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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5-21) Fiorentino 個人文集
古東南大部分地區的居民並非漢族，說的不是漢語，所以東南地區的漢 語來自北方，那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對於南方方言的具體形成過程，卻有兩種 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方言形成的主體是漢人，漢人遷徙到南方以後 ，在當地土著語言的影響下，加上語言自身的變化，形成了新的漢語方言。另 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方言形成的主體是南方原住民，他們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學 習漢語，形成一種帶有本族母語特徵的混合語，以後通過雙語的中間階段，逐 漸放棄了自己的母語，這種混合語性質的漢語就是東南漢語方言。
中國史書所載，南方在古代人煙稀少，似乎是北方漢族幾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這就是第一種觀點形成的背景。但是，近年來發現南方人類基因與北方大不一樣，這說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體並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來的南方原住民。筆者試圖從南方方言的語言特徵出發，論述東南漢語方言形成的主體就是當地的原住民，他們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語言為底層的混合語。筆者認為漢語南方方言不存在原始語的問題。應該以各個歷史層次面貌的構擬來取代原始語的構擬。
一、東南地區居民的古代來源
南方的漢族居民從北方遷來。按古代史書的記載，古代的南方人煙稀少，後來經過幾次大的從北而南的移民運動，南方的人口才增加起來，所以南方漢族的主體是北來的移民。潘悟雲（1985）說：“前漢的漢族居民集中分佈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以南大部分還是人煙稀少未開發地區，浙南和福建兩地有縣級建置以外，幾乎是空白的一片。”遊汝傑（1992）也指出北方大規模漢族南遷的史實，這一百多年間，戶數增加了2.2倍，人口增加了1.4倍。這種增加自然會歸因為北來的移民。但是，近年來中國人類基因調查表明，漢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於南方的少數民族，而與北方漢族居民明顯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來自北方，他們的基因應該接近北方而與南方少數民族不一樣。南北基因的這種差異只能說明，南方漢族居民的主體來自古代南方的非漢族居民。如果對史書的記載作深一層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古代東南地區居民，文獻上通叫作百越，有吳越、甌越、閩越、東越、揚越、南越、駱越等，《漢書•地理志》臣瓚注：“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指的就是這些民族。這些民族的人數並非人們認為的那麼少，我們舉吳越（粵）、南越（粵）、閩越（粵）、甌越（粵）為例。《漢書》記載南越王趙佗上書說：“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裏，帶甲百萬有餘”。這句話有點自吹自擂，但是士卒數十萬應該是有的。他在書中很看不起閩越，說：“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這句話也是言過其實。武帝建元七年閩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漢庭求救，如果閩越只有數千眾，南越也就不必害怕了。當時，漢武帝準備遣兵幫助南越，淮南王劉安上書說：“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漢書•嚴助傳》，此處說閩越擁有數十萬兵卒，是比較可靠的數字。吳越（粵）王劉濞造反，說自己 “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漢書•吳王劉濞傳》南越派出的三十萬軍隊自然只是全國軍隊數目的一部分，可見趙佗自詡“帶甲百萬有餘”雖然言過其實，但是相去當不會太遠。南越、閩越的甲卒都有數十萬，甚至近百萬，其全國人口當然都以百萬計。吳越（粵）王濞造反的時候，東甌越（粵）也派了軍隊到丹徒跟從他作戰，兵力“可萬餘人”，東甌國決不會把全國的兵力都派去幫劉濞作戰，這“萬餘人”只不過是全國兵力的小部分。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雖然不支，但是也相持到漢軍到來，說明東甌的兵力即使沒有閩越那麼多，但是與閩越的“數十萬”相比不會差得太大，如此推測，東甌國也可能有上百萬的人口。南越、閩越、東甌只不過是百越中的三國，根據上面的分析其人口總量可能已經超過元始二年的3062079。把百越的其他各支加起來，人口數會更多，如元鼎五年漢武帝派伏波將軍平南越期間，甌駱四十餘萬口降，不降的人數估計不會少於此數，所以駱越人數也可能以百萬計 。
如果再加上會稽、巴蜀、荊揚這些人口密度更大的地方，當時江南的人口當 遠遠超過上表中的數字。西漢末雖經過赤眉、銅馬之亂，但是兵亂基本上發生 在北方，所以武帝時的江南人口到元始年間不僅不會銳減，還應該會有增加， 3062079之數是很值得懷疑的。東甌、東越、閩越三國都被武帝內遷，史書說“地遂虛”《史記•東越列傳》。但是鄭張尚芳（1993）認為被內遷的只不過是王國的君臣、軍隊及王畿居民，實際上仍有大量的遁逃遺民。《太平禦覽》卷171引《吳地記》：“東甌乃舉國徙中國，處之江淮間，而後遺人往往漸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縣”。 《宋書•州郡志》：“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雲：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者。......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漢代的都尉是為鎮撫少數民族、防備邊患而特設在民族地區的，可見以上三國內遷後的浙江仍然是非漢族居民占主體，而且勢力很大，逼得都尉府連連內遷。南部都尉開始設在冶，即現在的建安，後遷到章安，即現在的台州東，陽朔元年又遷到鄞，在今奉化縣東，最後遷到句章，今寧波慈溪縣西南。一直到東漢，這些地區的越族勢力仍然相當強大，漢王朝在東甌、東越、閩越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軍事據點，還派驃騎將軍大肆鎮壓。到三國的時候，內陸還是越人的勢力。諸葛恪鎮壓丹陽山越，“獻戎十萬”，其中四萬編入軍隊《三國志•諸葛恪傳》，丹陽的山越總數自然在十萬以上。丹陽還是接近金陵的地區，更偏遠的地方山越人數會更多，如在新都郡，金奇“萬戶”聚居在安勒山；毛甘“萬戶”聚居在林曆山《三國志•賀齊傳》。在建安郡，洪明、洪進、苑禦、吳免、華當等五人，各率“萬戶”，分別聚居在漢興縣各地。吳五“六千戶”聚居在大潭；鄒臨“六千戶”聚居在蓋竹《三國志•賀齊傳》。
根據文獻上有記載具體數目字的統計，在孫吳的軍隊中，有九萬一千餘名的山越人， 晉滅吳時孫吳軍隊有二十三萬人，加上那些沒有具體列出數字的人數，孫吳的 軍隊中至少有半數是由山越人充當的葉國慶、辛土成 1982。按這個數字推測 ，山越的總人數在孫吳的版圖內應該占大部分。
正因為如此，吳國官員必須靠 “浮海”才能從會稽到永寧、東冶。《蜀志•許靖傳》載靖與曹操書，自述從 會稽“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裏，不見地”，正可印證三 國時代的東南各地還是百越人的居住區。移民運動確實會改變江南一些地區的居民構成，如上海居民的基因類型已經屬於北方而不屬於南方了。但是，有好多江南地區的居民仍然屬於南方類型，與古代文獻中關於這些地區有大量北方移民的記錄和戶籍變化情況不一致。
當遺傳學材料與文獻材料相矛盾的時候，我們寧願相信遺傳學的證據，因為文獻材料可以有另樣的解釋，例如，對於文獻記載的移民情況和江南戶口的變化，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古代根據在冊戶籍統計人口，大量的百越居民是不在統計之內的，還有 許多佃戶依附於莊主，戶籍也沒有反映出來。上面所分析的幾個例子就足以說 明，江南的實際人數與史料所記往往有很大的出入。此外，群縣建置在上古江 南的許多地區確實是一片空白，但這並不說明這裏沒有居民，只不過是漢族的 統治集團還沒有把行政管轄權擴大到這些地方而已，這方面的重要原因是這些 地區住著非漢族居民，難以把他們置於行政管理範圍，一般只設都尉、侯官加 以控制。
第二，江南人口在某一個時期的增長，還要考慮到土著居民的自然增長成分，不全部是北方移民的結果。如漢代人口從元始二年的3062079到永和五年增長到7409139，138年內增長1.4倍，好像是一個大數目，實際上年增長率僅0.6%。古代雖然醫療設施比較差，人的壽命較短，但是生育率則比現代高，在沒有戰亂的情況下，0.6%的自然增長率是可以達到的。
第三，漢與漢以前，百越的勢力範圍一直延伸到山東半島。林惠祥（1958）確 認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徵是有段石錛，其分佈一直到山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山 東半島和淮河一帶是東夷的主要活動地區，據《越絕書•吳內傳》對勾踐《維 甲令》的解釋：“習之於夷，夷，海也”，可見“東夷”就是“東海”的意思 。夏族幾次對東夷用兵，是引起東夷南遷的重要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軒轅氏 對蚩尤的用兵，後來周公鎮壓東國之亂，滅奄、蒲姑，“以師逐之，至於江南 ”（《呂氏春秋•古樂篇》）。奄、蒲姑都屬於東夷集團，奄在今山東曲阜， 蒲姑在今山東博興東北。
《越絕書》記吳地有淹君城、蒲姑大塚，就是奄、蒲 姑之人被逐南遷以後所建。這就像會稽原在泰山附近，所以禹才會“封泰山， 禪會稽”，一部分東夷人南遷至越地，也把山名帶到越地。呂思勉認為越就是居住在江南的夷，是很有道理的。
鄭張尚芳（1990）考證了兩個山東的古地名 ，說明山東古地名有越語特徵。《左傳•昭公十年》“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 于”，據杜注，夫於在“濟南於陵縣西北”，故城在今山東長山縣。“於”“ 於”二字古來通用，“夫於”相當“於陵”。《左傳•桓公十一年》“公會宋 公於夫鍾”，夫鍾在今山東甯陽縣北境，北齊改置平原縣，隋以縣東南有龔嶽 城，改名龔丘縣。“鍾”“龔”皆鍾韻三等字，“龔”見母，從“龍”聲，古 音*klo(N，“鍾”，章母古音*kljo(N，二音極相近，故“夫鍾”相當於“龔 丘”。
夫於改名於陵、夫鍾改名龔丘，其中“丘、陵”二字也是山，不過把語 序按漢語語法倒置過來而已。“夫”古音*pa(，正跟今侗台語的“石山”相對 當：壯 布依 泰文 傣雅 仫佬 侗 佯黃 普標 pla pja pha岩石 pha山崖 p?a pja石 pa岩石 pia石 山東和江蘇的夷人與江南的百越（粵）同源，秦以後他們雖然漢化了，但是在 血統上還與江南一致。後來中原地區大量移民到這些地方去，才改變他們的血 統構成，就像現代的上海人基因，在兩漢到南北朝這段時間，甚至一直到唐宋 ，這些地區的居民在血統上也許還屬於南方類型，這段時間到江南來的北方移 民，有相當大的部分實際上是來自這些地區。
比較現代的江淮官話與吳語，江 淮官話顯然就是官話化了的吳語，也就是說古代江淮地區與江南的吳地一樣， 也都說吳語。這種猜測如果不錯的話，史書上所載吳地大批北方移民中山東、 蘇北的移民大概不會改變吳地居民的基因類型。
二、南方方言的形成過程。
古代越（粵）人說的什麼話，有很多意見，大多數人認為屬於古侗台語。游汝 傑1982）通過量詞的幾個功能比較，討論江南方言中的侗台語底層。韋慶穩（ 1982）通過對《說苑》中“越人歌”的解讀以及對《越絕書》中幾個百越語詞 的考證，認為百越語屬於侗台語。其中最重要的是鄭張尚芳的工作。他把《越 人歌》和《越絕書》中勾踐“維甲令”的上古擬音與泰文作了比較，並作瞭解 讀（鄭張尚芳 1991，1998），他還對幾個古吳越地名作了考證，認為這些地 名的語義可從侗台語找到解釋（鄭張尚1990）。
語言地理分佈也能說明百 越語與侗台語的關係。Haudricourt曾經論述過縮氣音（implosive）/b、/d分 布于中印半島，是一個地域性的語音。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種音不只是侗台 語專有，而且還分佈於中國的海南、廣西、廣東、安微、江西、浙江、江蘇， 這正與百越（粵）文化的地理分佈相一致。潘悟雲（1995）指出漢語中“人” 義和作第一稱的“儂”是百越（粵）語的底層詞，它的分佈也同樣是百越（ 粵）文化圈：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廣西、廣東。
那麼這些古代的百越語怎麼會演變為現代的漢語南方方言呢？
一種觀點認為是 北方的漢族移民把漢語帶到南方，逐漸取代了那裏的土著語言，並且在當地土 著語言的影響下，加上自身的語言變化，演變為現代的東南諸方言。根據這種 觀點，南方方言自然就是從中原的漢語分化出來，所以西方的譜系理論也能適 用於漢語方言史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這種語言史觀在漢語方言史的研究中佔 據主導地位，所以會有許多人去構擬原始吳語、原始閩語、原始客家話，原始 粵語等等，但是沒有一家是成功的。這種觀點自然以漢族移民在數量上超越土 著居民為前提，但是上文的討論已經說明，實際上的情況是土著居民在數量上 過移民。即使在移民總數超過土著的情況下，只要每次的移民數量不大，也 不太可能發生語言的替換。
我們再來想像一幅發生在古代東南的語言接觸情景。這裏居住著百越（粵）居 民，他們很早就與北方的漢族發生接觸了。小股的漢人也開始移居江南一些城 鎮，比如會稽、吳、秣陵，有些甚至作了君長，如吳太伯、南越的趙佗等。百 越（粵）族要學習漢族先進的技術、文化，必須學習漢語。於是在百越社會中 就出現了雙語現象，百越（粵）人互相之間說百越（粵）語，與漢人打交道的 時候說漢語，不過不是純正的漢語，而是一種混合語式的漢語，在語音、語序 上都留有百越（粵）的特徵，也夾雜著一些百越（粵）語詞。隨著漢語的影響 越來越大，這種混合語式的漢語中百越（粵）成分越來越少。此外，長期的雙 語現象，使百越（粵）語自身也吸收越來越多的漢語成分，百越（粵）語與混 合語式漢語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小，最後百越語就消失了，剩下只有克裏奧爾式 的漢語，就是南方方言的前身。《越絕書•吳內傳》記錄勾踐向越（粵）民發 布的“維甲令”，進行備戰動員，就是一個典型的混合語材料。
鄭張尚芳 （1998）曾對它作過解讀。下麵是“維甲令”全文，根據鄭張尚芳的意見把原 文與注解分開。加粗字體為原文，六號字為注解。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納]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入]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其中“習之於…”、“宿之於…”、“致之於…”、“治…”是漢語，“夷、 萊、單、須慮”是百越（粵）語，《越絕書》用“海、野、堵、船”對百越（ 粵）語加以解釋。“修內[納]矛”是漢語，“赤雞稽繇”是百越（粵）語，意 思是“將要修理刀矛”，估計是“維甲令”的原來注解。
“維甲令”向越（粵 ）民發佈，說了一句漢語以後，怕一般的百越（粵）人聽不懂，又用百越（粵 ）語說一次。“越（粵）人謂‘人[入]鎩’也”則是《越絕書》作者對它的注 釋。
“方舟航”是漢語，百越（粵）語就是“買儀塵”，意思是“揚眉吐氣 地航行前進”，《越絕書》用 “往如江也”注釋。“亟怒”是漢語，“紛紛 ”是百越（粵）語，與泰語的fun怒氣衝衝，怒火中燒相對應。“士”是漢語 ，“擊高文”是百越（粵）語，意思是精神振奮，步伐堅定。鄭張尚芳通過與 泰文的比較對以上百越（粵）語詞作出解讀，具體的比較可參看鄭張尚芳 （1998）。
通過對“維甲令”的解讀，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勾踐時代 ，越國說的還是百越（粵）語，但是在首都會稽，已經借入許多漢語成分，特 別是上層統治階級，在他們的公文用語中已經開始大量地運用漢語，包括漢語 的語詞和句式。“維甲令”是對越國百姓的動員令，自然要用百姓能夠懂的百 越（粵）語，這種百越（粵）語已經混有許多漢語成分。但是這種百越（粵） 語漢人肯定是聽不懂的，當他們與漢人通話的時候，用的一定是漢語，不過一 定帶有百越（粵）語的特徵。
一般老百姓所用的百越（粵）語中，漢語成分可 能沒有這麼多，所以“維甲令”中的漢語部分，還要加一句百越語，使一般的 老百姓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就是一般百越（粵）人的語言中，漢語的成 分也已經不少了，這從“越人歌”可以窺見一斑。根據鄭張尚芳的解讀，“越 人歌”中的“予”我，“州”=“舟”搖船，“踰”=“喻”知曉，瞭解，應該 是漢語成分。
在現代南方方言中，我們都會碰到一些百越（粵）語的底層詞，下麵幾個百越（粵）詞來自吳語溫州方言（鄭張尚芳 1993）：
酒罎子，溫州說“埕”dzeN2，龍州壯語說ttiN2。
雞虱，溫州說ji31，來賓壯語說jwi2(北)、rei2(南)。
袼褙、貼 ，溫州都說“迫”pa7，壯語說pek7，侗語貼說phek9'。
田野，溫州說“垟”ji2
*pa(N hWμa。但是，溫州話lu?6ho1的來源不直接來自漢語，而來自古百越（粵）語中的漢語借詞。此外，溫州話中還有許多找不到來歷的語詞，也有可能是古百越（粵）語留下來的，只不過與現代的侗台語失去聯繫而已。
有過南方方言田野調查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種語詞在南方方言中是大量存在的，特別是單音節動詞。許寶華、湯珍珠、錢乃榮（1983）所例舉的吳語上海話單音動詞中，雖然有不少字有漢語的來源，但是還有不少字是無法在漢語中找到來源根據的。如液體急速地從小洞裏射出說pi?1，輕輕擦過說kha)1。這兩個詞也存在於吳語溫州方言，折合作中古音分別是幫母宵韻或蕭韻，溪母庚韻或耕韻。但是在古代的韻書和字書中找不到在音義上可以與它們對應的字。
誠然，在古文獻中找不到，並不等於在古代漢語中就不存在，也許它們存在於某個古代漢語方言的口語，只不過在文獻中沒有反映出來。所以，在與所有北方方言作過窮盡性的語詞比較以前，我們不敢說它們一定沒有漢語的來源。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在哪個北方方言或古文獻中有它們的來歷。所以它們有非漢語來源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即使在《集韻》之類的書中找到它們的本字，也並不能說明它們就是漢語。例如，吳閩語中讀作泥母通攝的“人”義的詞，本字考為“儂”，南北朝的許多文獻中已有它的記錄。但是，只要在上古的漢語文獻中找不到它的根據，在北方各方言中找不到它的影子，我們就完全有理由懷疑它是一個百越（粵）底層詞，它只流行於百越（粵）文化區，“儂”只是後來造出來的一個方言字。
這些專為某些方言中有音無字的方言詞造出來的方言字被《集韻》一類韻書、字書所收錄，有許多可能就是百越底層詞，不可能在漢語中找到來源。如果把南方方言中這些詞列出來，我們會發現一個很一致的現象，它們一般不會是文化詞，也很少是核心詞，大多是動植物名稱、單音節動詞之類，屬於基本詞彙，但是出現的頻率並不是很高。如上面提到的上海話pi?1和kha)1，是基本詞，但是出現頻率不高，一整天的談話中可以不出現它們，它們常常還可以用其他更常用的詞來代替。這種語詞的分佈現象說明什麼問題呢？
讓我們想像一下古代百越（粵）人學習漢語的過程。人在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惰性，如果不妨礙交際，能不學的就不學。這些百越（粵）人學習漢語有兩類語詞是必須要學習的。
一是文化詞，這些文化詞所代表的概念在百越（粵）語中沒有相對應的詞，百越（粵）人要學習漢人的文化、技術，這些文化詞是非學不可的。
一是核心詞，沒有這些核心詞他們就無法與漢人交談。至於有些出現頻率不太高的基本詞，他們在與漢人的交談中往往可以用其他的辦法避開它們，就像上海人與北京人談話可以用“輕輕擦過”來代替kha)1這個詞，但是在上海人的語言心理上，用kha)1來表示“輕輕擦過”的意義更準確和方便，所以kha)1這個詞就一直被保留了下來。
如果反過來，認為漢語南方方言是北方移民帶來的，其中的一些百越（粵）底層詞是他們向百越（粵）人學的，那我們就很難解釋，這些漢族人為什麼專挑這些出現頻率不太高的詞語學習 。
支援新的語言史觀的另一證據是南方方言中百越語語音特徵的遺留。我們在 上文已經討論過，縮氣音是在南方方言中保留下來的古代百越（粵）語的語音 特徵。那麼這種古老的特徵是怎麼保留下來的呢？是北方漢族移民到南方以後 受當地土著影響產生的呢，還是當地土著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從自己的母語中 遺留下來的？讓我們也來觀察一下當代的語言接觸情況。
在現代有縮氣音的方言區，如浙江的青田，永嘉，我們還沒有發現北方的移民因為受當地話的影響 ，把自己母語中的p-、t-改讀作/b-、/d-的。但是這些地區的人學習普通話的時候往往會把普通話的p-、t-發成/b-、/d-。
這裏的道理很簡單，還是語言學習的惰性在起作用：
如果不妨礙交際，能不學的就不學。在北京話中沒有p-、 t-和/b-、/d-的對立，/b-、/d-的音色與p-、t-又很接近，如果把北京的p-、 t-發成/b-、/d-，還能聽得懂，並不妨礙交際。
青田方言有/b-、/d-而沒有p- 、t-，既然可以把北京話的p-、t-發成/b-、/d-，那就不必花那麼大的力氣去 學習新的音素。所以，在作語言共時研究的時候，區別性特徵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作歷時研究的時候，特別是追溯語言的古代來源的時候，非區別性特徵就 有它特殊的意義，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非區別性特徵因為不辨義，不妨礙交際 ，所以往往能長時期地保持不變。
百越（粵）文化區的縮氣音特徵，正說明這 些地區的漢語方言是百越（粵）人學習漢語的結果。與語音特徵相類似的還有 百越語語序特徵的遺留。在南方方言中，我們會碰到北方方言不可能出現的語 序，例如，“你先走”說成“你走先”，這也恰恰是侗台語的語序，所以這種 特殊的語序也可能是古代百越（粵）語遺留下來的。
我們在有這種語序的溫州作過調查，還沒有發現北方的移民說自己母語的時候，會受溫州話的影響出現 這種語序。而溫州人則往往用這種語序說普通話。所以，我們可以由此推測古 代百越（粵）人在學習漢語的時候保留了百越（粵）語中這種特殊的語序。
三、新的語言史觀導至新的研究內容和方法。
漢語的南方方言並不是從北方漢語方言中分化出來，而是古代的百越（粵）語 在北方漢語的不斷影響下，通過語言的混合，舊質不斷消亡，新質不斷增加而 形成的新語言。現代的東南漢語不是從同一母語分化出來，而是兩種母語的混合結果。
漢語南方方言接受北方方言的影響是接連不斷的，影響的最終結果導至語言性質的變換，從原來侗台類的語言變成了漢語。。南方方言的原始語是什麼呢？可能有兩個以上的來源，順著節點的線路往上走，可能通向古代漢語，也可能通向古百越（粵）語。
南方方言從百（粵）時代一直到現代，不斷接受北方漢語的影響，每一次影響都會留下歷史層次。
參考文獻
林惠祥 （1958）中國東南區新石器文化特徵之一：《考古學報》
潘悟雲 （1985）吳語形成的歷史背景，《溫州師專學報》
韋慶穩 （1982）試論百越民族的語言，《百越民族史論集》
遊汝傑 （1982）論台語量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底層遺存，《民族語文》
葉國慶、辛土成 （1982）關於山越若干歷史問題的探討，《百越民族史論集》
鄭張尚芳（1990）古吳越地名中的侗台語成分，《民族語文》
鄭張尚芳（1991） Decipherment of Yue-Ren-Ge(越人歌的解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東方語學報》(CLAO)20卷2期冬季號，巴黎。譯文見《語言研 究論叢》語文出版社，1997（孫琳、石鋒譯）
鄭張尚芳（1993） 《溫州市方言志•總論》（稿）
鄭張尚芳（1998）《吳越文化通志•古越語章，吳語方言章》（董楚平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資料來源 : 王小舟的心靈加油站 http://www.wretch.cc/blog/chem2008323/17264772
古東南大部分地區的居民並非漢族，說的不是漢語，所以東南地區的漢 語來自北方，那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對於南方方言的具體形成過程，卻有兩種 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方言形成的主體是漢人，漢人遷徙到南方以後 ，在當地土著語言的影響下，加上語言自身的變化，形成了新的漢語方言。另 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方言形成的主體是南方原住民，他們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學 習漢語，形成一種帶有本族母語特徵的混合語，以後通過雙語的中間階段，逐 漸放棄了自己的母語，這種混合語性質的漢語就是東南漢語方言。
中國史書所載，南方在古代人煙稀少，似乎是北方漢族幾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這就是第一種觀點形成的背景。但是，近年來發現南方人類基因與北方大不一樣，這說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體並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來的南方原住民。筆者試圖從南方方言的語言特徵出發，論述東南漢語方言形成的主體就是當地的原住民，他們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語言為底層的混合語。筆者認為漢語南方方言不存在原始語的問題。應該以各個歷史層次面貌的構擬來取代原始語的構擬。
一、東南地區居民的古代來源
南方的漢族居民從北方遷來。按古代史書的記載，古代的南方人煙稀少，後來經過幾次大的從北而南的移民運動，南方的人口才增加起來，所以南方漢族的主體是北來的移民。潘悟雲（1985）說：“前漢的漢族居民集中分佈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以南大部分還是人煙稀少未開發地區，浙南和福建兩地有縣級建置以外，幾乎是空白的一片。”遊汝傑（1992）也指出北方大規模漢族南遷的史實，這一百多年間，戶數增加了2.2倍，人口增加了1.4倍。這種增加自然會歸因為北來的移民。但是，近年來中國人類基因調查表明，漢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於南方的少數民族，而與北方漢族居民明顯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來自北方，他們的基因應該接近北方而與南方少數民族不一樣。南北基因的這種差異只能說明，南方漢族居民的主體來自古代南方的非漢族居民。如果對史書的記載作深一層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古代東南地區居民，文獻上通叫作百越，有吳越、甌越、閩越、東越、揚越、南越、駱越等，《漢書•地理志》臣瓚注：“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指的就是這些民族。這些民族的人數並非人們認為的那麼少，我們舉吳越（粵）、南越（粵）、閩越（粵）、甌越（粵）為例。《漢書》記載南越王趙佗上書說：“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裏，帶甲百萬有餘”。這句話有點自吹自擂，但是士卒數十萬應該是有的。他在書中很看不起閩越，說：“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這句話也是言過其實。武帝建元七年閩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漢庭求救，如果閩越只有數千眾，南越也就不必害怕了。當時，漢武帝準備遣兵幫助南越，淮南王劉安上書說：“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漢書•嚴助傳》，此處說閩越擁有數十萬兵卒，是比較可靠的數字。吳越（粵）王劉濞造反，說自己 “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漢書•吳王劉濞傳》南越派出的三十萬軍隊自然只是全國軍隊數目的一部分，可見趙佗自詡“帶甲百萬有餘”雖然言過其實，但是相去當不會太遠。南越、閩越的甲卒都有數十萬，甚至近百萬，其全國人口當然都以百萬計。吳越（粵）王濞造反的時候，東甌越（粵）也派了軍隊到丹徒跟從他作戰，兵力“可萬餘人”，東甌國決不會把全國的兵力都派去幫劉濞作戰，這“萬餘人”只不過是全國兵力的小部分。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雖然不支，但是也相持到漢軍到來，說明東甌的兵力即使沒有閩越那麼多，但是與閩越的“數十萬”相比不會差得太大，如此推測，東甌國也可能有上百萬的人口。南越、閩越、東甌只不過是百越中的三國，根據上面的分析其人口總量可能已經超過元始二年的3062079。把百越的其他各支加起來，人口數會更多，如元鼎五年漢武帝派伏波將軍平南越期間，甌駱四十餘萬口降，不降的人數估計不會少於此數，所以駱越人數也可能以百萬計 。
如果再加上會稽、巴蜀、荊揚這些人口密度更大的地方，當時江南的人口當 遠遠超過上表中的數字。西漢末雖經過赤眉、銅馬之亂，但是兵亂基本上發生 在北方，所以武帝時的江南人口到元始年間不僅不會銳減，還應該會有增加， 3062079之數是很值得懷疑的。東甌、東越、閩越三國都被武帝內遷，史書說“地遂虛”《史記•東越列傳》。但是鄭張尚芳（1993）認為被內遷的只不過是王國的君臣、軍隊及王畿居民，實際上仍有大量的遁逃遺民。《太平禦覽》卷171引《吳地記》：“東甌乃舉國徙中國，處之江淮間，而後遺人往往漸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縣”。 《宋書•州郡志》：“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雲：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者。......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漢代的都尉是為鎮撫少數民族、防備邊患而特設在民族地區的，可見以上三國內遷後的浙江仍然是非漢族居民占主體，而且勢力很大，逼得都尉府連連內遷。南部都尉開始設在冶，即現在的建安，後遷到章安，即現在的台州東，陽朔元年又遷到鄞，在今奉化縣東，最後遷到句章，今寧波慈溪縣西南。一直到東漢，這些地區的越族勢力仍然相當強大，漢王朝在東甌、東越、閩越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軍事據點，還派驃騎將軍大肆鎮壓。到三國的時候，內陸還是越人的勢力。諸葛恪鎮壓丹陽山越，“獻戎十萬”，其中四萬編入軍隊《三國志•諸葛恪傳》，丹陽的山越總數自然在十萬以上。丹陽還是接近金陵的地區，更偏遠的地方山越人數會更多，如在新都郡，金奇“萬戶”聚居在安勒山；毛甘“萬戶”聚居在林曆山《三國志•賀齊傳》。在建安郡，洪明、洪進、苑禦、吳免、華當等五人，各率“萬戶”，分別聚居在漢興縣各地。吳五“六千戶”聚居在大潭；鄒臨“六千戶”聚居在蓋竹《三國志•賀齊傳》。
根據文獻上有記載具體數目字的統計，在孫吳的軍隊中，有九萬一千餘名的山越人， 晉滅吳時孫吳軍隊有二十三萬人，加上那些沒有具體列出數字的人數，孫吳的 軍隊中至少有半數是由山越人充當的葉國慶、辛土成 1982。按這個數字推測 ，山越的總人數在孫吳的版圖內應該占大部分。
正因為如此，吳國官員必須靠 “浮海”才能從會稽到永寧、東冶。《蜀志•許靖傳》載靖與曹操書，自述從 會稽“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裏，不見地”，正可印證三 國時代的東南各地還是百越人的居住區。移民運動確實會改變江南一些地區的居民構成，如上海居民的基因類型已經屬於北方而不屬於南方了。但是，有好多江南地區的居民仍然屬於南方類型，與古代文獻中關於這些地區有大量北方移民的記錄和戶籍變化情況不一致。
當遺傳學材料與文獻材料相矛盾的時候，我們寧願相信遺傳學的證據，因為文獻材料可以有另樣的解釋，例如，對於文獻記載的移民情況和江南戶口的變化，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古代根據在冊戶籍統計人口，大量的百越居民是不在統計之內的，還有 許多佃戶依附於莊主，戶籍也沒有反映出來。上面所分析的幾個例子就足以說 明，江南的實際人數與史料所記往往有很大的出入。此外，群縣建置在上古江 南的許多地區確實是一片空白，但這並不說明這裏沒有居民，只不過是漢族的 統治集團還沒有把行政管轄權擴大到這些地方而已，這方面的重要原因是這些 地區住著非漢族居民，難以把他們置於行政管理範圍，一般只設都尉、侯官加 以控制。
第二，江南人口在某一個時期的增長，還要考慮到土著居民的自然增長成分，不全部是北方移民的結果。如漢代人口從元始二年的3062079到永和五年增長到7409139，138年內增長1.4倍，好像是一個大數目，實際上年增長率僅0.6%。古代雖然醫療設施比較差，人的壽命較短，但是生育率則比現代高，在沒有戰亂的情況下，0.6%的自然增長率是可以達到的。
第三，漢與漢以前，百越的勢力範圍一直延伸到山東半島。林惠祥（1958）確 認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徵是有段石錛，其分佈一直到山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山 東半島和淮河一帶是東夷的主要活動地區，據《越絕書•吳內傳》對勾踐《維 甲令》的解釋：“習之於夷，夷，海也”，可見“東夷”就是“東海”的意思 。夏族幾次對東夷用兵，是引起東夷南遷的重要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軒轅氏 對蚩尤的用兵，後來周公鎮壓東國之亂，滅奄、蒲姑，“以師逐之，至於江南 ”（《呂氏春秋•古樂篇》）。奄、蒲姑都屬於東夷集團，奄在今山東曲阜， 蒲姑在今山東博興東北。
《越絕書》記吳地有淹君城、蒲姑大塚，就是奄、蒲 姑之人被逐南遷以後所建。這就像會稽原在泰山附近，所以禹才會“封泰山， 禪會稽”，一部分東夷人南遷至越地，也把山名帶到越地。呂思勉認為越就是居住在江南的夷，是很有道理的。
鄭張尚芳（1990）考證了兩個山東的古地名 ，說明山東古地名有越語特徵。《左傳•昭公十年》“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 于”，據杜注，夫於在“濟南於陵縣西北”，故城在今山東長山縣。“於”“ 於”二字古來通用，“夫於”相當“於陵”。《左傳•桓公十一年》“公會宋 公於夫鍾”，夫鍾在今山東甯陽縣北境，北齊改置平原縣，隋以縣東南有龔嶽 城，改名龔丘縣。“鍾”“龔”皆鍾韻三等字，“龔”見母，從“龍”聲，古 音*klo(N，“鍾”，章母古音*kljo(N，二音極相近，故“夫鍾”相當於“龔 丘”。
夫於改名於陵、夫鍾改名龔丘，其中“丘、陵”二字也是山，不過把語 序按漢語語法倒置過來而已。“夫”古音*pa(，正跟今侗台語的“石山”相對 當：壯 布依 泰文 傣雅 仫佬 侗 佯黃 普標 pla pja pha岩石 pha山崖 p?a pja石 pa岩石 pia石 山東和江蘇的夷人與江南的百越（粵）同源，秦以後他們雖然漢化了，但是在 血統上還與江南一致。後來中原地區大量移民到這些地方去，才改變他們的血 統構成，就像現代的上海人基因，在兩漢到南北朝這段時間，甚至一直到唐宋 ，這些地區的居民在血統上也許還屬於南方類型，這段時間到江南來的北方移 民，有相當大的部分實際上是來自這些地區。
比較現代的江淮官話與吳語，江 淮官話顯然就是官話化了的吳語，也就是說古代江淮地區與江南的吳地一樣， 也都說吳語。這種猜測如果不錯的話，史書上所載吳地大批北方移民中山東、 蘇北的移民大概不會改變吳地居民的基因類型。
二、南方方言的形成過程。
古代越（粵）人說的什麼話，有很多意見，大多數人認為屬於古侗台語。游汝 傑1982）通過量詞的幾個功能比較，討論江南方言中的侗台語底層。韋慶穩（ 1982）通過對《說苑》中“越人歌”的解讀以及對《越絕書》中幾個百越語詞 的考證，認為百越語屬於侗台語。其中最重要的是鄭張尚芳的工作。他把《越 人歌》和《越絕書》中勾踐“維甲令”的上古擬音與泰文作了比較，並作瞭解 讀（鄭張尚芳 1991，1998），他還對幾個古吳越地名作了考證，認為這些地 名的語義可從侗台語找到解釋（鄭張尚1990）。
語言地理分佈也能說明百 越語與侗台語的關係。Haudricourt曾經論述過縮氣音（implosive）/b、/d分 布于中印半島，是一個地域性的語音。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種音不只是侗台 語專有，而且還分佈於中國的海南、廣西、廣東、安微、江西、浙江、江蘇， 這正與百越（粵）文化的地理分佈相一致。潘悟雲（1995）指出漢語中“人” 義和作第一稱的“儂”是百越（粵）語的底層詞，它的分佈也同樣是百越（ 粵）文化圈：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廣西、廣東。
那麼這些古代的百越語怎麼會演變為現代的漢語南方方言呢？
一種觀點認為是 北方的漢族移民把漢語帶到南方，逐漸取代了那裏的土著語言，並且在當地土 著語言的影響下，加上自身的語言變化，演變為現代的東南諸方言。根據這種 觀點，南方方言自然就是從中原的漢語分化出來，所以西方的譜系理論也能適 用於漢語方言史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這種語言史觀在漢語方言史的研究中佔 據主導地位，所以會有許多人去構擬原始吳語、原始閩語、原始客家話，原始 粵語等等，但是沒有一家是成功的。這種觀點自然以漢族移民在數量上超越土 著居民為前提，但是上文的討論已經說明，實際上的情況是土著居民在數量上 過移民。即使在移民總數超過土著的情況下，只要每次的移民數量不大，也 不太可能發生語言的替換。
我們再來想像一幅發生在古代東南的語言接觸情景。這裏居住著百越（粵）居 民，他們很早就與北方的漢族發生接觸了。小股的漢人也開始移居江南一些城 鎮，比如會稽、吳、秣陵，有些甚至作了君長，如吳太伯、南越的趙佗等。百 越（粵）族要學習漢族先進的技術、文化，必須學習漢語。於是在百越社會中 就出現了雙語現象，百越（粵）人互相之間說百越（粵）語，與漢人打交道的 時候說漢語，不過不是純正的漢語，而是一種混合語式的漢語，在語音、語序 上都留有百越（粵）的特徵，也夾雜著一些百越（粵）語詞。隨著漢語的影響 越來越大，這種混合語式的漢語中百越（粵）成分越來越少。此外，長期的雙 語現象，使百越（粵）語自身也吸收越來越多的漢語成分，百越（粵）語與混 合語式漢語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小，最後百越語就消失了，剩下只有克裏奧爾式 的漢語，就是南方方言的前身。《越絕書•吳內傳》記錄勾踐向越（粵）民發 布的“維甲令”，進行備戰動員，就是一個典型的混合語材料。
鄭張尚芳 （1998）曾對它作過解讀。下麵是“維甲令”全文，根據鄭張尚芳的意見把原 文與注解分開。加粗字體為原文，六號字為注解。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納]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入]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其中“習之於…”、“宿之於…”、“致之於…”、“治…”是漢語，“夷、 萊、單、須慮”是百越（粵）語，《越絕書》用“海、野、堵、船”對百越（ 粵）語加以解釋。“修內[納]矛”是漢語，“赤雞稽繇”是百越（粵）語，意 思是“將要修理刀矛”，估計是“維甲令”的原來注解。
“維甲令”向越（粵 ）民發佈，說了一句漢語以後，怕一般的百越（粵）人聽不懂，又用百越（粵 ）語說一次。“越（粵）人謂‘人[入]鎩’也”則是《越絕書》作者對它的注 釋。
“方舟航”是漢語，百越（粵）語就是“買儀塵”，意思是“揚眉吐氣 地航行前進”，《越絕書》用 “往如江也”注釋。“亟怒”是漢語，“紛紛 ”是百越（粵）語，與泰語的fun怒氣衝衝，怒火中燒相對應。“士”是漢語 ，“擊高文”是百越（粵）語，意思是精神振奮，步伐堅定。鄭張尚芳通過與 泰文的比較對以上百越（粵）語詞作出解讀，具體的比較可參看鄭張尚芳 （1998）。
通過對“維甲令”的解讀，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勾踐時代 ，越國說的還是百越（粵）語，但是在首都會稽，已經借入許多漢語成分，特 別是上層統治階級，在他們的公文用語中已經開始大量地運用漢語，包括漢語 的語詞和句式。“維甲令”是對越國百姓的動員令，自然要用百姓能夠懂的百 越（粵）語，這種百越（粵）語已經混有許多漢語成分。但是這種百越（粵） 語漢人肯定是聽不懂的，當他們與漢人通話的時候，用的一定是漢語，不過一 定帶有百越（粵）語的特徵。
一般老百姓所用的百越（粵）語中，漢語成分可 能沒有這麼多，所以“維甲令”中的漢語部分，還要加一句百越語，使一般的 老百姓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就是一般百越（粵）人的語言中，漢語的成 分也已經不少了，這從“越人歌”可以窺見一斑。根據鄭張尚芳的解讀，“越 人歌”中的“予”我，“州”=“舟”搖船，“踰”=“喻”知曉，瞭解，應該 是漢語成分。
在現代南方方言中，我們都會碰到一些百越（粵）語的底層詞，下麵幾個百越（粵）詞來自吳語溫州方言（鄭張尚芳 1993）：
酒罎子，溫州說“埕”dzeN2，龍州壯語說ttiN2。
雞虱，溫州說ji31，來賓壯語說jwi2(北)、rei2(南)。
袼褙、貼 ，溫州都說“迫”pa7，壯語說pek7，侗語貼說phek9'。
田野，溫州說“垟”ji2
*pa(N hWμa。但是，溫州話lu?6ho1的來源不直接來自漢語，而來自古百越（粵）語中的漢語借詞。此外，溫州話中還有許多找不到來歷的語詞，也有可能是古百越（粵）語留下來的，只不過與現代的侗台語失去聯繫而已。
有過南方方言田野調查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種語詞在南方方言中是大量存在的，特別是單音節動詞。許寶華、湯珍珠、錢乃榮（1983）所例舉的吳語上海話單音動詞中，雖然有不少字有漢語的來源，但是還有不少字是無法在漢語中找到來源根據的。如液體急速地從小洞裏射出說pi?1，輕輕擦過說kha)1。這兩個詞也存在於吳語溫州方言，折合作中古音分別是幫母宵韻或蕭韻，溪母庚韻或耕韻。但是在古代的韻書和字書中找不到在音義上可以與它們對應的字。
誠然，在古文獻中找不到，並不等於在古代漢語中就不存在，也許它們存在於某個古代漢語方言的口語，只不過在文獻中沒有反映出來。所以，在與所有北方方言作過窮盡性的語詞比較以前，我們不敢說它們一定沒有漢語的來源。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在哪個北方方言或古文獻中有它們的來歷。所以它們有非漢語來源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即使在《集韻》之類的書中找到它們的本字，也並不能說明它們就是漢語。例如，吳閩語中讀作泥母通攝的“人”義的詞，本字考為“儂”，南北朝的許多文獻中已有它的記錄。但是，只要在上古的漢語文獻中找不到它的根據，在北方各方言中找不到它的影子，我們就完全有理由懷疑它是一個百越（粵）底層詞，它只流行於百越（粵）文化區，“儂”只是後來造出來的一個方言字。
這些專為某些方言中有音無字的方言詞造出來的方言字被《集韻》一類韻書、字書所收錄，有許多可能就是百越底層詞，不可能在漢語中找到來源。如果把南方方言中這些詞列出來，我們會發現一個很一致的現象，它們一般不會是文化詞，也很少是核心詞，大多是動植物名稱、單音節動詞之類，屬於基本詞彙，但是出現的頻率並不是很高。如上面提到的上海話pi?1和kha)1，是基本詞，但是出現頻率不高，一整天的談話中可以不出現它們，它們常常還可以用其他更常用的詞來代替。這種語詞的分佈現象說明什麼問題呢？
讓我們想像一下古代百越（粵）人學習漢語的過程。人在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惰性，如果不妨礙交際，能不學的就不學。這些百越（粵）人學習漢語有兩類語詞是必須要學習的。
一是文化詞，這些文化詞所代表的概念在百越（粵）語中沒有相對應的詞，百越（粵）人要學習漢人的文化、技術，這些文化詞是非學不可的。
一是核心詞，沒有這些核心詞他們就無法與漢人交談。至於有些出現頻率不太高的基本詞，他們在與漢人的交談中往往可以用其他的辦法避開它們，就像上海人與北京人談話可以用“輕輕擦過”來代替kha)1這個詞，但是在上海人的語言心理上，用kha)1來表示“輕輕擦過”的意義更準確和方便，所以kha)1這個詞就一直被保留了下來。
如果反過來，認為漢語南方方言是北方移民帶來的，其中的一些百越（粵）底層詞是他們向百越（粵）人學的，那我們就很難解釋，這些漢族人為什麼專挑這些出現頻率不太高的詞語學習 。
支援新的語言史觀的另一證據是南方方言中百越語語音特徵的遺留。我們在 上文已經討論過，縮氣音是在南方方言中保留下來的古代百越（粵）語的語音 特徵。那麼這種古老的特徵是怎麼保留下來的呢？是北方漢族移民到南方以後 受當地土著影響產生的呢，還是當地土著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從自己的母語中 遺留下來的？讓我們也來觀察一下當代的語言接觸情況。
在現代有縮氣音的方言區，如浙江的青田，永嘉，我們還沒有發現北方的移民因為受當地話的影響 ，把自己母語中的p-、t-改讀作/b-、/d-的。但是這些地區的人學習普通話的時候往往會把普通話的p-、t-發成/b-、/d-。
這裏的道理很簡單，還是語言學習的惰性在起作用：
如果不妨礙交際，能不學的就不學。在北京話中沒有p-、 t-和/b-、/d-的對立，/b-、/d-的音色與p-、t-又很接近，如果把北京的p-、 t-發成/b-、/d-，還能聽得懂，並不妨礙交際。
青田方言有/b-、/d-而沒有p- 、t-，既然可以把北京話的p-、t-發成/b-、/d-，那就不必花那麼大的力氣去 學習新的音素。所以，在作語言共時研究的時候，區別性特徵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作歷時研究的時候，特別是追溯語言的古代來源的時候，非區別性特徵就 有它特殊的意義，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非區別性特徵因為不辨義，不妨礙交際 ，所以往往能長時期地保持不變。
百越（粵）文化區的縮氣音特徵，正說明這 些地區的漢語方言是百越（粵）人學習漢語的結果。與語音特徵相類似的還有 百越語語序特徵的遺留。在南方方言中，我們會碰到北方方言不可能出現的語 序，例如，“你先走”說成“你走先”，這也恰恰是侗台語的語序，所以這種 特殊的語序也可能是古代百越（粵）語遺留下來的。
我們在有這種語序的溫州作過調查，還沒有發現北方的移民說自己母語的時候，會受溫州話的影響出現 這種語序。而溫州人則往往用這種語序說普通話。所以，我們可以由此推測古 代百越（粵）人在學習漢語的時候保留了百越（粵）語中這種特殊的語序。
三、新的語言史觀導至新的研究內容和方法。
漢語的南方方言並不是從北方漢語方言中分化出來，而是古代的百越（粵）語 在北方漢語的不斷影響下，通過語言的混合，舊質不斷消亡，新質不斷增加而 形成的新語言。現代的東南漢語不是從同一母語分化出來，而是兩種母語的混合結果。
漢語南方方言接受北方方言的影響是接連不斷的，影響的最終結果導至語言性質的變換，從原來侗台類的語言變成了漢語。。南方方言的原始語是什麼呢？可能有兩個以上的來源，順著節點的線路往上走，可能通向古代漢語，也可能通向古百越（粵）語。
南方方言從百（粵）時代一直到現代，不斷接受北方漢語的影響，每一次影響都會留下歷史層次。
參考文獻
林惠祥 （1958）中國東南區新石器文化特徵之一：《考古學報》
潘悟雲 （1985）吳語形成的歷史背景，《溫州師專學報》
韋慶穩 （1982）試論百越民族的語言，《百越民族史論集》
遊汝傑 （1982）論台語量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底層遺存，《民族語文》
葉國慶、辛土成 （1982）關於山越若干歷史問題的探討，《百越民族史論集》
鄭張尚芳（1990）古吳越地名中的侗台語成分，《民族語文》
鄭張尚芳（1991） Decipherment of Yue-Ren-Ge(越人歌的解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東方語學報》(CLAO)20卷2期冬季號，巴黎。譯文見《語言研 究論叢》語文出版社，1997（孫琳、石鋒譯）
鄭張尚芳（1993） 《溫州市方言志•總論》（稿）
鄭張尚芳（1998）《吳越文化通志•古越語章，吳語方言章》（董楚平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資料來源 : 王小舟的心靈加油站 http://www.wretch.cc/blog/chem2008323/1726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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