是這種不合人情與時宜的政策，曾經開放過，然而卻是：「至禁止攜眷之例，自雍正十年至乾隆二十五年，屢開屢禁」（《台灣採訪冊》〈大學士九卿議覆公中堂福議奏〉），總是搖擺不定。何況，內地偷渡來台的沿海漢人不少，所謂：「台灣流寓內，閩人約數十萬，粵人約十餘萬，而渡台者仍源源不絕：此等渡台民人，多屬內地素無恒產、游手好閑之徒」（《乾隆實錄》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可知，都是隻身來台，極少攜眷。雖然康熙皇帝曾經下令：「凡往來台灣之人，必令地方官給照，方許渡載。單身游民無照者，不許偷渡。如有犯者，官兵民人分別嚴加治罪，船隻入官」（《康熙實錄》五十七年二月五日），事實上卻是「飾禁雖嚴，終難杜絕」（施琅〈陳台灣棄留利害疏〉）。其根本的原因，乃是台灣：「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漁鹽滋生，……實肥饒之區」（同上）、「台灣，沃野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為糧，宜稱富足」（同人〈請蠲減租賦疏〉）。如此好過活的地方，誰不想偷渡來！不但是內地百姓冒險想來，當官的人更是視台灣為「美缺」，極想來此任職，而不在乎渡海的危險。乾隆及嘉慶皇帝便曾一再的正面指責過這些官員，據乾隆及嘉慶《實錄》上的記載，便可得知其真相：
朕又聞該省督撫，遇有台灣缺出，不問屬員才具是否相宜？多以私人調補。而得缺之員，從不以冒險渡海為慮，僅視之為利藪，又安望其整頓地方，實心辦事。此等劣員，若到台灣無所津益，何皆視為美缺？而其津益，非取之商民，何從而得？則致民怨滋事，劫縣戕官，實有由來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今細思徐訪，知逆匪林爽文等起事之由，皆因該地方官，平日廢馳貪黷，視台灣缺分為利藪，不以冒險渡海為畏途，轉以得調美缺為喜。督撫之無能者，又或徇情保薦，明知不察，曖昧牟利，皆不可知。而劣員等并不整頓地方，撫綏安戢，於作奸犯科者，又不及早查辦。惟知任意侵漁肥橐，以致歛怨殃民，擾累地方，遂使桀驁奸民，有所藉口。（同年六月二十四日）
諭：福建台灣府，孤懸海外，遠隔重洋，地方遼，民情刁悍。無籍奸民，往往借端滋事，皆由地方官吏，任意侵婪，累民歛怨。而督撫遇有台灣道、府、廳、縣缺出，又以該處地土豐饒，不問屬員能勝任與否？每用其私人，率請調補，俾得侵漁肥橐。所調各員，不以涉險為虞，轉以調美缺為喜。到任後，利其津益，貪黷無厭。而於地方案件，惟知將就完結，希圖了事，以致奸民無所畏憚。始而作奸犯科，互相械鬥，甚至倡立會名，糾眾不法，遂爾釀成巨案。（同年十二月十七日）
台灣遠隔重洋，而該處素稱美缺。得邀陞擢，又不免意存貪戀。（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諭內閣：玉德等奏，遵旨撒回台灣府知府遴員更換一摺。據稱查訪知府馬夔陛，尚無別項劣。但聞該員出京時，負欠私債甚多，即難保其操守清廉等語。所奏殊不成話，玉德等既明知馬夔陛，負債甚多，而必調伊美缺，以為償還私債之計。是任令剝削小民，全不顧地方受累。（嘉慶十一年三月八日）
從以上所言，我們能夠瞭解台灣官員的惡劣──任意侵婪，貪黷無厭，償還私債等弊端，因而導致累民歛怨，民怨滋事，劫縣戕官等事項的產生。同治八年（西元一八六九年），任福建巡撫卞寶第的〈閩嶠輶軒錄〉上說得好：「台灣，昔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謠。不肖官吏，藉兵饟開銷，為掩飾侵地步」。可知，台灣「大小反」真正的原因，實際上乃是來自於官吏的腐敗侵漁所造成的「官逼民反」，也就是乾隆所說的：「林爽文等起事之由，皆因該地方官，平日廢馳貪黷，視台灣缺分為利藪……惟知任意侵漁肥橐，以致歛怨殃民，擾累地方，遂使桀驁奸民，有所藉口」。由於有「包庇娼賭」的官方不良行為，自然會助長社會「賭風」的更加盛熾。「賭風」與「官風」事實上是分不開的，從清代「賭風」的深入探討，更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台灣移民社會的「官風」，是比「賭風」的俗蠹更為可惡。也因此，使得台灣人民的政治受害更大！同治朝的龔柴〈台灣小志〉上說：「西人初至島中，稱為：花而毛撒。譯言：麗都島。蓋以其山川峻秀而云然耳！」。若以當時官風的敗壞而言，則可命名為：官惡島，可能更切政治實情！
官性的光輝──曹公
疏泉導濬古風同，五里圍來水道通。
灌溉田園千萬頃，至今共賴有曹公。
──周揚理〈鳳山竹枝詞〉──
這是光緒朝鳳山縣生員周氏，歌頌道光十七年（西元一八三七年）鳳山知縣曹謹（字懷樸，河南河內人）的詩。在當時，運用這種〈鳳山竹枝詞〉的形式來贊美這位曹知縣的生員，還有：謝苹香的詩云：「新陂水與舊陂通，終歲無憂旱潦逢。種得水田三百頃，家家雞黍拜曹公」、吳士俊的詩謂：「田家四月獲苗秋，圳水分支別派流。問是誰人開樂利？至今猶頌有曹侯」。較早，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渡台的名學者林豪，亦寫過以〈曹公圳〉為題的古詩，詩曰：「淼淼圳上田，漪漪圳中水，樂此埤頭民，猶說曹公美。曹公來，圳未作。圳未作兮曹公謀，圳既成兮曹公樂。為霖雨、為脂膏，千春此圳長姓曹。曹公之心圳中水，曹公之名比圳高」。在此詩題下，作者又附注云：「曹公諱謹，河南解元。任鳳山知縣，興埤頭水利，民尸祀焉」。更早，在道光二十九年（西元一八四九年）任台灣府訓導的劉家謀，在其〈海音詩〉七絕系列中，也寫到：「誰興水利濟瀛東，旱潦應資蓄洩功。溉陂田三萬畝，至今遺圳說曹公」（百首之九十），附自注：「曹懷樸（謹），令鳳山時，開九曲塘，引淡水溪。壘石為五門，以時啟閉。自東而西，入於海。計鑿圳道四萬三百六十丈。分築十四壩，灌田三萬一千五百餘畝。歲可加收，早稻十五萬六千六百餘石。踰一歲而功成，熊介臣觀察（一本），名以曹公圳。今，則修築不時，故道漸塞。而台、嘉二邑，旱田居多，無隄防溝渠之利，為政者宜亟籌之」。在這裡，已很簡要的指出曹氏築圳的方法、功能、效用、收益等事項，並說明「曹公圳」的命名由來。據台灣知府熊一本，在道光十九年（西元一八三九年）十月所書立石的〈曹公圳記〉中，闡述其詳情如下：
……台、鳳、嘉接壤之區，被旱百有餘里，閭闔待哺……台地，惟山澤之田，有泉引灌，可期一歲再收。其平原、高阜之田，往往行數十里，而不見有溝渠之水耕者。當春、夏陰雨之時，倉皇布種，以希其穫。及至數日不雨，而水涸矣。又數日不雨，而苗槁矣。前此被旱之百餘里，皆此類也。又安可委為天災而不思所以補救乎？予為勸興水利，教以鑿陂開塘之法。而愚民狃於積習，不能奮然行之。論治者，又或目為迂遠，而不肯實其事，則予第託諸空言而已，莫由收實效也。
丁酉春，鳳山大令曹君懷樸，奉檄來台。予於接見之初，首言及此。大令頷之而不輕諾。予疑其事或未諳，抑所聞治台之法，猶夫向者之言歟？固不能強以必行也。數月後，人有言其度地鳩工，將為民開水利者。大令於繼見時，言不及之，亦不形諸簡牘，則又未見其必能行也。戊戌冬，大令果以水利功成來告，且圖其地形以進。凡堀圳四萬三百六十丈有奇，計可灌田三萬一千五百畝有奇。於是，廉訪姚公（瑩），亟獎其勞，將上其於大府，而為之請於朝，檄予親往視之。
予於己亥仲春，躬臨其地。士民迎馬者，千數百人。予令董役之若干人，隨行隴畔，向其一一詢之。乃知，圳之源出淡水溪。由溪外之九曲塘，決堤引水於塘之坳，壘石為門，以時蓄洩。當其啟放之時，水由小竹里而觀音里、鳳山里。又由鳳山里，而旁溢於赤山里、大竹里。圳旁之田，各以小溝承之。上流無侵，下流無靳，咸聽命於圳長，而恪守其官法。向之所謂旱田者，至是皆成上腴矣。豈非百世之利哉？吾觀從政之士，有以才能自詡者，當其述職長官，往往累十紙不能盡，觀者咨嗟太息，謂古循良無以過之。及覈其政之所就，則皆飾詞邀譽，自為功利之謀。而所謂澤被生民者，曾不可以終日，此其居心尚可問乎？若大令者，未為而不輕諾，未成而不輕言，可謂務為實事，先行後從者矣。
自經始以迄蕆事，不辭勞瘁、不惜厚資，歷二載而如一日，庶幾知民之本計，而有彊毅之力，真實無妄之心者歟？廉訪嘉其績而特彰之，豈非體國愛民，用賢若渴之大君子哉。鳳之士民，從大令之教而合力成之，所謂民情大可見者。今豈異於古耶？予進士民而獎之，皆曰：是惟吾邑侯之仁賢勞苦，始克臻於有成，眾何力之有焉？然則，大令之得於民者，不亦深乎？予將歸廉訪，眾復請予名其圳，以刊諸石。予曰：汝曹以是為邑侯功，即名之以『曹公圳』，可乎？眾曰：諾。於是乎書。
從此文我們可以得知，提出「築圳」以使「旱田」能成為可耕的「水田」原建議者，實是當時的台灣知府熊一本，即所謂：「勸興水利，教以鑿陂開塘之法」。然而，能夠真正實踐其「築圳」構想者，則是鳳山知縣曹謹（字懷樸）。整個水利工程乃是由曹氏本人親自度地、鳩工、督導、建圳，前後共計經歷時二年才全部完成這項重大的築圳工程。其所用的方法，則是導引下淡水溪的水源，由「溪外之九曲塘，決堤引水於塘之坳，壘石為門，以時蓄洩」。每當水門啟放時，水則是由「小竹里而觀音里、鳳山里。又由鳳山里，而旁溢於赤山里、大竹里。圳旁之田，各以小溝承之」。圳又設有官方的「圳長」，專人負責圳事的管理，一切皆依所訂定的「圳法」（圳的管理法則）來嚴格執行，因而使得「上流無侵，下流無靳」，這樣便不致於浪費水流，也不會使得水流造成不必要的農田侵害，更可以讓上下流的農田都能獲得必須要的灌溉。從此以後，本來是屬於「旱田者，至是皆成上腴」。往昔農田水涸被旱的不良現象，即刻得到應有的改善，使得農民的耕作水源有所保障，可說是造益農作物極大。整個工程共計：「掘圳四萬三百六十丈有奇，計可灌田三萬一千五百畝有奇」。
依據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盧德祥、陳日翔所編《鳳山採訪冊》〈地輿〉〈圳道〉條所述：「曹公舊圳，凡四十四條，計溉田二千五百四十九甲五分。按：此圳係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前邑侯曹公（諱謹，字懷樸，河南人）開築。自是而後，踵行者眾。鳳山水利之興，實肇於此」。由於曹氏開築圳道的成功及經驗，讓農田的收成獲取良好的效果，因而鼓勵後來的人，具有信心而勇於繼續加以開挖水圳，所以才產生有後來的「曹公新圳」，所開築四十六條圳道的水利工程，即所謂：「曹公新圳，凡四十六條，計溉田二千零五十三甲。按：此圳相傳為舊圳開成後四年（即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歲）。曹公命歲貢生鄭蘭（興隆里人）、附生鄭宣治（赤山里人，即恩貢生鄭朝清之子。先是，宣治率眾開鑿大圳，自九曲塘起，迄下草潭止，積勞成疾。病革時，囑其弟增生宣孝踵而成之）開築。越兩年（即二十四年，甲辰歲），而告厥成功。命曰：曹公新圳，誌不忘所自也」（同上〈圳道〉條）。再加上，以後的不斷開築水圳，整個清代晚期的鳳山縣邑圳道，共計有：「全邑圳道，凡一百四十四條，綜計溉田一萬零五百八十一甲」（同上），可知曹氏開圳的成功行徑，對於農田的受益以及影響該有多廣大！關於以「甲」作為土地單位的寬廣範圍計算方式，則可追溯到荷蘭統治台灣時期，荷人將原住民（番民）所聚居的部落稱之為「社」，而土地的計算單位則定名為「甲」。到了鄭成功驅走荷人入主台灣時，他說：「其鄉仍曰社，不必易。其畝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一戈，東西南北四至長一丈二尺五寸。今歸版圖，亦以此為則」[16]。歸屬於清朝以後，依然是採用「甲」來計算田、園[17]。不過，已由原來的三十一戈二尺五寸縮減而為二十五戈。
藍鼎元〈與荊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上說：「台灣田糧與內地：內地計弓論畝，台灣計戈論甲。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為一甲。每甲，約比內地十一畝三分為奇」。康熙三十四年刊行的高拱乾《台灣府志》卷五〈賦役志〉〈土田〉〈台灣府〉條中已指出：「台地田、園，十分為一甲。每甲，東西南北四至各二十五戈。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其坵段之方圓曲直寬狹不等，則計尺寸折算」。到了雍正九年則是規定：「凡七年以後新墾田、園，援照同安下沙則例，化甲為畝。每甲，折內地弓步計一十一畝三分零」[18]。誠如道光十七年（西元一八三七年）噶瑪蘭通判李若琳〈編審〉詩云：「浚圳將水導，編甲以戈推」。據此核算，因〈曹公圳〉的開築成功，影響到此後鳳山圳道的增建，最後共完成有一百四十四條圳道，灌溉的農田綜計有一萬零五百八十一甲，合計當時中國內地的農田為一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四畝三分，可見其造福農田歲收的深廣！所以曹氏的圳道，以其名而命之為「曹公圳」，並立石書事加以紀念其功績，是合理而應該的。儘管台灣向來是被稱為：「山高土肥，最利墾闢」（藍鼎元〈平台紀略總論〉）、「土沃產阜，耕一餘三」（魏源〈乾隆三定台灣記〉）。然而「台灣，沙土浮」（同上），不易蓄水。所以常見有「旱田百餘里」（藍鼎元〈與制府論進兵中路書〉），要是沒有較為穩定而足夠的灌溉水源，就會變成「瘠里仍然貧」（王兆陞〈郊行即事〉四首之三．康熙朝台灣知府）的現象。更別說是能夠達到「台屬土地膏腴，歲有三熟之稻」（卞寶第《閩嶠輶軒錄》）的理想收獲。可知，「圳道」的開築，對於農田的灌溉當有多重要！至於所謂「圳」（亦作甽），則是早期台灣人民所自創的灌溉水道專字。在乾隆十六年（西元一七五一年），巡台御史錢琦〈台陽八景詩〉〈香洋春耨〉篇云：「水引石頭開短甽」，並自注：「石頭，溝名，眾流匯處。台人蓄水養田處為甽」。
據此得知，「圳」的最大功能就是「蓄水養田」。有了「圳」，農田便有了「蓄水」的保障，「養田」因而得以達成，「旱田」便可變成「水田」。這種「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者，乃農家不易之經」（熊一本〈曹公圳記〉）的農事法則，是很普通的農事道理，當地方官者豈會不懂？問題是，興建水利，鑿陂開塘，常被「論治者，又或目為迂遠，而不肯實為其事」，並且又會說出如此：「台地沃饒千里，戶有蓋藏，民食不待籌也」的推塞話語，作為敷飾的口實，而無意去實踐其事，所謂「知民之本計，而行之苟且」。相較之下，曹氏的築圳，真可說得上是：「知民之本計，而有彊毅之力，真實無妄之心者」，真是值得敬重。熊氏說得好：「得俗吏百，不如得才吏一。得才吏百，又不如得賢吏一」[19]，善於周詳籌劃才智的「才吏」，固然難得。能夠真正依計劃而實踐的良能「賢吏」，更是可貴。曹氏真堪稱得上是「賢吏」。一個國家政事的好壞，就要看「俗吏」、「才吏」、「賢吏」的比例而定。多一個「賢吏」，便可使百姓獲得更多的福利。少一個「俗吏」，就能使人民受害減少。可惜官場上往往「賢吏」並不多見，而「俗吏」卻又偏多，百姓又豈能奈其何！由於「曹公圳」的良善灌溉，使得鳳山縣農田稼物收豐，更使得農民衷心的永誌感受，這在同治朝時任福建巡撫王凱泰，巡視時所寫的〈台灣雜詠〉詩中，有很實情的描述，詩云：「綠陰深處偶停驂，水利猶聞故老談。無數稻花香滿岸，好風吹過鳳山南」（三十二首之四），並附自注：「曹懷樸司馬，宰鳳山時，廣開山甽，民受其利」。民受其利，不只是建圳的當年，一直到現在農民耕地依然還是深蒙其益，因而鳳山有「曹公祠」的建立及祭祀，藉以永表百姓對於曹氏的懷恩與誌念。每當筆者路過清代鳳山縣邑的地區，看到無數的稻花飄動，不得不使人吟誦著王氏「無數稻花香滿岸，好風吹過鳳山南」的詩句，而感懷前賢的功德不已！直到光緒二十二年以後，依然有人歌頌著曹公，正如林東昇〈鳳山竹枝調〉所云：「曹公築圳潤良田，荻葦芟夷事感天。儲積一窪清水在，煎沙煮石始知賢」、王養介〈打狗竹枝詞〉亦云：「猿啼鳥噪樹搖風，一片藷田綠蔭中。蓄水插禾皆急事，高瞻遠矚頌曹公」，真可說是功垂不朽！
結 語
認識自己，是一切認識的開始。從自身的認識，漸而擴大為對自己生長地方事物、景物、人物等的認識，是一項自然而必然的過程。惟有如此，才能使「人」從自身的「愛」，延伸而為對「土地」的衷誠「關懷」。沒有對於所生長的地方的真情，便會使「人」失去了生命的「根」。然而，由於往昔的台灣，總是在外來政權的控制下，致使在教育上產生了偏頗，使人難有認識自己土地歷史與文物的機會。盛唐詩人王維〈雜詩〉上說：「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這是當然的事！無奈，到如今居住於台灣的人，往往是「君居故鄉地，不知故鄉事」，豈不悲哀！好在時移景遷，認識自己的鄉土，已為有識之士所重視。瞭解台灣的歷史與文物，亦成為一種切合時宜的趨勢。困難的是，過去台灣所遺留的文獻很博雜，有荷蘭語、漢語、日語等的記述，必須要有人去加以整理與研究，才能使台灣的歷史真相得以呈現。在清代時期，漢字的文獻甚多，運用這些書面的資料，可以讓我們更深入的認識，此段時期的各種事物，加強我們對於歷史的瞭解。清代所留存〈竹枝詞〉及其性質相近的詩作堪稱豐盛，其所反映的人情、世情、物情、政情、俗情，亦具多層面。要是能夠透過〈竹枝詞〉所闡述的內容作為主題，貫穿相關的史書、筆記、遊記、詩、文等，使得個別而獨立的記述文獻，結合而成為一個整體的事項，讓歷史的真相不受扭曲，才能算是正確認識的起步。歷史事物的醜與美，都有其背後的時代因素。認識者，必須設身處地，情在其中，才不致於產生另一種的誤解。畢竟研究，有時也會形成另一種的誤解。本文的寫作，就是運用文獻互證的綜述方式，期能還歷史的事物真相。只要不成為另一種的歷史扭曲，並使「野性的狂飆」消失，「官性的光輝」呈現，我願已足！
[1]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初版。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2]宋永清（山東萊陽人，康熙四十三年任鳳山知縣）〈渡淡水溪〉詩：「東連傀儡荒丘」句下自注：「渡溪以南，即八社地，為人跡罕到之處……極東，郥為傀儡山。山野異類，名傀儡生番。茹毛飲血，尚存古處。特其生性強悍，嗜殺如飴。與民人素不相接，偶一逢，必以標鎗中之，漆其頭以為玩器，以故人多視為畏途。」又其〈埤頭店〉詩亦云：「社鄰傀儡行人少」。
[3]最早視台灣原住民為「非人類」，是見之於雍正朝巡台御史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一〈赤嵌筆錄〉〈原始〉引〈文獻通考〉：「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至。旁有毘舍耶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
[4]《裨海紀遊》卷下：「余既來海外，又窮幽極遠，身歷無人之域。其於全台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不啻戶至足履焉」。
[5]《彰化縣志》〈番俗考〉〈社商〉條附注：「年來革去社商，各社止（只）留通事一人。丁酉間，觀察梁公行縣至淡水，并詳革通事名色。其司社餉差徭之數者曰書記，嚴立條約，而諸番剝膚之痛，益以蘇矣」。
[6]《裨海紀遊》卷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并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賈舶收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輪賦有餘」。
[7]馮協一，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任台灣知府。
[8]芒仔芒社、加拔社、大武社、頭社，統稱內攸四社。乃歸化生番，不處高山，移居於四社山杉林各莊。閩人就以所居之地，名之為「四社番」，見《安平縣雜記》。
[9]最早有高拱乾的〈禁苦累土番等弊示〉:「為嚴禁社，需索花紅。往來抽撥牛車，及勒派竹木等弊，以甦土番苦累事……本道下車以來，訪聞有司，官役於招商社，時需索花紅陋規，以致社商，轉剝土番。額外誅求，番不聊生。更有各衙門差役、兵廝，經過番社，向通事勒令土番撥應牛車，駕駛往來。致令僕僕道途，疲於奔命。妨其捕鹿，乃耕耘。因而啼饑呼寒，大半鶉衣鵠面。至於白取竹木，以供私用。責令駝送，恬不知怪。種種夙弊，均應痛處嚴革，難再一日姑寬……出示通禁……倘有仍踵，一經訪聞，官則揭報，役則立拿杖斃，斷不姑貸。各宜凜遵，毋貽後悔」（《台灣府志》卷之十〈藝文〉）。
[10]據同治朝覈刊《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台灣府〉所錄。
[11]見《台海使槎錄》卷五〈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飲食〉條。孫霖〈赤嵌竹枝詞〉（十首之九），亦注云：「出草，焚林追逐，百不逸一，弓矢、鏢鎗，皆極強利」（〈出草番兒每拍肩〉句）。
[12]收入王松《台陽詩話》，民國四十四年台灣銀行出版。
[13]見《裨海紀遊》〈番境補遺〉。
[14]見郁永河〈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之十二）〈輕身矯捷似猿猱〉首之附註。
[15]見何澂（光緒元年來台）〈台陽雜詠〉（二十四首之十三）。
[16]見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五。西元一六二四年荷人占領台灣，統治三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統治台灣，前後共二十二年。
[17]種稻米的土地為田（農田），而種植蔬菜、雜糧、水果等的土地則稱之為園（果園），徵稅有所不同。據《台海聞見錄》卷一〈田賦〉條云：「上則：田每甲徵粟八石八斗，園每甲徵粟五石」、「以銀三錢六分，折粟一石」。范咸等修《重修台灣府志》卷四〈賦役一〉〈附考〉：「有陂塘貯水者為田，旱種者為園」。
[18]見乾隆十八年董天工《台海見聞錄》卷一〈田賦〉條。《台海使槎錄》卷一〈赤嵌筆談〉〈賦餉〉：「內地之田論畝，二百四十弓為一畝，六尺為一弓」。
[19]以上引文，皆見熊一本〈曹公圳記〉。
資料來源 : http://www.nchu.edu.tw/~chinese/EO12.HTML
輕繒作白羅襦，那識家仍擔石無！
明燭華燈喧夜半，分曹到處快呼盧！
台地賭慱，比戶皆然矣
──朱仕玠〈瀛涯漁唱〉（百首之九十）──
這是乾隆二十八年（西元一七六三年），任鳳山縣教諭的名詩人朱仕玠，所描述當時生活於台灣的漢人浮奢好賭的社會現象。在詩題上，作者雖然沒有直接標明為「竹枝詞」，但是從其詩題下的自注：「尸位學署，岑寂無聊，跡近漁父。每有聞見，輒宣謳詠，因名：瀛涯漁唱云」，可知其作品性質，正同於光緒朝渡台來恆春的胡徵所寫〈恒春竹枝詞〉詩云：「書劍飄零到海陬，乾坤何處寄閒愁？竹枝詞託鴻泥意，滄海茫茫空自流」（八首之八），是將個人流寓於台灣時的一切見聞，運用傳統七絕詩的形式加以描述，藉以呈現此地的風土人情。所以從作品內容的實質上，把它列入於較為廣義的「竹枝詞」行列應不為過。關於清代從內地（大陸）來台灣討生活的「漢人」（常被稱之為：唐人、唐山郎、唐山客），喜愛「賭博」的不良行為，在文獻上時有記述，舉隅如下：
最滋害者，莫甚于睹博。夫賭博，惡業也。不肖之子，挾貨登場，呼盧喝雉，以為快。以一聚兩，以五聚十，成群逐隊，叫囂爭鬥，皆由於此。至于勝者思逞，負者思後，兩相負而不知悔。及家無餘資，始則出於典鬻，繼則不得不出於偷竊，亦長奸之囮也。台習，父不禁其子，兄不禁其弟。當令節新年，三尺之童，亦索錢于父母，以為賭博之資。遂至流蕩忘返，而不知所止。（蔣毓英《台灣府志》卷之五〈風俗〉）
侈靡成風……家無餘貯，而衣服麗都……信鬼神，惑浮屠，好戲劇，競賭博，為世道人心之玷。（高拱乾《台灣府志》卷之六〈漢人風俗〉）
諭：據福康安等奏，台灣地方賭博成風，屢經示禁查拿。（《乾隆實錄》五十三年陰曆五月十六日）
台灣賭風最盛，應令文武員弁，實力稽查。即跌錢、壓寶之類，亦從重枷責。（同上，六月二十三日）
屠兒、牧豎，腰纏常數十金。每遇摴蒲，浪棄一擲間，意不甚惜。（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
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為利藪。沈湎樗蒲，連宵達曙。（藍鼎元〈平台紀略總論〉）
將卒疲玩，大師養尊處優，不肯輕身出海；將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沈湎樗蒲，以為娛樂。（同人〈與荊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台灣賭風最盛，兵民皆然。廢事失業，損財招禍，爭鬥作非，胥由于此。（同人〈與吳觀察論治台灣事宜書〉）
台俗敝豪奢，亂後風猶昨……相將事樗蒲，所當禁制嚴。（同人〈台灣近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
士夫健卒喜賭博，永夜讙呶呼盧之外，或壓銅錢、射寶字以賭勝，名曰壓寶。（《台海使槎錄》卷一〈赤嵌筆談〉〈習俗〉）
車馬分排局陣新（自注：「賭具，仿象棋式」），場中熱鬧往來頻。牧豬奴戲成風氣，半是同袍同澤人。（自注：「營兵開場，汛弁得規。嚴禁徹查，以清其源」）（王凱泰〈台灣雜詠三十二首〉之十二）
台灣營伍廢弘……包庇娼賭……至地方賭博，固屬兵丁不行查禁，而胥役亦不無包庇之事。（《台灣採訪冊》〈大學士九卿議覆公中堂福議奏〉）
從前汛弁兵丁等藉端索詐，不加禁止，遂至肆無忌憚，公然在於街市群聚賭博，莫敢過問……有犯必懲，即壓寶、跌錢之類，亦從重枷杖，押遞原籍。（同上）
寶場、骰席、十屋九家。燈火叢街，夜張賭市。而頑兵衙蠹，又互相包蔽，以為漁利之媒。（鄭光策〈台灣善後事宜書〉）
賭博一事，最為俗蠹。（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三）
無男女老少，群然好博。有壓寶、壓字、漫抓攤、簸錢諸戲。（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三）
壓寶誰將蠹俗情。（自注：「台人賭博，名曰壓寶」）（馬清樞〈台陽雜興三十首〉之二十六）
台地賭風，甲于他處。寶攤、牌九，不一其名。抱布貿絲者，入肆問津，無不傾囊而出。更有曲房密室，銀燭高燒，艷妓列于前，俊僕隨于後，呼盧喝雉，一擲千金，大為風俗人心之害。（唐贊Ë《台陽見聞錄》卷下）
俗喜賭博，士農工商卒伍，相競一擲。（周璽《彰化縣志》卷九）
從上引的文獻，我們可以得知在清代時期，台灣漢人族群的「賭博」是具有全面性的現象，身份則是不分官、兵、士、農、工、商等職業，真所謂之「賭博成風」。因而造成政風的敗壞，人心的污玷。在乾隆四十七年六月，鳳山知縣呂岳，便特請准立有：「禁開賭、強乞、翦綹碑」，在港西里阿里港街雙慈宮頭門樓東壁。碑文上說：「為嚴禁開賭、強乞、翦綹，以靖地方，以安商民事……此等不法，律載森嚴。重則流徒，輕則枷杖」，期能透過按律嚴究的方式，來扭轉這種惡弊的社會風氣。
在這裡，值得我們去加以深思探討的問題，就是為何會形成有這種具有群體性的不良社會行為現象。儘管喜愛「賭博」是天生人性的一項自然行為呈現。然而要能構成而為一種社會的風氣，必然有其社會的因素。去瞭解這種現象的背後因素，才是我們探討「賭博」的研究主題。從康熙五十五年（西元一七一六年）陳夢林修《諸羅縣志》〈兵防志〉中所記述，當時漢人離鄉渡海來台所造成移民社會的特殊現象是：「一莊，有家室者，百不得一」。又〈雜記志〉裡亦說：「男多于女。有村莊數百人，而無一眷口者。內地，各津渡婦女之禁既嚴，娶一婦動費百金，故莊客、佃丁，稍有贏餘，復其邦族矣。或無家可歸，乃于此置室，大半皆再醮、遣妾、出婢也」。在藍鼎元〈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文中，更是提到當時諸羅縣十八重溪旁的大埔莊，人口男女比例的情況是這樣的：「今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無土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分之一也。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無一人。皆丁壯力農，無妻室，無老耆幼。……本哆囉嘓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社餉，招客民墾之者也」。又其《經理台灣》一書上也說：「統計台灣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屬，有夫妻子母之人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後有千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從這一些歷史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成年「男女比例」過於懸殊，對於這些甘於離鄉背境冒死險渡黑水溝而來台灣求生存新發展的「壯丁」，在力農辛勞之餘，如何排除內心的寂寞，以及生理上（性）的天賦需求，便成為一項很重要的社會課題。要是這些人在心理與生理的需求，失去了平衡，自然便產生不少的社會行為異象。「賭博」的行為，事實上就是解決這種身心失調現象的一種方式，運用這種娛樂的呈現方式，把個人融入於社會群眾之中，轉移他們沒有家室的心靈空虛，使得個人的不穩定情緒，得到了暫時性的寄托與發洩。所以「賭博」的行為，實際上也是一種人類逃避現實與發洩苦悶的工具。
在當時的台灣移民社會，所以產生有如此的「賭風」，從其時代的背景而言，我們應是可以理解而同情的。至於，為何會有成年男女如此嚴重的失調現象？究其原委，這跟當時清政府對於台灣的移民政策有所關連。根據文獻的資料，我們可以得知清代官民有「不許攜眷」的政策，由此所帶來的遺害。依清代皇帝《實錄》所記，可知其實情：
查台灣遠隔重，實稱要地。舊例，閩、粵人民，往台墾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攜帶，止許隻身在台，而全仍住本籍。（雍正五年陰曆九月二十七日）
嚴禁民人，私娶番婦，以防煽惑。（乾隆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台灣文職官員，知縣以上，年過四十無子者，方准攜眷前往，此例未知始自何時？（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就算是這種不合人情與時宜的政策，曾經開放過，然而卻是：「至禁止攜眷之例，自雍正十年至乾隆二十五年，屢開屢禁」（《台灣採訪冊》〈大學士九卿議覆公中堂福議奏〉），總是搖擺不定。何況，內地偷渡來台的沿海漢人不少，所謂：「台灣流寓內，閩人約數十萬，粵人約十餘萬，而渡台者仍源源不絕：此等渡台民人，多屬內地素無恒產、游手好閑之徒」（《乾隆實錄》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可知，都是隻身來台，極少攜眷。雖然康熙皇帝曾經下令：「凡往來台灣之人，必令地方官給照，方許渡載。單身游民無照者，不許偷渡。如有犯者，官兵民人分別嚴加治罪，船隻入官」（《康熙實錄》五十七年二月五日），事實上卻是「飾禁雖嚴，終難杜絕」（施琅〈陳台灣棄留利害疏〉）。其根本的原因，乃是台灣：「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漁鹽滋生，……實肥饒之區」（同上）、「台灣，沃野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為糧，宜稱富足」（同人〈請蠲減租賦疏〉）。如此好過活的地方，誰不想偷渡來！不但是內地百姓冒險想來，當官的人更是視台灣為「美缺」，極想來此任職，而不在乎渡海的危險。乾隆及嘉慶皇帝便曾一再的正面指責過這些官員，據乾隆及嘉慶《實錄》上的記載，便可得知其真相：
朕又聞該省督撫，遇有台灣缺出，不問屬員才具是否相宜？多以私人調補。而得缺之員，從不以冒險渡海為慮，僅視之為利藪，又安望其整頓地方，實心辦事。此等劣員，若到台灣無所津益，何皆視為美缺？而其津益，非取之商民，何從而得？則致民怨滋事，劫縣戕官，實有由來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今細思徐訪，知逆匪林爽文等起事之由，皆因該地方官，平日廢馳貪黷，視台灣缺分為利藪，不以冒險渡海為畏途，轉以得調美缺為喜。督撫之無能者，又或徇情保薦，明知不察，曖昧牟利，皆不可知。而劣員等并不整頓地方，撫綏安戢，於作奸犯科者，又不及早查辦。惟知任意侵漁肥橐，以致歛怨殃民，擾累地方，遂使桀驁奸民，有所藉口。（同年六月二十四日）
諭：福建台灣府，孤懸海外，遠隔重洋，地方遼，民情刁悍。無籍奸民，往往借端滋事，皆由地方官吏，任意侵婪，累民歛怨。而督撫遇有台灣道、府、廳、縣缺出，又以該處地土豐饒，不問屬員能勝任與否？每用其私人，率請調補，俾得侵漁肥橐。所調各員，不以涉險為虞，轉以調美缺為喜。到任後，利其津益，貪黷無厭。而於地方案件，惟知將就完結，希圖了事，以致奸民無所畏憚。始而作奸犯科，互相械鬥，甚至倡立會名，糾眾不法，遂爾釀成巨案。（同年十二月十七日）
台灣遠隔重洋，而該處素稱美缺。得邀陞擢，又不免意存貪戀。（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諭內閣：玉德等奏，遵旨撒回台灣府知府遴員更換一摺。據稱查訪知府馬夔陛，尚無別項劣。但聞該員出京時，負欠私債甚多，即難保其操守清廉等語。所奏殊不成話，玉德等既明知馬夔陛，負債甚多，而必調伊美缺，以為償還私債之計。是任令剝削小民，全不顧地方受累。（嘉慶十一年三月八日）
從以上所言，我們能夠瞭解台灣官員的惡劣──任意侵婪，貪黷無厭，償還私債等弊端，因而導致累民歛怨，民怨滋事，劫縣戕官等事項的產生。同治八年（西元一八六九年），任福建巡撫卞寶第的〈閩嶠輶軒錄〉上說得好：「台灣，昔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謠。不肖官吏，藉兵饟開銷，為掩飾侵地步」。可知，台灣「大小反」真正的原因，實際上乃是來自於官吏的腐敗侵漁所造成的「官逼民反」，也就是乾隆所說的：「林爽文等起事之由，皆因該地方官，平日廢馳貪黷，視台灣缺分為利藪……惟知任意侵漁肥橐，以致歛怨殃民，擾累地方，遂使桀驁奸民，有所藉口」。由於有「包庇娼賭」的官方不良行為，自然會助長社會「賭風」的更加盛熾。「賭風」與「官風」事實上是分不開的，從清代「賭風」的深入探討，更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台灣移民社會的「官風」，是比「賭風」的俗蠹更為可惡。也因此，使得台灣人民的政治受害更大！同治朝的龔柴〈台灣小志〉上說：「西人初至島中，稱為：花而毛撒。譯言：麗都島。蓋以其山川峻秀而云然耳！」。若以當時官風的敗壞而言，則可命名為：官惡島，可能更切政治實情！
官性的光輝──曹公
疏泉導濬古風同，五里圍來水道通。
灌溉田園千萬頃，至今共賴有曹公。
──周揚理〈鳳山竹枝詞〉──
這是光緒朝鳳山縣生員周氏，歌頌道光十七年（西元一八三七年）鳳山知縣曹謹（字懷樸，河南河內人）的詩。在當時，運用這種〈鳳山竹枝詞〉的形式來贊美這位曹知縣的生員，還有：謝苹香的詩云：「新陂水與舊陂通，終歲無憂旱潦逢。種得水田三百頃，家家雞黍拜曹公」、吳士俊的詩謂：「田家四月獲苗秋，圳水分支別派流。問是誰人開樂利？至今猶頌有曹侯」。較早，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渡台的名學者林豪，亦寫過以〈曹公圳〉為題的古詩，詩曰：「淼淼圳上田，漪漪圳中水，樂此埤頭民，猶說曹公美。曹公來，圳未作。圳未作兮曹公謀，圳既成兮曹公樂。為霖雨、為脂膏，千春此圳長姓曹。曹公之心圳中水，曹公之名比圳高」。在此詩題下，作者又附注云：「曹公諱謹，河南解元。任鳳山知縣，興埤頭水利，民尸祀焉」。更早，在道光二十九年（西元一八四九年）任台灣府訓導的劉家謀，在其〈海音詩〉七絕系列中，也寫到：「誰興水利濟瀛東，旱潦應資蓄洩功。溉陂田三萬畝，至今遺圳說曹公」（百首之九十），附自注：「曹懷樸（謹），令鳳山時，開九曲塘，引淡水溪。壘石為五門，以時啟閉。自東而西，入於海。計鑿圳道四萬三百六十丈。分築十四壩，灌田三萬一千五百餘畝。歲可加收，早稻十五萬六千六百餘石。踰一歲而功成，熊介臣觀察（一本），名以曹公圳。今，則修築不時，故道漸塞。而台、嘉二邑，旱田居多，無隄防溝渠之利，為政者宜亟籌之」。在這裡，已很簡要的指出曹氏築圳的方法、功能、效用、收益等事項，並說明「曹公圳」的命名由來。據台灣知府熊一本，在道光十九年（西元一八三九年）十月所書立石的〈曹公圳記〉中，闡述其詳情如下：
……台、鳳、嘉接壤之區，被旱百有餘里，閭闔待哺……台地，惟山澤之田，有泉引灌，可期一歲再收。其平原、高阜之田，往往行數十里，而不見有溝渠之水耕者。當春、夏陰雨之時，倉皇布種，以希其穫。及至數日不雨，而水涸矣。又數日不雨，而苗槁矣。前此被旱之百餘里，皆此類也。又安可委為天災而不思所以補救乎？予為勸興水利，教以鑿陂開塘之法。而愚民狃於積習，不能奮然行之。論治者，又或目為迂遠，而不肯實其事，則予第託諸空言而已，莫由收實效也。
丁酉春，鳳山大令曹君懷樸，奉檄來台。予於接見之初，首言及此。大令頷之而不輕諾。予疑其事或未諳，抑所聞治台之法，猶夫向者之言歟？固不能強以必行也。數月後，人有言其度地鳩工，將為民開水利者。大令於繼見時，言不及之，亦不形諸簡牘，則又未見其必能行也。戊戌冬，大令果以水利功成來告，且圖其地形以進。凡堀圳四萬三百六十丈有奇，計可灌田三萬一千五百畝有奇。於是，廉訪姚公（瑩），亟獎其勞，將上其於大府，而為之請於朝，檄予親往視之。
予於己亥仲春，躬臨其地。士民迎馬者，千數百人。予令董役之若干人，隨行隴畔，向其一一詢之。乃知，圳之源出淡水溪。由溪外之九曲塘，決堤引水於塘之坳，壘石為門，以時蓄洩。當其啟放之時，水由小竹里而觀音里、鳳山里。又由鳳山里，而旁溢於赤山里、大竹里。圳旁之田，各以小溝承之。上流無侵，下流無靳，咸聽命於圳長，而恪守其官法。向之所謂旱田者，至是皆成上腴矣。豈非百世之利哉？吾觀從政之士，有以才能自詡者，當其述職長官，往往累十紙不能盡，觀者咨嗟太息，謂古循良無以過之。及覈其政之所就，則皆飾詞邀譽，自為功利之謀。而所謂澤被生民者，曾不可以終日，此其居心尚可問乎？若大令者，未為而不輕諾，未成而不輕言，可謂務為實事，先行後從者矣。
自經始以迄蕆事，不辭勞瘁、不惜厚資，歷二載而如一日，庶幾知民之本計，而有彊毅之力，真實無妄之心者歟？廉訪嘉其績而特彰之，豈非體國愛民，用賢若渴之大君子哉。鳳之士民，從大令之教而合力成之，所謂民情大可見者。今豈異於古耶？予進士民而獎之，皆曰：是惟吾邑侯之仁賢勞苦，始克臻於有成，眾何力之有焉？然則，大令之得於民者，不亦深乎？予將歸廉訪，眾復請予名其圳，以刊諸石。予曰：汝曹以是為邑侯功，即名之以『曹公圳』，可乎？眾曰：諾。於是乎書。
從此文我們可以得知，提出「築圳」以使「旱田」能成為可耕的「水田」原建議者，實是當時的台灣知府熊一本，即所謂：「勸興水利，教以鑿陂開塘之法」。然而，能夠真正實踐其「築圳」構想者，則是鳳山知縣曹謹（字懷樸）。整個水利工程乃是由曹氏本人親自度地、鳩工、督導、建圳，前後共計經歷時二年才全部完成這項重大的築圳工程。其所用的方法，則是導引下淡水溪的水源，由「溪外之九曲塘，決堤引水於塘之坳，壘石為門，以時蓄洩」。每當水門啟放時，水則是由「小竹里而觀音里、鳳山里。又由鳳山里，而旁溢於赤山里、大竹里。圳旁之田，各以小溝承之」。圳又設有官方的「圳長」，專人負責圳事的管理，一切皆依所訂定的「圳法」（圳的管理法則）來嚴格執行，因而使得「上流無侵，下流無靳」，這樣便不致於浪費水流，也不會使得水流造成不必要的農田侵害，更可以讓上下流的農田都能獲得必須要的灌溉。從此以後，本來是屬於「旱田者，至是皆成上腴」。往昔農田水涸被旱的不良現象，即刻得到應有的改善，使得農民的耕作水源有所保障，可說是造益農作物極大。整個工程共計：「掘圳四萬三百六十丈有奇，計可灌田三萬一千五百畝有奇」。
依據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盧德祥、陳日翔所編《鳳山採訪冊》〈地輿〉〈圳道〉條所述：「曹公舊圳，凡四十四條，計溉田二千五百四十九甲五分。按：此圳係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前邑侯曹公（諱謹，字懷樸，河南人）開築。自是而後，踵行者眾。鳳山水利之興，實肇於此」。由於曹氏開築圳道的成功及經驗，讓農田的收成獲取良好的效果，因而鼓勵後來的人，具有信心而勇於繼續加以開挖水圳，所以才產生有後來的「曹公新圳」，所開築四十六條圳道的水利工程，即所謂：「曹公新圳，凡四十六條，計溉田二千零五十三甲。按：此圳相傳為舊圳開成後四年（即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歲）。曹公命歲貢生鄭蘭（興隆里人）、附生鄭宣治（赤山里人，即恩貢生鄭朝清之子。先是，宣治率眾開鑿大圳，自九曲塘起，迄下草潭止，積勞成疾。病革時，囑其弟增生宣孝踵而成之）開築。越兩年（即二十四年，甲辰歲），而告厥成功。命曰：曹公新圳，誌不忘所自也」（同上〈圳道〉條）。再加上，以後的不斷開築水圳，整個清代晚期的鳳山縣邑圳道，共計有：「全邑圳道，凡一百四十四條，綜計溉田一萬零五百八十一甲」（同上），可知曹氏開圳的成功行徑，對於農田的受益以及影響該有多廣大！關於以「甲」作為土地單位的寬廣範圍計算方式，則可追溯到荷蘭統治台灣時期，荷人將原住民（番民）所聚居的部落稱之為「社」，而土地的計算單位則定名為「甲」。到了鄭成功驅走荷人入主台灣時，他說：「其鄉仍曰社，不必易。其畝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一戈，東西南北四至長一丈二尺五寸。今歸版圖，亦以此為則」[16]。歸屬於清朝以後，依然是採用「甲」來計算田、園[17]。不過，已由原來的三十一戈二尺五寸縮減而為二十五戈。
藍鼎元〈與荊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上說：「台灣田糧與內地：內地計弓論畝，台灣計戈論甲。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為一甲。每甲，約比內地十一畝三分為奇」。康熙三十四年刊行的高拱乾《台灣府志》卷五〈賦役志〉〈土田〉〈台灣府〉條中已指出：「台地田、園，十分為一甲。每甲，東西南北四至各二十五戈。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其坵段之方圓曲直寬狹不等，則計尺寸折算」。到了雍正九年則是規定：「凡七年以後新墾田、園，援照同安下沙則例，化甲為畝。每甲，折內地弓步計一十一畝三分零」[18]。誠如道光十七年（西元一八三七年）噶瑪蘭通判李若琳〈編審〉詩云：「浚圳將水導，編甲以戈推」。據此核算，因〈曹公圳〉的開築成功，影響到此後鳳山圳道的增建，最後共完成有一百四十四條圳道，灌溉的農田綜計有一萬零五百八十一甲，合計當時中國內地的農田為一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四畝三分，可見其造福農田歲收的深廣！所以曹氏的圳道，以其名而命之為「曹公圳」，並立石書事加以紀念其功績，是合理而應該的。儘管台灣向來是被稱為：「山高土肥，最利墾闢」（藍鼎元〈平台紀略總論〉）、「土沃產阜，耕一餘三」（魏源〈乾隆三定台灣記〉）。然而「台灣，沙土浮」（同上），不易蓄水。所以常見有「旱田百餘里」（藍鼎元〈與制府論進兵中路書〉），要是沒有較為穩定而足夠的灌溉水源，就會變成「瘠里仍然貧」（王兆陞〈郊行即事〉四首之三．康熙朝台灣知府）的現象。更別說是能夠達到「台屬土地膏腴，歲有三熟之稻」（卞寶第《閩嶠輶軒錄》）的理想收獲。可知，「圳道」的開築，對於農田的灌溉當有多重要！至於所謂「圳」（亦作甽），則是早期台灣人民所自創的灌溉水道專字。在乾隆十六年（西元一七五一年），巡台御史錢琦〈台陽八景詩〉〈香洋春耨〉篇云：「水引石頭開短甽」，並自注：「石頭，溝名，眾流匯處。台人蓄水養田處為甽」。
據此得知，「圳」的最大功能就是「蓄水養田」。有了「圳」，農田便有了「蓄水」的保障，「養田」因而得以達成，「旱田」便可變成「水田」。這種「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者，乃農家不易之經」（熊一本〈曹公圳記〉）的農事法則，是很普通的農事道理，當地方官者豈會不懂？問題是，興建水利，鑿陂開塘，常被「論治者，又或目為迂遠，而不肯實為其事」，並且又會說出如此：「台地沃饒千里，戶有蓋藏，民食不待籌也」的推塞話語，作為敷飾的口實，而無意去實踐其事，所謂「知民之本計，而行之苟且」。相較之下，曹氏的築圳，真可說得上是：「知民之本計，而有彊毅之力，真實無妄之心者」，真是值得敬重。熊氏說得好：「得俗吏百，不如得才吏一。得才吏百，又不如得賢吏一」[19]，善於周詳籌劃才智的「才吏」，固然難得。能夠真正依計劃而實踐的良能「賢吏」，更是可貴。曹氏真堪稱得上是「賢吏」。一個國家政事的好壞，就要看「俗吏」、「才吏」、「賢吏」的比例而定。多一個「賢吏」，便可使百姓獲得更多的福利。少一個「俗吏」，就能使人民受害減少。可惜官場上往往「賢吏」並不多見，而「俗吏」卻又偏多，百姓又豈能奈其何！由於「曹公圳」的良善灌溉，使得鳳山縣農田稼物收豐，更使得農民衷心的永誌感受，這在同治朝時任福建巡撫王凱泰，巡視時所寫的〈台灣雜詠〉詩中，有很實情的描述，詩云：「綠陰深處偶停驂，水利猶聞故老談。無數稻花香滿岸，好風吹過鳳山南」（三十二首之四），並附自注：「曹懷樸司馬，宰鳳山時，廣開山甽，民受其利」。民受其利，不只是建圳的當年，一直到現在農民耕地依然還是深蒙其益，因而鳳山有「曹公祠」的建立及祭祀，藉以永表百姓對於曹氏的懷恩與誌念。每當筆者路過清代鳳山縣邑的地區，看到無數的稻花飄動，不得不使人吟誦著王氏「無數稻花香滿岸，好風吹過鳳山南」的詩句，而感懷前賢的功德不已！直到光緒二十二年以後，依然有人歌頌著曹公，正如林東昇〈鳳山竹枝調〉所云：「曹公築圳潤良田，荻葦芟夷事感天。儲積一窪清水在，煎沙煮石始知賢」、王養介〈打狗竹枝詞〉亦云：「猿啼鳥噪樹搖風，一片藷田綠蔭中。蓄水插禾皆急事，高瞻遠矚頌曹公」，真可說是功垂不朽！
結 語
認識自己，是一切認識的開始。從自身的認識，漸而擴大為對自己生長地方事物、景物、人物等的認識，是一項自然而必然的過程。惟有如此，才能使「人」從自身的「愛」，延伸而為對「土地」的衷誠「關懷」。沒有對於所生長的地方的真情，便會使「人」失去了生命的「根」。然而，由於往昔的台灣，總是在外來政權的控制下，致使在教育上產生了偏頗，使人難有認識自己土地歷史與文物的機會。盛唐詩人王維〈雜詩〉上說：「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這是當然的事！無奈，到如今居住於台灣的人，往往是「君居故鄉地，不知故鄉事」，豈不悲哀！好在時移景遷，認識自己的鄉土，已為有識之士所重視。瞭解台灣的歷史與文物，亦成為一種切合時宜的趨勢。困難的是，過去台灣所遺留的文獻很博雜，有荷蘭語、漢語、日語等的記述，必須要有人去加以整理與研究，才能使台灣的歷史真相得以呈現。在清代時期，漢字的文獻甚多，運用這些書面的資料，可以讓我們更深入的認識，此段時期的各種事物，加強我們對於歷史的瞭解。清代所留存〈竹枝詞〉及其性質相近的詩作堪稱豐盛，其所反映的人情、世情、物情、政情、俗情，亦具多層面。要是能夠透過〈竹枝詞〉所闡述的內容作為主題，貫穿相關的史書、筆記、遊記、詩、文等，使得個別而獨立的記述文獻，結合而成為一個整體的事項，讓歷史的真相不受扭曲，才能算是正確認識的起步。歷史事物的醜與美，都有其背後的時代因素。認識者，必須設身處地，情在其中，才不致於產生另一種的誤解。畢竟研究，有時也會形成另一種的誤解。本文的寫作，就是運用文獻互證的綜述方式，期能還歷史的事物真相。只要不成為另一種的歷史扭曲，並使「野性的狂飆」消失，「官性的光輝」呈現，我願已足！
[1]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初版。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2]宋永清（山東萊陽人，康熙四十三年任鳳山知縣）〈渡淡水溪〉詩：「東連傀儡荒丘」句下自注：「渡溪以南，即八社地，為人跡罕到之處……極東，郥為傀儡山。山野異類，名傀儡生番。茹毛飲血，尚存古處。特其生性強悍，嗜殺如飴。與民人素不相接，偶一逢，必以標鎗中之，漆其頭以為玩器，以故人多視為畏途。」又其〈埤頭店〉詩亦云：「社鄰傀儡行人少」。
[3]最早視台灣原住民為「非人類」，是見之於雍正朝巡台御史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一〈赤嵌筆錄〉〈原始〉引〈文獻通考〉：「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至。旁有毘舍耶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
[4]《裨海紀遊》卷下：「余既來海外，又窮幽極遠，身歷無人之域。其於全台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不啻戶至足履焉」。
[5]《彰化縣志》〈番俗考〉〈社商〉條附注：「年來革去社商，各社止（只）留通事一人。丁酉間，觀察梁公行縣至淡水，并詳革通事名色。其司社餉差徭之數者曰書記，嚴立條約，而諸番剝膚之痛，益以蘇矣」。
[6]《裨海紀遊》卷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并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賈舶收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輪賦有餘」。
[7]馮協一，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任台灣知府。
[8]芒仔芒社、加拔社、大武社、頭社，統稱內攸四社。乃歸化生番，不處高山，移居於四社山杉林各莊。閩人就以所居之地，名之為「四社番」，見《安平縣雜記》。
[9]最早有高拱乾的〈禁苦累土番等弊示〉:「為嚴禁社，需索花紅。往來抽撥牛車，及勒派竹木等弊，以甦土番苦累事……本道下車以來，訪聞有司，官役於招商社，時需索花紅陋規，以致社商，轉剝土番。額外誅求，番不聊生。更有各衙門差役、兵廝，經過番社，向通事勒令土番撥應牛車，駕駛往來。致令僕僕道途，疲於奔命。妨其捕鹿，乃耕耘。因而啼饑呼寒，大半鶉衣鵠面。至於白取竹木，以供私用。責令駝送，恬不知怪。種種夙弊，均應痛處嚴革，難再一日姑寬……出示通禁……倘有仍踵，一經訪聞，官則揭報，役則立拿杖斃，斷不姑貸。各宜凜遵，毋貽後悔」（《台灣府志》卷之十〈藝文〉）。
[10]據同治朝覈刊《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台灣府〉所錄。
[11]見《台海使槎錄》卷五〈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飲食〉條。孫霖〈赤嵌竹枝詞〉（十首之九），亦注云：「出草，焚林追逐，百不逸一，弓矢、鏢鎗，皆極強利」（〈出草番兒每拍肩〉句）。
[12]收入王松《台陽詩話》，民國四十四年台灣銀行出版。
[13]見《裨海紀遊》〈番境補遺〉。
[14]見郁永河〈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之十二）〈輕身矯捷似猿猱〉首之附註。
[15]見何澂（光緒元年來台）〈台陽雜詠〉（二十四首之十三）。
[16]見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五。西元一六二四年荷人占領台灣，統治三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統治台灣，前後共二十二年。
[17]種稻米的土地為田（農田），而種植蔬菜、雜糧、水果等的土地則稱之為園（果園），徵稅有所不同。據《台海聞見錄》卷一〈田賦〉條云：「上則：田每甲徵粟八石八斗，園每甲徵粟五石」、「以銀三錢六分，折粟一石」。范咸等修《重修台灣府志》卷四〈賦役一〉〈附考〉：「有陂塘貯水者為田，旱種者為園」。
[18]見乾隆十八年董天工《台海見聞錄》卷一〈田賦〉條。《台海使槎錄》卷一〈赤嵌筆談〉〈賦餉〉：「內地之田論畝，二百四十弓為一畝，六尺為一弓」。
[19]以上引文，皆見熊一本〈曹公圳記〉。
資料來源 : http://www.nchu.edu.tw/~chinese/EO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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