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在過去的六年中，每年有超過兩千名的印尼女子離開鄉里，前往她們想望的寶島臺灣。為減緩印尼新娘進口，駐印尼臺北經貿代表處壓低了審核速度，如此，等候簽證面談的印尼女子就更加焦慮了。當地的中介者也逐漸不耐煩了，被牽往香港的「紅線」於是便多了起來，焦急的台灣男子也逐漸轉往越南、高棉等地尋找結婚對象。

臺灣與印尼之間的國際婚姻必須被理解為全球女性身體貿易中的一個環節，而非一個單一的獨特現象。在美國，來自亞洲、東歐及俄羅斯的進口新娘被羅列在廣告目錄上，等候郵購；而在日本、澳大利亞及前西德，菲律賓新娘的進口引發了各方爭論。在婚姻市場上，女性身體之被視為性商品而橫遭剝削由來已久。出口自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邊陲國家的新娘，她們的命運更是如此。

文獻回顧

女性身體的全球性貿易進行已有數十年之久，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及歐洲的士兵從第三世界國家帶走了為數不少的女性。然而，如此重大而廣泛的議題，相關的研究卻是少見。大部份探討國際婚姻的研究並不討論商品婚姻與非商品婚姻的異同。它們或是全然忽略諸如郵購新娘之類的新娘貿易議題，要不然便是與其他型態的國際婚姻混淆。

郵購新娘與台灣外籍新娘現象最為相關，其研究主要集中於結構性趨力，各家研究的共識是：已開發國家和低度開發國家間的不平等是郵購新娘現象的主因。例如，在”Wome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hilippines”中，Aguilar論述了妓女與郵購新娘之間的平行對應關係，兩者均是美國殖民主義下的產物。一方面，菲律賓的對美經濟依賴導致了失業與通貨膨脹，普遍存在的飢餓逼使眾多的菲律賓女性淪為娼妓或郵購新娘。另一方面，在美國文化的殖民下，遠渡重洋嫁給高個子、白皮膚的白種男人，竟也成為浪漫的綺麗夢想。結構性論述誠然提供我們較寬廣的視野，然而，那些男女的心聲全然被忽略了。此類結構主義分析潛在的假設是，人是社會力量操縱下的木偶，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由結構性因素所決定。

此外，雖然大多數研究對郵購新娘採取同情態度，詳盡描述她們的悲慘命運，但它們往往將這些婦女建構成”特異的他者”（exotic others）。例如，在”Mail-Order Brides: Women for Sale"一書中，作者強烈批判西方人對亞洲婦女的刻板印象（屈從，討男人歡喜的尤物），但他們卻陷入西方的刻板印象而不自知。作者認為亞洲婦女以傳統為依歸，她們既不願意放棄不幸的婚姻，也不願質疑失責的丈夫是否值得她們的尊敬和愛。作者同時強調亞洲文化使得婦女服從權威並尋求婚姻關係的和諧。這樣的論述背後隱含著亞洲婦女是亞洲文化的受害者，她們唯有放棄傳統文化並接受西方個人主義才能獲得解放。作者更以表列方式，展現”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對立價值體系。藉由將”亞洲”和”西方”文化兩相對照，並強調亞洲婦女如何在亞洲文化下受到壓迫，亞洲文化被建構成”次等的他者”（inferior other），因而需要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救贖。

”性別”是這些研究的主要焦點。但研究者往往將國際婚姻的當事人建構成邊緣的社會異類：他們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下的殘餘。異國婚姻的男性更被理解為父權的極致表現。性別歧視當然是重要的議題。然而，學者往往將焦點放置在這些娶外國新娘者是如何為父權的代理人，而忽略了這些男性往往是他們所處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一群。這些學者因此強化了社會中的階級歧視：只有那些沒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和藍領工人才是如此父權，不知”現代”婚姻為何物。

「印尼新娘」的形成背景

「印尼新娘」現象的發生，正值台灣和印尼兩國間的經貿往來日漸熱絡。大多數的印尼新娘為來自印尼貧苦農、漁和礦村的客裔華人，而台灣新郎則是來自台灣鄉村的客家人。以下將分別討論上述這些現象所反映的國際婚姻背後的結構脈絡。

一、國際階級分化與國際聯姻

一如台灣駐印尼經貿代表處官員所說，「在政府宣布南向政策之前，台灣人就已南向來娶老婆了。」李登輝於1994年公開鼓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在此之前，台資就已流向鄰近所謂的〞較落後〞國家。台灣資金外流始於1984，但直至1987年，隨政府解除各種外匯限制，資金外流才更顯著。自1990年開始，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的東協四國已趕上美國，成為台灣投資者的新寵。

隨著資本全球化，台灣逐漸被納入世界體系的一環，不僅是主要世界的出口貿易大國，同時也開始扮演世界資本輸出國的角色。台灣經濟發展自1980中期開始遇到瓶頸。過去經濟發展所依恃的勞力密集，及高消耗、高污染的工業隨工資上漲及環保意識提高，而成為〞夕陽工業〞。而東南亞地區的低廉勞工與對外資的需求正提供台灣各逐漸被淘汰工業的〞第二春〞。

東協四國更解除各種投資限制以鼓勵外資。以印尼為例，一九九四年，印尼政府所核可的外資累積總額中，臺灣由第三位攀升至第二位，僅次於日本。為籌措第六個經濟發展計劃所需之龐大資金，印尼政府對於資本的調控作了一些解除措施，以吸引更多的外資。在國際分工體系之中，臺灣與印尼之間形成一種階層化的經濟關係：臺灣居於〞半核心〞（semi-core）的地位，而印尼則處於〞邊陲〞（periphery）的位置。

1986至1991年間，台灣在東協四國的投資主要以泰國和馬來西亞為主，菲律賓也吸引了相當的投資。但在1991年後，由於菲律賓的政治和社會不穩定，台商投資大幅滑落。台商於印尼投資始於1988年，尤其在1990年底中印雙方簽署投資保證協定（Investment Guarantee Agreement），台商投資由1989年的6.18億美元迅速提高到1990年的10.57億美元。

台灣男子娶東南亞新娘的趨向與上述台資外流東協各國的趨向同步。根據婚姻仲介和各報紙消息，泰國和菲律賓新娘在1980中期最為普遍。台灣駐印尼代表處資料顯示，自1991年開始，印尼新娘開始顯著增加。相對地，來自馬來西亞的新娘數目不高，這與馬國經濟較好有關。如一印尼華人所言，「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國 家生活最富裕的國家，甚至有些印尼婦女嫁到馬來西亞。」最近隨著越南和高棉開放，越南和高棉新娘數目已逐漸趕上印尼新娘。這種台灣外資流動和台灣男子赴東南亞娶妻的同步現象，可以一婚姻仲介公司的發展史作為例證。這家仲介公司原是一台灣中小企業赴高棉投資，再由與當地華裔所建立的人際網絡開始發展婚姻仲介。許多仲介公司則是以旅遊業開始，繼而從事婚姻仲介。

除了國際經濟的脈絡，台灣和印尼內部的結構也構成了印尼新娘現象的形成背景。以下將分別就台灣和印尼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族群關係作討論。

二、台灣：社會經濟發展

台灣土改成功後的經濟發展一直是犧牲農業以造就工業，許多學者已做過深入研究，在此不再贅述。1980年代以後，台灣政府逐步開放國內農產品市產以作為加入GATT和WTO的交換條件，更是對已凋零的台灣農業部門雪上加霜。這種農業和工業部門高度不平等的發展策略正是Michael Lipton所指出的”都市&工業偏見”（urban-industrial bias）。

都市&工業偏見發展政策的結果是一般農民愈來愈依靠非農業收入，而大多數農家子弟也由於農村生活不易，而往都市發展。即使年輕人願意留鄉，他們的父母也會極力將他們推出，因為他們看不到農村的希望。阿金，一位返鄉青年，道出了離鄉離土的撕裂痛楚：「退伍後，我在高雄一家花圃工作。父母是花農，我心理最大的願望就是回家種花，用自己的勞力在自己的土地上過實在的日子。你知道，像我們這種出生鄉下的人，在都市討生活是很痛苦的。」阿金皺了皺眉頭，吐口煙，繼續說：「可是我父母說什麼就是不准我做任何和泥土有關的事，每天打好幾通電話要我換工作，真的快被他們逼瘋了。」阿金自我嘲諷地笑著：「我也很會應付。我聽 他們的話，辭去了花圃的工作，轉行替花店送花，反正我就是千方百計地想做些和花有關的事情。哈！」對於父母的苦衷，阿金十分明瞭：「你別以為做農的人就怎麼樣，他們自尊心很強的。他們怕被人看不起，怕人家說自己的兒女沒出息，在都市混不下去才回家。我知道他們其實心裡很希望我回來，畢竟他們年紀大了，需要幫手，也要有個伴。」

在工業化、都市化和國際資本自由化的發展脈絡下，留鄉青年的弱勢不僅表現在經濟上，更表現在身份象徵上。他們身上帶著「沒有前途的人」的污名，因為鄉民們普遍認為他們在都市混不出名堂才回到鄉下。沒有女性願意嫁給他們；他們在心理上承受著苦楚。甚至留在農村的未婚女性也不願〞下〞嫁；農民的生活清苦她們自然是清楚的。挺拔健碩的阿金，和一般人印象中娶不到老婆的形象大相徑庭。對於自己娶印尼新娘的決定，阿金作了說明：「以前在外面時，交了不少女朋友。只是那時還年輕，沒認真想過結婚的事。回到鄉下後，要交女朋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有誰會甘心捨棄繁華的都會生活，跟我留在這兒過苦日子?!」阿金的苦楚決非庸人自擾。他的鄰居們最近傳說在台中上班的阿杰，家人也打算鼓勵他去印尼相親了。阿杰曾經交了好幾個女朋友，可是每回要帶她們回老家給父母看時，女方聽說阿杰家是種田的，又是客家人，都打了退堂鼓。阿杰最近又有了新女朋友，聽說正打算利用假期帶她回家。阿杰的父母早有再度被拒絕的準備，已和媒人說好，這次要是再不成，乾脆帶阿杰去印尼。阿杰的母親心疼兒子在婚姻上的坎坷路，悲憤地說：「鄉下人有什麼不好？我們鄉下子弟最老實。她們為什麼要這麼遭蹋人？！ 我們有骨氣，不要看人臉色。娶不到，我們可以去印尼！」印尼新娘為飽受挫敗的農村失婚青年，帶來了新希望。

三、台灣：族群關係

台灣農村的各個角落都可探尋到印尼新娘的身影，而她們也不侷限於特定的族群。但一般而言，台灣新郎和印尼新娘多數是客家裔。與其說這是客家人的特殊習性，不如說這反映了兩地客家人的社會處境。以台灣而言，由於清朝移民政策數度明令禁止廣東籍移民台灣，使得客家人在漢人移民人口上居於絕對的劣勢。早期來台的客家人大多是以單身偷渡方式，成為閩南人的佃戶。早期移民對客家和閩南間關係的影響有兩個特色：(一)客家人口明顯少於閩南。根據日本於1901年所做的調查，台灣人口有80%以上是閩南，只有13.37%是客家。(二)由於客家人比閩南人較晚移民，閩南人一般佔據適於商業和農業發展的平原地區，而客家人只有向丘陵地區發展，同時需面對平原地區的閩南人和被漢人趕往山區的原住民。孤立的生存環境形成了客家特殊的族群性格。

台灣在經歷了國民黨白色統治後，在1980年代反對勢力開始壯大，尤其在解嚴後，本土化運動興起，漸成為新的政治論述主流。這股新的台灣國族主義主張閩南語為〞台灣話〞，為所有認同台灣者所必須認同的語言，造成新的族群緊張關係。客家人作為台灣的弱勢族群，充份地感受到族群消失的危機。

自1980年代，客家人被標籤為〞隱形人〞，說明了當代台灣客家人的認同危機。國民黨過去的國語政策和現今的〞台灣人〞意識都造成了客家人的母語消失的危機。客家認同的隱形化有下列特色。(一)如前所述，客家人在台灣始終是漢人中的少數。根據最新的估計，台灣人口中有73.3%是閩南，13%為外省，12%為客家，而原住民只有1.7%。此外，客家人聚落多呈點狀分佈。除了在屏東六堆地區和苗栗山區形成較大的聚落，較能保存方言的原貌外，其他地區客家鄉鎮都逐漸形成方言島，為閩南勢力所吞蝕。(二)如Hobsbawm所言，族群是透過建立和歷史的連續而建構出來的。客家人便經由代代相傳的客家先民移民史建構出不同於閩南的客家認同。客家子弟常被提醒祖先自原鄉向外開拓的艱辛，勤儉、苦作和實際等特質，便在建構族群歷史的同時，也被建構成客家人的特色。在客家人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強調務實的的族群特質便鼓勵了客家人隱藏族群認同，以避免遭受偏見和歧視。(三)台灣自1945年以後的發展一般而言是外省人佔政治優勢，而閩南人擁有有利的經濟力。相對的，客家人在政經上都處於劣勢。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中，許多客家人離開破敗的農業部門，成為公務員或閩南人所有的公司、工廠。不論是在公部門或私人企業，客家人都是弱勢族群，他們的語言和生活方式都必須屈服於主流之下。都市化的另一結果是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而族群間通婚往往是弱勢族群同化於主流文化的重要機制。

綜而言之，客家在台灣的政經發展過中，受到經濟和社會的雙重邊緣化。如前所述，工業化和都市化使得農村男子被貼上〞沒出息〞的標籤，而農村的客家人除了務農的劣勢外，他們還遭受了族群的歧視。「千萬別嫁給客家人」成了許許多多母親對女兒的真切提醒。多重的社會邊緣位置因此構成了農村客家男性在婚姻上的挫敗條件，許多人因此走向東南亞國家。

四、印尼：社會經濟發展

印尼共計有17,508個大小島嶼，擁有全世界第四大的人口。印尼的發展主要集中在爪哇島，爪哇只佔全國面積的6.5%，人口卻高達全國的60%。印尼為荷蘭佔有340年的殖民地，二次大戰期間為日本所佔據。印尼於戰後獨立，1965年民選的共產黨政府遭到軍方叛變，之後印尼便籠罩於白色恐怖之中。許多中國人在此政變中被害，因為他們被認為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自此印尼華裔與政治疏離，而全心朝經濟活動發展。

印尼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如石油、金礦、和肥沃的土質。然而，長期受到殖民，這些資源造成了印尼的低度發展，而非帶給人民財富。印尼目前外債已高於七十億美元，主要經濟活動為原料出口，因此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高度影響。例如，印尼曾高度依賴石油外銷，在1980年代初期，石油產品出口佔了總出口的82%。1985年國際油價下滑，嚴重地影響印尼經濟。印尼政府遂開始獎勵外銷導向工業，鼓勵非石油產品的出口。

自1983年開始，印尼政府提供許多誘因以吸引外資，而於1988年開始大量外資流入。1988年為44億美金，1991年則增為87億美金，其中日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為主要投資國。印尼政府於1969年開始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到了1990年已實施了第五個五年計劃，”經濟起飛”指日可待。

五、印尼：族群關係

荷蘭殖民者將印尼人民分為三階層：歐洲人、亞洲移民(主要為華裔)、原住民。這種典型的〞分化而征服〞（divide and conquer）的殖民統治政策種下了印尼原住民和亞裔（尤其是華裔）間長久的矛盾種子。荷蘭殖民政府給予華裔在經濟活動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印尼獨立後，政治權力移轉至印尼原住民身上，而華裔仍掌握了經濟優勢。除了國營事業外，印尼大多數的工業和商業是在華裔控制之下。據估計華人掌握了印尼所有經濟活動的70%以上。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僅有少數華人掌控了印尼的經濟，其中又以閩南裔為主。近年，來自台灣的資本家對印尼工人的剝削讓過去華裔與原住民間的緊張關係更為激化，台商工廠遭罷工的比例為所有外資的第二位，僅次於南韓。「排華」風潮時有所聞，富有的華人早已做好移民第一世界國家的萬全準備，而貧苦華人只有另尋出路，「國際婚姻」為其中之一。

與台灣類似，印尼華裔主要是閩南和客家人，而客家人同樣也是華裔中的少數。作為弱勢中的弱勢，印尼的客家人有著許多弱勢族群所共有的不安全感。客家在東南亞的移民比閩南人晚，但他們在礦區落腳的模式卻樹立了華人移民東南亞地區的典型之一。早期東南亞的客家移民是以開礦為主，所開採的礦物主要是金和錫。客家人於1776年開始在婆羅洲的坤甸從事錫礦開採，之後陸續發展到邦加、勿里洞等地。相對於客家人以採礦為主的移民，閩南人在東南亞的移民形態以都市港口和郊區農業為主。客家人也落腳在鄉村地區種植稻米和蔬菜。他們很少耕種現金作物，主因是客家人沒有掌握貿易港口，這些港口大多為閩南人所控制。務農的客家人主要將稻米和蔬果賣給礦區的華人。

客家人以礦為生，但在金礦挖採殆盡，和國際錫礦價格下滑的情況下，生計受到嚴重沖擊。以西加里丹曼(過去的婆羅洲)為例，三百三十萬人口中有55.9%生活於貧窮線之下。山口洋有近七成人口為華裔，其中九成是以打漁和農作為主的客家人，而閩南人則多從商，掌握了經濟（Napitupulu and Kaliailatu 1995）。再者，如同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印尼的工業化劇烈地衝繫著農業，大規模的農民離鄉離土地湧進工廠或城市中的貧民區。印尼新娘大多來自客家人早期採礦和務農的坤甸、山口洋、邦加和勿里洞等地，經濟窮困迫使她們來到雅加達尋找工作機會，棲身於窮街陋巷。台灣與印尼間日益頻繁的經貿往來，也帶來了各種「台印聯姻」的相親場合，成為她們脫離貧窮的契機。

值得一提的是，郵購新娘的貿易牽涉不同的種族，然臺印聯姻卻可稱得上是同族通婚，原因在於臺灣男子只中意華裔的印尼女子。華裔以外的印尼人受到了歧視；臺灣男子及印尼華裔女子均不願與印尼當地人通婚。如同大多數台灣人，他們有著「大漢人意識」視印尼當地人為〞番人〞，除非走投無路，不然他們不可能與其通婚。

「印尼新娘」的心聲

「印尼新娘」們對自己的婚姻有著相當理性的對待，絕非如許我們所想像的是無助的受害者，或貪生螻蟻。她們離鄉背景來到陌生的台灣，主要原因是有兩個令她們覺得不堪的生活情境：印尼華裔男子的不負責任，及印尼生活的貧困。

印尼華裔女性在華人沙文主義文化的脈絡下，鮮少與原住民通婚，而當地華裔男子卻也常令她們心寒。心蘭帶著鄙夷的語氣，訴說她對印尼華裔男子的絕望：「他們跟番仔（指印尼原住民）一樣，喜歡有很多女人。只要老婆一懷孕，他就跟別的女人跑了。在嫁給我老公(台灣新郎)之前我找很多人幫我介紹嫁到國外去，我寧願嫁得遠遠的，也不要嫁給印尼(華)人。」

許多「印尼新娘」因自己慘痛的經驗，決意遠離印尼華裔男子的追求。阿麗的父親正是心蘭所描述的男人典型，在阿麗還年幼，弄不清成人世界的殘酷時，父親便拋下妻兒，尋找他的第二春。阿麗的獨立自主，為公公婆婆和鄰居們所津津樂道。她的成熟與深思熟慮，正是父親的殘酷離去所留下的刻記。「做印尼女人好可憐，看我媽媽就知道。一個人帶著我和弟弟討生活，做有錢人家的佣人。一生沒享過福，才四十出頭就得癌症死了。假如你嫁給窮苦人家，生活很苦；嫁給有錢人，老公又會養別的女人。做大老婆或做小老婆都可憐。」提到台灣的老公，阿麗滿足地說：「我知道我先生不是什麼有錢人，他的身體也有些殘缺，可是他很老實。要不是有人介紹我嫁到台灣，我打算一輩子不嫁。台灣人一夫一妻，比較有保障。」

秀珍的姣好形貌和傲人的學歷（碩士）常常引來好奇的眼光。「你條件這麼好，怎麼會流落到當外籍新娘呢？」面對這樣對外籍新娘充滿刻板印象的問題，秀珍感到啼笑皆非。「緣份啦！」成了她面對質疑的標準答案。秀珍的娘家幸福美滿，姊妹們各個擁有碩士學歷與理想的工作。雖然未親身體驗像阿麗般的痛楚，秀珍對印尼男子早已完全喪失信心：「我有很多朋友，她們受過很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工作，就是不願意結婚。我們聽到太多被先生遺棄的故事。」父母對秀珍和妹妹的獨身主義感到不安。身為長女的秀珍，格外能體諒父母的心事。當朋友介紹來自台灣的阿志時，秀珍內心充滿了掙扎。一方面她熟悉社會將「印尼新娘」視為賣身的歧視態度，另一方面她也不忍見到父母對她們婚事的長年憂慮。經過數夜的輾轉反側，她終於決定嫁給來自台灣農村的阿志。父母對秀珍的突然決定感到訝異，無論如何，他們萬萬沒料到女兒的歸宿竟是遙遠的台灣。秀珍安慰父母：「阿志是個老實人，他會好好對我。我想給妹妹看到，婚姻不一定就那麼可怕，以後你們也不必再為我們擔心。」

印尼生活的困苦是「印尼新娘」們急欲逃離的另一原因。阿芳來自邦加島的貧困家庭，小小的茅屋是一家八口棲身之地。「印尼人很窮。我想嫁給台灣人可以幫幫家裡，至少可以蓋個水泥房子。」回憶起邦加島上的日子，阿芳心有餘悸地說：「我們晚上沒有燈。有時候吃了這一頓還不知到下一頓在哪裡呢！」

走訪印尼雅加達和各個小島，眼裡所見的一幕幕景象清楚而明白地告訴我，一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都不過是知識份子的廢話，對於生活在此地的人民來說，貧窮是真實的，而不是學者滔滔不絕陳述的概念。雖然能感受與理解為何「印尼新娘」以婚姻作為告別貧窮的方式，但受到女性主義薰陶的我，仍禁不住要問，女性為何必須以自己的身體尋求出路呢？一位「印尼新娘」母親給了我另一個女性主義的思考可能：「女人不管嫁到哪裡，都是一樣要嫁出去。到哪裡都一樣，不是自己的家。我只希望我女兒能嫁給一個好男人，將來她的小孩不會像她一樣可憐，沒錢去唸書。只要她能嫁到國外，不管到哪一國，生活都會比印尼好。」老母親的話提醒了我，「外籍新娘」和所有父系社會下的女人都一樣，必須面對婚姻制度迫使她們脫離母體，投入另一個家庭的苦楚。美芬忍住在眼眶裡打轉的淚珠，顫抖地回憶離開故鄉的心情：「家人到港口來送我，汽笛嗚嗚的聲音，還有海鷗的叫聲，把我的心都揪在一塊了。到了機場，我看到其他和我一樣要去台灣的小姐，臨行前父母對她們百般叮嚀。當時我有一股衝動要回家。想著遙遠而陌生的台灣，語言又不通，我更徬徨了。」所有女性在面對婚姻所遭遇的問題，正是「外籍新娘」所必須面對的。然而，相較於台灣女性，「外籍新娘」更面臨了離鄉背景的孤立，和階級與族群等多重的剝削。除了前面所論及的國際階級形成，及印尼、台灣兩國內的階級與族群不平等外，遠渡重洋的「外籍新娘」更遭受著台灣人對她們露骨的歧視。

「印尼新娘」在台的處境

有關「外籍新娘」的分析與報導，常常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媒體報導內容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台灣人對這群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婦女的態度：來自異國的社會問題製造者。一主要媒體有了如下的描述：「這些台灣郎仍不顧一切的”南向”，帶回這些教育程度低落、乏味，甚至醜陋的東南亞女人。她們將來究竟會帶給台灣社會什麼社會問題呢？」

透過媒體的型塑，東南亞婦女與妓女幾乎被劃上了等號。一篇報紙的深入報導，除了慫動的標題外，作者以一幾乎涵蓋了四分之一版面的巨幅照片，迅速地吸引了讀者的目光。照片中是一女子，以手撐著長髮掩蓋的臉。這幅顯眼的圖片有了如此的註腳：「”假結婚，真賣淫”，泰國新娘在台被捕。」文章中穿插了另一幅較小的照片，圖說是：「菲律賓賣春女被遣回馬尼拉」。巧妙的圖片及圖說的安排，流暢地給予讀者「外籍新娘」即賣春女的聯想。然而，在文章分析中，我們卻找不到任何可將「外籍新娘」與「賣春女」劃上等號的證明與論述。唯一相關的是，作者一筆帶過的「想當然爾」的推測：外籍新娘會引發如賣春、逃婚…等等的社會問題。媒體技巧地編造了一個個駭人聽聞的故事。這些故事不等於事實，它們是社會大眾心理的反射。因為所有成功的媒體，都清楚地知道什麼樣的故事才能在五光十色的世界裡，吸引讀者、觀眾的注意。「客觀」、「詳實報導」等神聖不可侵犯的專業地位，更弔詭地鬆懈了大眾的警覺，輕易地相信他們由媒體所得的訊息，即是事實的本身。

「外籍新娘」與「台灣新郎」所建立的家庭，被視為兩個”沒水準”的人的結合，他們的後代，更被形容為「降低台灣人口素質」的因子。記者們紛紛提出先知般的呼籲：「他們勢必影響我們的人口素質。男女雙方都是教育程度低落、甚至是精神和身體有殘缺的劣質人口，將來他們所生的孩子將無法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對未來的人口品質的負面影響不可言喻。」這種菁英主義的論述讓我困惑。我們不是時時歌誦著先民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嗎？記憶中，這些我們引為榜樣的先民，絕非出生富豪、飽讀詩書卻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不是嗎？同樣是來自社會的底層，為何先民們成為我們的英雄，而「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卻成了我們所鄙視的”劣質人口”呢？！

”逃婚”及其所可能引起的家庭及社會問題，是媒體所熱衷的另一報導角度。記者們往往列舉各種統計數字，以顯示”逃婚率”之可觀：從50%至90%，各家統計不盡相同。有趣的是，目前台灣尚未建立任何計算”外籍新娘逃婚率”所需的各種具體統計數字。媒體所引用的數字，所反應的並非確實存在的事實，而是媒體工作者、官員和民眾，對「外籍新娘」充滿歧視的想像。那就是，她們是一群來自落後國家，唯利是圖的邪惡女子。她們以美色來台灣「釣凱子」，等到錢、或台灣身份得到手，便立即逃之夭夭。台灣的離婚率已高居亞洲之冠。然而在各種討論中，我們似乎罕見將台灣女性視為以離姻為騙錢手段的論述。同為女性，來自東南亞的 婦女在婚姻路上卻承受了更多的歧視。

結論

「外籍新娘」在各媒體等通俗論述裡被建構成社會問題。新娘和新郎們被鄙為一群沒有知識的社會問題製造者，他們的婚姻更被唾為「買賣婚姻」。誠然，他們的婚姻看似一種貿易行為，他們或許也確實不具有高等學歷。但是當我們再深入去探討這「買賣婚姻」背後的形成結構脈絡，便會發現他們並非社會問題的始作甬者。事實上，他們是各種階級與族群關係不平等下，一群被不斷邊緣化的受害者。「國際婚姻」為兩國的男女提供了出路。對印尼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籍新娘」而言，嫁給較富裕的臺灣男子，對自己及家庭都不失為一條希望之路。異國聯姻保證了她們的工作機會，也給她們的家庭帶來金錢上的支助。另一方面，前往印尼和其他地 區娶妻的臺灣男子大多數出身農民家庭。臺灣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衰退使得他們在經濟與社會位置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外籍新娘」解決了他們的婚姻需求。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在同樣的階級與族群結構下，我們鮮少聽聞台灣婦女嫁給東南亞男性。相對地，我們所見到的是，台灣女子嫁給西方男子，「洋女婿」權益問題便曾引起社會大眾的關切。”性別”在這些現象裡昭然若揭：在婚姻關係裡，女性往往必須比男性擁有較低的社會位置。所以，台灣婦女”上嫁”給第一世界的男性，而鮮少”下嫁”給第三世界的男性。然而，同為女性，同樣地以婚姻作為階級攀升的途逕，我們卻顯少將嫁給第一世界國家男性的台灣女子與賣春女劃上等號，他們的異國婚姻往往還被添加了許多浪漫的異國情調。相對於各個婦女團體及媒體充滿正義感地為「洋女婿」爭取權益，「外籍新娘」所遭受來自各方的鄙視格外顯得難堪。「外籍新娘」現象絕對反映了性別的不平等，但它更彰顯了”唯性別”思考模式的瓶頸。「外籍新娘」給女性主義者的啟示是，當我們慷慨激昂地討論性別問題時，更應關注不同階級和族群的婦女有不同的生命歷程與集體記憶，唯有充份討論不同的經驗，「姐妹情誼」才有建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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