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福州人一般指以省會福州為中心的閩江下游及閩東一帶的居民。閩江是古代福建與北方中原重要的交通要道。漢晉以來中原漢民入遷福建，大多循著這一路線而來，而閩江下游的福州平原，農業環境優良。因此，當北方漢民千里迢迢翻越武夷 山脈，順閩江而下，福州平原便是他們較為理想的最早聚居地之一。



中原漢民入遷閩東較為遲緩的原因主要有二點: 一是交通不便。福州閩東雖然地處沿海，但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福建與中原的交通，主要還是依靠陸路。福州北上江浙中原，本應取道浙江溫、台，而經杭、 蘇、魯直達北京，路程最近，但從福州至溫、台，道路險阻，通行不易，《四明豐熙記》云：福州上通中原，早時率道浙西，由崇安歷鉛、信，取衢；或由浦城取道 金、處。惟陡北嶺陸行，取溫、台之道最近，乃因路經連江、羅源、寧德抵達福寧，山高嶺峻，林木深阻，自昔罕辟，下霄蔽口……而使一州諸縣，幾為荒服。直至 明代嘉靖年間，募民屏伐，開路設橋，沿途每隔五里再作一亭，道路方稍為通暢。道路的險阻，自然使許多中原漢民望而卻步。


中原漢民放遷閩東較為遲緩的另一個原因是這一帶山高林密，成為閩越古代土著畬族的最主要殘餘聚居地。自漢武帝滅閩越國之後，福建古代土著雖然散處於全閩各地，但隨著中原漢民的大量入遷以 及經濟的開發，一部分土著已經與北方南遷之漢民融合在一起，即使還有一些殘餘，數量也有限。但是在閩東則不同。由於自然條件比較惡劣，漢民遷入者少，土著畬族受到漢民的壓迫也相對少些，因此自唐宋以來，殘餘的土著畬民一直在這一帶山區繁衍生殖，而到了宋代以後，福建其他地區的漢民日益向山區發展，一部分不 願同化于漢民的畬民，也逐漸向閩東畬族聚居地遷徙，到了宋代及明清時期，福建畬民的大部分，都集中在閩東山區。這種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漢民的大量入 遷閩東。



由於以上這兩個因素，雖然漢民早在漢晉時期便有少量遷入閩東，但人口的增長及經濟的開發一直比較遲緩，從族譜的記載看，現在閩東的許多漢民，往往是宋末以至明清時期才遷入的。如壽寧縣的下黨鄉，沈氏于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由浙江省雲和縣遷居碑坑村，葉姓於南宋開禧二年(1206年)由閩北政和縣遷入屏峰村。吳姓於元至元丙子年(1276年)由浙江省舉水村遷入。又一支吳姓於明洪武十年(1379年)由浙江省慶元縣上標村遷居海坑村。王姓於明永樂年間由政和縣西門遷居下屏峰村。還有范姓、胡姓等也是清代由浙江慶元等縣遷入的。據90年代編修的《上黨鄉志》記載，該鄉48個自然村按男性公民計算 有王、周、陳、楊、沈、吳等17個主姓，皆是在南宋紹興年間以後遷入的。


再如犀溪鄉現有居民的數十個姓氏，也都是宋代以後遷入的，較早的繆姓，北宋太 祖年間由浙江紹興遷入，葉姓于南宋景炎五年(1278年)由浙江泰順遷入，張姓於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由浙江年陽莒溪遷入，孫姓于南宋嘉泰三年 (1203年)由浙江龍泉縣遷入，鄭姓於元大德年間由浙江泰順縣遷入。至於明清時期遷入的就更多了，如胡姓於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由浙江慶元官塘 遷入，周姓於明代永樂年間由浙江慶元水寨遷入，魏姓于明代正統元年(1436年)由浙江泰順縣東溪頭遷入，陳姓於清代乾隆年間由浙江景寧縣半山遷入，黃姓 於乾隆丙子年(1756年)由閩西上杭縣遷入。甚至到了上半世紀，仍有一些姓氏從浙江一帶遷入，如葉姓，於1942年從泰順縣南門遷入，魏姓，於1940 年從泰順東溪遷入。



以上兩個鄉的情況可能比較特殊，但由此亦可見閩東的現有居民，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宋元明清時期才遷入的。福州人的區域包括閩江下游 及閩東，而漢民在這一區域內開發的時間先後不一。但因福州城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因此福州城對於散處在各地操福州方言的漢民，有著較強的向心力，福州人的 人文性格與文化精神，也以省城及福州平原地帶的居民表現的最具典型。如前所述，福州平原是中原漢民入閩後最先定居的地點之一，中原文化傳入的歷史也相對比 其他民系更為悠久。另一方面，福州城自漢晉以來都是福建的政治、軍事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中心，這就使得福州人的人文性格，具有追求正統教化的特徵。


具體地講，福州人的性格比較平和舒緩，士習儒雅尚文，民風謹慎畏法，好修飾，重禮儀。宋代《淳熙三山志》記其風俗去：“(福州)得天之氣，和平而無皿，燠為 不瘴，寒不至　。得地之形，由建、劍溪湍而下，泉、莆潮漲而上，適至是而平。民生其間，故其性舒緩而能強力，善治可以久安。……其君子外魯而內文，而小民 謹事畏法。明代何喬遠的《閩書》亦云：“福州，閩中，都會也……其氣恒燠，厥土黑壤，厥田中下，畝歲獲，田則夫婦並力而合用。……其俗尚文貴節，君子 朴而守禮，然嫻文辭。



至於內地山區之縣，民風比起福州沿海各縣，尤為純樸敦古，如古田縣，“民務稼穡，鮮逐末之利。昔號力田近古，信其然矣。士君子敦本尚實，多以節概著，小人食勤嗇用，率直尚氣。嘗得紫陽夫子之遺訓，冠婚 喪祭歲時習尚猶多醇樸之風”


福寧府，“福寧僻處閩北，椎魯少事，尚節務義，秀者攻詩書，樸者勤耕牧，量習勞苦，女少嬉游，蓋有蟋蟀山樞之風焉。”




福州及其內地山區的民風習尚雖然比較追求傳統教化，但福州人所居住的區域，畢竟有許多地方面臨大海，海洋文化的薰陶，又造就了沿海地區福州人的另一 面性格，即比較接近于閩南人的冒險進取精神，如福清人，明代何喬遠稱“福清背山面海，多鹵，頗有海舶之利。其人剛勁尚氣，四方雜處，學不遂則棄之習文法吏 事，不則行賈于四方矣，以其財饒他邑。長樂、連江一帶也是如此，“濱海有魚鹽之利，山出果實，販四方。……有古之遺風，今變而澆漓，其健訟幾與福清埒。”


當明代中葉福建沿海商民衝破政府的阻撓，下海從事私人海上貿易活動時，福州各屬的下海通番，雖不似閩南人之甚，但也實繁有徒，福州各海口如琅 琦、嘉登裏等，居民往往輟耒不耕，遠商海外，“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從琅琦開洋。近在門戶之口，遽成異國”，“嘉登裏……前通倭，今又通夷，恃水洋化更 船之便，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碗絨襪，青襖皮兜，叉手坐食，恥問耕釣。”



這種冒險遠涉重洋的傳統至近現代猶然，當明清以來閩南人紛紛移居海外之時，福州人的華僑人數雖然不能與泉州、漳州等沿海一帶相比，但其足跡亦已遍佈世界各地，艱苦創業，饒有成就，特別是福清人，其冒險進取精神與財富積累，均 堪與其他地方的華僑華人相與媲美。


正因為福州人追求正統教化與海洋冒險傳統的融化，其反映在人文精神上，福州人的知識份子，比起福建的其他民系，更具有憂 國憂民和居安思危而求變的作風。從文化教育的角度上看，出於中原漢民最早入遷福州平原，中原比較正統的文化教育傳統，自然也較早在福州平原得以傳播。在唐代，單閩縣一縣，中進士者就有20人，幾占福建全省進士人數的1/3，福州方言區在唐代中進士第者近40人，占全省進士的半數以上。




宋代以後，雖然由於興化人與閩南人在科舉方面的崛起，福州人在這方面不能保持絕對的優勢，但這一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卻被代代延續下來，地方誌的記載稱：“福郡……閩越一 都會也。自唐相常袞以文誨後進，宋諸儒倡濂洛之學，號海濱鄒魯。明興人文益盛，故其俗尚文詞貴節操。“自唐薛令之、林嵩耀高科為一邑倡，厥後文人才 士彬彬輩出。……自晉宋文雅以來，教化丕變，家庠序而人詩書。”因此自唐宋以至近現代，福州人在人才的培養方面，始終可以與興化人、閩南人相伯仲 。


尤其是到了明清兩代，福州人進入中央政要的人數有所增加，如在明代，福州閩縣林氏家族，有“三代五尚書”之稱。明代周亮工《閩小記》詳記其事雲：“閩縣林 太守元美，永樂辛醜(1421年)進士，子泉山公瀚，諡文安，以大司馬改南塚宰。文安公九子：庭昂，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楷，指揮；庭分，慶遠守；庭 步，湖州司理。庭昂子炫，通參，庭機子，大宗伯；烴，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尚書，而他蔭敘及舉孝廉友，又不下數十人，可謂盛矣”而萬曆、天 啟年間福清的葉向高，更是進內閣任首輔，柄國家之政要，並與宦官集團不相能，被時人稱為東林黨魁。



福建遠離中國的政治中心，福建士子進入中央政要已屬不易。唐代福建的文化教育剛剛起步，中進士者尚少，宋代福建籍士子在朝廷執政要者首推興化人，而宋代以後，則應讓于福州人。特別是到了清代中後期，福州士子 固有的憂國憂民意識在世道變遷之中表現得更加強烈，而面對海洋的開拓進取精神，使這裏的士子們融合中國傳統文化與海洋文化，站得高，看得遠。當古老的中國 面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時，福州士子有著比其他地方士子更為迫切的時代改革使命感。於是在這一時期，從福州走出的一系列著名人物，如林則徐、嚴復、林旭、林覺民、沈葆楨，以及一大批近代海軍創始人，他們既敢於捨身取義，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又勇於面對挑戰，開眼看世界，為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改革、維新乃 至革命，披荊斬棘，奮鬥不息。


清代中晚期以來福州籍的這一大批精英人物，其對於社會與民族的貢獻，即使從全國範圍來衡量，也都是出類拔萃的。當然，福建地處東海之濱，面對近代以來傳統中國的劇變，福建的其他民系，也都有一批熱血沸騰、獻身國家的優秀人物，但從其歷史影響的程度而言，則福州人的這一大批精英，不能不是其中最為突出者。而這一大批精英的出現，也正反映了福州人追求正統教化的人文性格與開拓進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的相互融合。






圖片：　早期福州婦女的服飾（三刀頭飾）　－－－　閩越族？　畬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