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前期的100多年間，潮州地方社會經歷了一個急劇動盪、由"亂"入"治"的歷史過程，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地方權利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圍繞著"海盜"問題所開展的種種活動，對後來的潮州社會和人們關於"潮州文化"的理解，有著意義深遠的影響。
　　

一般說來，明代後期東南沿海所謂"倭寇"和"海盜"問題的產生，直接與明王朝厲行"海禁"的政策有關。明朝立國之初，一反宋元時期政府容許、鼓勵海上貿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貢貿易外，規定"寸板不許下海，寸貨不許入番"，以嚴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貿易活動。然而，東南沿海的粵、閩、浙諸聲百姓至遲從漢唐以來就一直進行著海上貿易，從中獲利頗豐。這種地方文化傳統與明王朝法令之間的矛盾，蘊含了由此而引發地方動亂的可能。
　　


實際上，有明一代，東南沿海民間非法的海上貿易活動始終未曾停止。就潮州而言，正統年間已有濱海之民"私下海通爪哇"（《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三）的記載；成化二十年（1484）又報告說，"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廣東潮州府界"（《明憲宗實錄》卷二五九）。至於到海外以後，利用朝貢機會，"冒濫名色，假為通事"（茅元儀《武備志》卷二一六），再回來"專貿中國之貨，以擅外番自利"（《明史》卷三二三）者，也是舉不勝舉。當時的廣東地方官員和市舶太監出於穩定地方社會、增加軍需供應和貪圖賄賂等各種考慮，對這種狀況實際上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到正德年間還好似"聽其私舶往來交易"（《明武宗實錄》卷一九四）。
　　


嘉靖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之初，重申了明初有關海禁的規定，嘉靖二年至嘉靖八年（1523-1529）一度停止廣州市舶；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二十八年間（1547-1549），提督浙閩海防軍務的朱紈進剿寧波附近"下海通番"者聚集的雙嶼港，上蔬揭發浙閩勢家通倭謀利，又追擊海上私商和葡萄牙人於福建詔安之走馬溪，大獲全勝。這一系列時間，正好發生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商品貨幣關係空前發展，商人和地方勢家力量增強，社會組織和社會權利結構正在"轉型"的關鍵時期，從而引發了長達百年的東南"海盜"之患。正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建巡撫譚綸所奏："今豈惟外夷，即本處魚蝦之利，與廣東販米之商，漳州白糖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和何所於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為盜也？"（《譚襄敏公奏議》卷二）嘉靖後期開始，能夠自由來往於海上，並操有實際海上利益的，絕大多數是違法犯禁的武裝吉他--海盜，其中又以漳潮海盜牽連最廣，影響最深。
　　

在雙嶼港被明朝軍隊剿毀以後，位於閩粵交界海面的南澳島，逐漸成為新的非法武裝貿易據點。南澳島"舊番舶為患，洪武間奏徙，遂虛其地，糧因空懸"（嘉靖《潮州府志》卷一）。這個"幅員三百餘裡"，距大陸僅10餘海裡的島嶼，從明初開始就沒有任何官方機構管理，也沒有編入裡甲、交納賦稅的"編戶齊民"，從而成為海上走私貿易的理想場所。據《東裡志》卷一載："（南澳島）惟深澳內寬外險，有臘嶼、青嶼環抱於外，僅一門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蔻之舟，多泊於此，以肆搶掠。‧‧‧‧‧‧長沙尾，西跨南洋，近於萊蕪澳，為船艘往來門戶，海蔻亦常泊焉。"日本商人亦來此貿易，"定期於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鋪板而陳所置貨物，甚為清雅。刀槍之類，悉在舟中"（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三）。
　　

以南澳為根據地或在這裡有較多活動的，包括了嘉靖年間漳潮地區所有的重要海盜集團，其主要人物有許棟、許朝光、、曾一本、謝策、洪迪珍、林國顯、徐碧溪、林道乾、楊老、魏朝義等。作為有時擁有數萬之眾的海上武裝集團，他們活動的範圍已經源源不限於海上走私貿易，而具有明顯的政治和軍事性質。例如，許超光除在南澳修宮室、建敵樓、築城寨外，也"分遣其黨，據牛田、鮀浦諸海口，商賈往來，給票抽份，分曰買水。朝光居大舶中，擊斷自姿，或嚴兵設衛，出入城市，忘其為盜也"（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八）。又如，林道乾先在南澳活動，後被明朝招撫，仍繼續招兵買馬。他設營寨於廣澳，泊戰船百餘艘於靖海港，其黨眾則分別安置於澄海縣各處地方，魏朝義據鮀浦，諸良寶據南洋寨，莫應敷據東湖寨，遙相呼應，一度成為地方官府的心腹大患。這些海上武裝集團的活動範圍遍及閩粵兩聲沿海，也到達日本、呂宋、交趾、蘇門答臘、柬埔寨、暹羅等地。林道乾、林等先後在加里曼丹、呂宋等地建立過殖民據點。也有記載說張鏈和吳平兵敗以後到了三佛齊和安南。
　　


在當時急劇動盪的社會環境下，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禮法制度受大了嚴重的挑戰，"民"與"盜"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正如王世貞在其《嶺南弭盜案》中素講的："其始也，海蔻焉而已，山蔻焉而已，今而郊之民蔻也，郭之民蔻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蔻也。"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545-1547）任潮州知府的郭春震，在編修《潮州府志》時特別指出了當時潮州海患的原因："一曰窩藏。謂濱海勢要之家，為其淵藪，事覺則多方蔽護，以計脫免。一曰接濟。謂黠民窺其鄉道，載魚米互相貿易，以瞻彼日用。一曰通番。謂閩粵濱海諸郡人駕雙桅，挾私貨，百十為群，往來東西洋，攜諸番奇貨，一不靖，肆搶掠。"
　　


隆慶至萬歷初年，潮州沿海的治安情況稍有好轉。隆慶二年（1568），明王朝接受福建巡撫涂澤民之請，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萬歷三年（1575）起，明朝在南澳設副總兵，以水兵3000人專守此地，從而限制了海盜集團的活動，然而，隆慶二年開海禁，實行的是"引票製"，文引之數有限，又限定販洋的貨物與範圍，對海上貿易仍然是很大的妨礙。而萬歷中期以後，南澳也出現了海防廢弛的情況，戰船裁減，士兵參與走私。結果，萬歷末年亦寇亦商的海上武裝走私活動再度活躍。當時在潮州沿海活動的海盜集團首領包括袁進、李忠、楊六、周三、鐘斌、六香、李芝奇等人，其活動一直延續至明代末年。當然，與嘉靖年間相比，這一時期海盜集團的規模、社會影響和活動範圍，都顯得小一些。
　　

崇禎十三年（1640），原為海盜、後受撫于明朝的鄭芝龍就任南澳總兵，4年後升任福建都督，總兵一職由其部將陳豹接任。陳豹任此職幾達20年之久。明清鼎革之際，儘管鄭芝龍于順治三年（1646）降清，但陳豹管治下的南澳仍然奉晚明正朔，南澳成為鄭成功反清復明活動最重要的軍事據點之一。鄭成功多次從這裡出發進攻大陸各地。明末清初的數十年間，鄭氏武裝集團一直是東南海上最實力的控制者，在當時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基本上獨攬了通洋之利，南澳也成為其海上貿易的重要基地。
　　


康熙元年（1662），由於明鄭集團內部矛盾，陳豹降清。同年，清政府在潮州沿海實行大規模的"遷海"政策，南澳島和大陸沿海數10里居民全部內遷，民不聊生，哀鴻遍野。
　　

當時潮州沿海唯一駐守"界外"，繼續進行海上貿易的海海盜，是在達濠建寨固守的邱輝。乾隆《潮州府志》稱："邱輝受鄭經偽札，開府于達濠埠，置漁鹽之利。"他還一直與明鄭政權統治下的台灣進行貿易，對潮州沿海鄉鎮也時有騷擾。康熙八年（1669），潮州各地"復界"時，特別規定達濠仍為"界外"。不過，邱輝的所作所為已是百餘年來潮州沿海海盜活動的余緒。康熙十九年（1680），清軍平達濠，邱輝下海遁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統一台灣，同年開海禁。潮州沿海為時100多年的以海盜活動為中心的大規模海上走私貿易活動，終於告一段落。
　　


明清之際潮州的海盜活動的社會意義，並不僅僅局限於與海上貿易有關的內容。與海盜和反海盜的一系列活動相聯繫，這一時期潮州府的地方政區被重新劃分，聚落形態出現了某些軍事化的趨勢，以宗族組織和民間神祭祀核心的鄉村社會組織也重新整合，戶籍和賦稅制度亦有重大的變化，當地人對地方文化傳統和歷史淵源的解釋有了新的內容。這些都為有關"海盜"問題研究的深入，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 陳春聲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