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從語言的證據推論


有關南島民族的來源問題，


各行的學者


從文化的、考古的、語言的證據來加以推論，


也有由不同行的學者合作，


例如由考古學家與語言學家共同探討……


台灣土著民族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n或稱Malayopolynesian) 。這個大語族現今遍布於整個太平洋及印度洋，包括馬達加斯加、印尼、菲律賓、台灣、新畿內亞、紐西蘭、夏威夷、麥可羅尼西亞、麥拉尼西亞、玻利尼西亞等各地島嶼的語言。此外，還有馬來半島上的馬來語以及中南半島上越南與高棉的查姆(占婆)語。這個語族分布的區域最廣，語言的數目也最多，約有九百種之多。在這一大片的島嶼區內，在部分的島上(如台灣、新畿內亞、帝汶)也使用非南島族的語言(Dyen 1971:5，註一 )。


台灣土著民族既然都是南島民族，台灣土著民族的來源問題也就是南島民族的來源問題，因為整個南島語族的親屬關係已經確定，古南島民族應有同一起源地。



有關南島民族的來源問題，各行的學者曾經利用各種下同的證據來加以推測，從文化的、考古的、語言的證據加以推論。也有由不同行的學者合作，例如由考古學家與語言學家共同探討合作而成的論文。有的學者根據文化的特質來證明起源地是中國華南一帶，有的學者根據語言古生物學的證據推論出中南半島(含中國南疆)，有的學者根據詞彙統計法與語言分布之分歧情形而提出新畿內亞、麥拉尼西亞、台灣、蘇門答臘等幾個可能性。甚至有的學者提出麥可羅尼西亞，但並沒有任何理論的根據。


本文從語言學的觀點，檢討各家學說的優劣，希望對於古南島民族起源地的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藉以探索最合理的答案。有關南島民族起源地的各種學說麥可羅尼西亞是起源地C.E.Fox(1947：59)說：「古南島民族是現代玻利尼西亞人的遠古祖先……。他們來自何處我們並下知道。MaCmillan Brown可能說對了，起源地在麥可羅尼西亞。後來陸沉，或被海水淹沒。這一來把他們趕向西、向南，最後向東。」這種臆測毫無根據。誠如戴恩(Dyen 197l：6)所指出麥可羅尼西亞在中太平洋，從中心地帶向外擴散，可說是這種臆測的唯一優點。奇怪的是這一類的假說居然在五十年代還會有人提出來!




凌純聲的中國學說


早在一九五O年凌純聲先生在<東南亞古文化研究發凡>一文中就提出一個新穎而大膽的假設：


我們現在提出所謂印度尼西安文化古代分布的區域，不僅在東南亞的半島和島嶼，且在大陸方面，自半島而至中國南部，北達長江，甚至瑜江而北，速至淮河秦嶺以南。東起於海，橫過中國中部和南部，西經滇緬，而至印度的阿薩姆。凌先生從中國史書去找東南亞各民族的來源。他認定他們在古史中的名稱，所以同文中他又說：


根據古史所載，代表東南亞古文化的民族，古代在中國東南者為百越，在西南者古有百濮，後稱熒撩，越與濮在古均以百稱，言其族類之多，如在春秋時有於越，戰國有楊越，漠有甌越、閏越、南越、駱越，三國時尚有山越，雜居於九郡之山地。百越所居之地甚廣，佔中國東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諸省。



他這一說法發表之後，頗引起中、日民族學者的注意。到了一九五二年他又發表了一篇八古代閩越人與台灣土著族v，他更明白地寫道：



台灣土著並非如烏居氏所說新入的馬來系，而是在古代與原來廣義的苗族為同一民族居於中國大陸長江之南，屬於同系的越濮(或越獠)民族，今稱之印度尼西安或馬來族。越濮民族在欠陸東南沿海者，古稱百越；散處西南山地者稱百濮。台灣土著系屬百越，很早即離大陸，遷入台灣孤島，後來與外隔絕，故能保存其固有的語言文化；其留在大陸之越濮，則與南下漠藏系文化的漠、泰、苗、倦、藏、緬諸族混合，有的完全漠化，有的雖習用其語言，然仍保有許多東南亞古文化的持質，如上述土著族的文身、缺齒、拔毛、口琴、貫頭衣、腰機紡織、父子連名、獵首、靈魂冬幣拜、室內葬、崖葬等等，在西南諸族，多能找到。我們根據上面所述，東南亞古文化特質的研究，至少可說多數的台灣土著族在速古來自中國大陸，或整個的原馬來族，是由亞洲大陸南遙至南海群島。


凌先生主要根據文化的特質與古史的記載，特別是第三世紀初葉三國時東吳沈瑩所著的《臨海水土志》一書的記載，來證明「台灣土著族與古代閩越人是同一文化系統的民族」。



如果凌先生的說法能得到充分的證明，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很值得興奮的事。事實上，國內已有下少人引用他的說法，並且奉為定論。可惜的是，如果從純學術的立場來討論這件事，就會發現一些疑點，有待澄清：


第一、文化很容易移借，有一些相同的文化特質未必就能證明是同一民族。民族、文化、語言三者的關係往往很複雜，並不是單純的一對一的關係。


第二、在凌先生所界定的大東南亞區域內，包含有許多下同的民族與語系：南亞語族(Austro－Asiatic)、南島語族、漢藏緬語族、傣族、Kadai (含黎族)等等。在中國西南邊境與越南、緬甸、高棉、寮國、泰國等地，有極複雜的種族與極紛歧的語言。凌先生把他們都泛稱為「東南亞古文化的民族一或稱「越獠文化」。但我們都知道台灣土著族都只是單純的南島民族。


第三、斷言中國古史所載的百越就是南島民族，為什麼就不是南亞民族？或甚至今之越南人或其他種族？他並沒有提出任何考古的、體質的、或語言的證據，實在很難令人完全信服。


第四、斷定「台灣土著族在遠古來自中國大陸」與斷定「整個的原馬來族是由亞洲大陸南遷至南海群島」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這兩件事的範圍相差很大。如果其一屬實，另一未必也就屬實。



凌先生學說的一個優點就是從中國東南部沿海一帶遷移到台灣遠比從其他地方(包括中南半島、新畿內亞等地)近得多、容易得多。如果一般學者的看法(南島民族的起源地是中南半島，參見下節)是正確的話，那當初南島民族也有可能部分居住在當今中國境內的東南沿海一帶，大約在北回歸線(北緯23。27，)以南的區域。但凌先生所說的 「北達長江、甚至瑜江而北，遠至淮河秦嶺以南」，似乎太靠北了。



假如真如凌先生所說的所有台灣土著民族「在古代居於中國長江之南」，那麼來自中國的南島民族至少應有一部分遷移到台灣以外的島嶼，如菲律賓、印尼等地，或者有一部分台灣土著民族來自中國以外的亞洲大陸這幾種可能性，而不會湊巧剛好全體台灣上著民族都來自中國那麼單純。這幾十年來，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成果顯示：台灣土著民族的組成分子相當複雜與歧異，有些學者認為他們可能是分批遷移過來的，而且可能從起源地的不同區域遷移過來的。




柯恩(H‧A Kern)的中南半島學說如MCFarland and Tsuchida(1976:60註二)指出，根據語言的證據來推論一個語族的起源地，至少有三種方法：一、語言古生物學(linguistic palentology， 例如，Scherer (1968)，二、語言的分布與移民學說(如Dyen(1956)，三、地名的研究(例如Krahe 1954)。


柯恩於一八八九年以荷蘭文發表的<斷定馬來亞玻利尼西亞民族起源地的語言學證據>一文就是使用語言古生物學的方法。此文在一九一七年在他的文集裏重刊。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文獻。凡是探討南島民族的起源問題的學者，都常引用他這篇論文。日人漩澤元則於一九五八年譯成日文發表。上田滋於一九六六年譯成英文，十年後由Curtis D. McFarlsnd修改後才正武發表。


柯恩指出要研究起源地，可以從植物群及動物群找到地區的證據，尤其限在某種氣候範圍內才能找到的植物群與動物群。他比較了遍布於各地區的一百多種南島語言，擬測所得的古南島字源中包括甘蔗、椰子、香蕉、竹子(四種竹)、籐(蘆葦三這一類的植物，都是熱帶的植物，因此他推斷古南島民族的故居(或起源地)應在熱帶地區。


他更進一步指出，古南島語含有關於稻米(稻、米、旱田)的詞彙，而且這一類的詞彙卻是東部南島語言(註三)所沒有的，因此，這一民族的起源地必定在亞洲東部；東部南島民族一直到歐洲人來了以後才知道有稻米。



古南島語還有一些較不顯著的植物：黃瓜(大黃瓜與小黃瓜二種)、林投、薯蔆、蕁麻、芋頭、魚藤等。當然還有許多別的植物，南島民族帶著有關那些植物的知識離開起源地，植物名稱也流傳至今。為了證明某一個植物名確實在古南島語已存在，下只在現代語言至少要有兩種語言還保存， 而且這兩種語言必須要相當疏遠才行。


我們觀察古南島語的動物名，很顯然地南島民族的起源地一定在靠海的地方。因為整個南島區域對於一些海生動物都使用相同的名稱：鯊魚、烏賊或章魚、龍蝦或蝦、鰭刺(ray或鷂魚rayfish)、海龜等。



還有一些別的證明，古南島民族不僅住的地方靠海，而且是一個航海民族，這也是這個民族散居在這麼個廣大區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類的詞彙包括船、帆、船槳等。古南島語的詞彙還有一些動物的名稱：蚊子、蒼蠅、虱子、虱卵、蛾或小蝨、蜘蛛、老鼠、狗、豬、母、鶴。這些動物幾乎到處都有，因此不能幫我們斷定在那一個地區。古南島民族極可能已知見於菲律賓的水牛，至於馴養的母牛也有可能；這兩種動物本來就同「屬」，關係密切。斐濟(Eiji)與Moluccas群島也有「水牛」一訶的同源字，可是卻指「牛」的通稱。這一事實更使我們相信起源地應在西部。



更好的證明是「鱷魚」一詞，最遠到所羅門(Solomon)群島的東部。新赫布里斯(New Hebrides)群島以及再往東的斐濟群島，都沒有這一詞。雖然亞熱帶也有鱷魚，但根據前面所列舉的植物與動物群，這一切的證據都指向把古南島的起源地擱在熱帶地區，而且在海邊。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南島族起源地若不在印尼就在中南半島的東岸，最北到中國的南疆，在北回歸線以南；最南不會超過爪哇，大約南緯八度。根據以上的資料，要把範圍再縮小就很困難了，因為中南半島與群島(註四)的氣候、植物、動物都相當一致。積極的與消極的兩方面的證據都如此。消極的證據，例如「馬」(Kuda或Kadjaran)這個動物的名稱見於中南半島的查姆(Cham)語、馬來語、蘇門答臘的巴塔克(Batak)語、古爪哇語等等，但從字形判斷似乎都是外來語，可能借自印度的泰墨(Tamil)語或梵文。


我們知道有些借字可以傳得很遠，例如梵文的「甘蔗」遠借到新畿內亞。有趣的是「馬」Kuda一字借到菲律賓語的意思卻變成「象」了!在印度大部分地區的「象」字是借自梵文。還有其他動物見於印尼大部分地區、中南半島的東岸、台灣部分地區，如各種猴類、貓、虎豹與其他貓科的動物，以及各種鳥類。有些動物完全不見於東部太平洋地區的語言，因此我們無法確定見於西部及北部的動物名是傳承(inherited)自古南島語，還是在東部南島語遷移之後才使用那些名稱。如果不常見的語詞散見於隔離得很遠的地區，那就很難認為借字，而應視為古語較合理。譬如，有一種黑毛的猴子在爪哇語、馬來語、巽他語(Sundanese)、苔里語(Balinese)都叫做lutug。此字向北失去了蹤跡，但一直到最北的台灣又以rutug字形出現，指猴子(註五)。解釋這件事實，除了說古語就有lutug指「猴，黑色」，還有更好的解釋嗎？


比較曠物的名稱並沒有得到多少肯定的結果。只有「鐵」可能在起源地已知使用此物。在婆羅洲的Dayaks族與呂宋的Igorots族，很少跟外人接觸，但卻比其他南島民族都精於鑄鐵。不用說，一個民族無論多麼精於鑄鐵，如果移到沒有鐵的土地，而又與原住地失去連繫，自然而然地會改用其他金屬而忘掉了鐵。



綜合以上的證據，古南島民族的起源地乃在中南半島的東岸，或者群島中的一個島。我們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證據來把範圍縮小呢？南島民族普遍的有一個慣用的相對方向的語詞：「向海」(PAN*laHud)與「內陸」(或「局地」Pan*Daya)，這一定是史前時代的慣用語。使用這種語言的民族自然居住在沿海的陸地，一邊靠海，另一邊應有相當遼闊的幅員，而不像在四面都有海的島嶼。誠然，像婆羅洲那樣一個大島跟一個洲不易分辨，因此婆羅洲也有可能是南島民族的起源地。這種假設很難成立，因為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這麼廣大而又肥沃的土地竟然人口稀少。何以古南島民族不先佔用與開拓這一大片領土，而要成群結隊地到別的地方去住？關於這一點，一定得有外來的壓力，才會使他們遷離故地。最簡單的答案是，古南島民族被比他們強大的民族逐步逐退因而放棄他們的土地他去。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考慮這一現象：有許多南島詞彙栘借到沒有親屬關係的中南半島的語言，高棉、越南、暹羅等語言，這不像是現今留在亞洲大陸上的南島語言所能解釋的現象。總結以上種種證據，我們可以得到最後的結論：古南島民族大概居住在Champa(註六)、中國與越南交界處、高棉、以及沿海的鄰近地區。




柯恩的結論跟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的一般看法相合。他的推論大致上都可以成立。漏洞不能說沒有，可是基本上都無損於他的學說。誠如戴恩(Dyen 1971：7)所指出，柯恩以為古南島民族之所以移民是因為承受了內陸來的壓力，但何以離開中南半島到附近島嶼上去之後，還要繼續向東遷移呢？他的學說並不能解釋這一點。本文的作者以為這大概是航海民族的習性使然吧。


柯恩所擬測的三十多古南島語詞彙(附於原文之附錄)，未必全屬於最古的古南島語；部分可能只能上推到南島語的一個分支。一個擬式至少要見於緊接在古南島語下的兩個支系，才可認定是古南島語的詞彙。這個問題牽涉到南島語族的分類(Subgrouping)。學者的分類有以下幾派的下同：戴恩在一九七一年的文章中 指出，如果採取第二種分類法，也是傳統的分類法，那麼柯恩所擬的一些古南島語彙，如米、稻、旱田、鐵，黃瓜、黑毛猴等字在東部南島語言都找不到同源字，或沒有真正可靠的同源字，因此都只能上推到古西部南島語。但如果採取其他的分類法，只要同源字見於西部南島語跟台灣南島語，就可以往上推到古南島語了。其實，就算採用第一種分類法，而少掉了上面列舉的那六個古南島同源字，柯恩的學說並不因此而發生動搖。


戴恩並列出一些他確認是古南島語同源字，部分可以補充柯恩的字表，以下都跟海(或水)有關：船、大蛤、鱷魚、鰻、魚藤、魚陷阱、章魚、蠔、船槳、鷂魚、鯊魚、蝦/龍蝦、法螺、海龜:以下都是熱帶的植物：

姑婆芋、竹、香蕉、玉蕊V或碁磐腳樹、下楠？)、木麻黃、椰子、剌桐、薑、木槿、紅樹、林投、甘蔗、芋頭、三果木(或欖仁樹)、大薯。戴恩在結語中也說，古南島語有許多詞彙與海有關，加上許多熱帶的植物，這些都給我們強烈的暗示：起源地不是在島嶼就是在大陸沿海一帶。



古南島語既然有這麼多熱帶的植物，這顯示了古南島民族的起源地似乎是在熱帶地區，這一來就減少了台灣是起源地的可能性。台灣是在最後的冰河期的末期(約西元前八千年)成為一個島。那麼現在台灣島上所有的熱帶植物應該在那時期以後才引進的。種籽小的可以由鳥類經由糞便引進，如番石榴。體積大的又只生長在海邊的只能由海水潮流帶過來，如林投、欖仁(？)、刺桐。至於甘蔗、香蕉、薑、芋頭、大薯、甜瓜等只能由人類帶進來。我們已知台灣有些植物，如椰子或許連甘蔗也在內，大約在西元前二千年前才由人類引進的。因為根據孢粉分析(pollen count)是在那個年代。根據詞彙統計法(lexicostatistics)，古南島語至少應在西元前三千年，南島民族既然已知那些熱帶植物，那麼他們的起源地就不會是在台灣了(註七)。


從現代的眼光來評鑑柯恩的學說仍然非常有價值。當然他這篇在一八八九年發表的著作，所引用的材料有些都已過時了。不過這也很容易補正。他當年也深感缺乏一些地區的語言材料：台灣、馬利安那群島、Centre Celebes、Hores、東新畿內亞、新愛爾蘭、新不列顛、新卡利多尼亞等。近百年來學者調查研究的成果已大大增加了許多這些地區的語言材料。




戴恩QsidoreDyen)的西新畿內亞學說薩皮耳(Edward Sapir 1916)最先在他的專書《美洲土著文化的時間透視》中提出這個觀念：我們可以經由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的地理分布來推論民族遷移的歷史與動向；語言最紛歧( the greatest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的地區也就是這個民族的古代居留中心。古樂貝(Kroeber l955)在他討論美洲印第安民族Pacific Hokan時也採用相似的推論方式：「就Pacific族群而言，十五個群中有十個全部或部分留居在加利福尼亞州。說他們多數原來就住在那裏當然要比說他們後來才全部跑到那裏去更經濟。」，這個觀念後來戴安(1956)在他的一篇論文<語言分布與遷移學說>有更詳盡的發揮。他就應用同樣的方法來推論南島民族的起源地。


戴恩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一部專刊《南島語言的詞彙統計分類》。他以蘇瓦迪士(Swadesh)所擬定的二百個基本詞彙，去掉四個不合適的單字：雪、冰、冰凍、那個，還剩下一百九十六個。但有些語言的字表不全，所以每種語言只能比較一百五十個或多一些的單字。他收集到三百七十一個字表。比較研究的結果，他發現有三個地區語言最紛歧：一、新畿內亞－麥拉尼西亞區，二、台灣，三、蘇門答臘及沿其西岸的島嶼。這三個地區的語言同源字百分比率最低。其中尤以新畿內亞－麥拉尼西亞區所包含的語言總數最多，而台灣及蘇門答臘兩區的語言數卻相當少。新畿內亞－麥拉尼西亞區的語言總數如此之多，計算錯誤的機會也最少，因此詞彙統計法的證據指向這個地區語言最紛歧，也可能就是南島民族的起源地(Dyenl971：13)。


他進一步指出，許多學者(如Milke、Grace)都深信：東新畿內亞與麥拉尼西亞的語言都是屬於一個大支系，也就是Oceanic東部南島語支系的一部分。因為東部南島語有一些共同的語音變化，如清濁塞音對比的消失。這一來，語言最紛歧的地區只是西新畿內亞及其附近的地區，因此起源地也就是那一區。



如果以一些共同的語音演變做為語言分類的根據，那麼台灣地區以外的南島語言都有共同的語音演變：*t與*C的合併，*n與*N的合併等等，所有這些語言就自成一支系，可以叫做「台灣區外的古南島語」(Proto-Ex－tra-Formosan)。這一來，台灣南島語言就是最紛歧，台灣也就可能是起源地了(Dyen 1971：14) 。


然而，戴恩(1964)曾指出，台灣南島語言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其中一項就是有共同的詞彙，是台灣區以外的南島語所沒有的，包括含有以下意義的三十七個單字：羽毛、大、血、雲、拉、唱、舌、年、昨天、二十、猴、穿山甲、蜜蜂、鬼、竹、松、語言、香蕉、葉、番薯、數、祖父、月、近、無、雪、雷、尿、眼、鹽、正確、肝、新、腐朽、陽具、一些、洗(註八)。通常有這一類意義的詞彙下大會是借字，台灣南島語言有這一群的同源字，似乎足可證明台灣南島語言自成一支系了，可以叫做古台灣南島語(Proto－Formosan)。那麼台灣又不像是古南島民族的起源地了。




戴恩的學說建立在以下的幾個假設：一、語言最分歧的地區就是起源地，二、蘇瓦迪士的二百個字表就是基本詞彙，也就是南島語言最重要而且最不易消失的詞彙，三戴恩對於他所處理的三百五十二種語言與方言都有相當的認識，因此他對於同源字的認定有相當的把握，計算同源百分比才會達到相當的精確度。


對於第一個假設，達爾就曾提出反對的意見：


我認為不可能單靠語言學的方法來決定這個語族的起源地。我們無法保證在南島民族的起源地現今只剩下一人。雖然今日他們分布在兩個海洋的無數島嶼上，但顯然在他們擴散之初或甚至之前就已是善於航海的民族了。如果一個航海民族受到內陸敵人的迫害，他們很容易就帶著家眷、飲食與捕魚器具上船，航行到他岸。留下不走的人可能被入侵者殺害或同化。遷徙的其他原因可能是去找較好的漁場、較好的耕地或獵場。對航海民族來說遷移速比其他民族容易。可能在歷史上他們總遷移過不止一次。……因此，他們今日仍留在原居地只是許多可能性之一 。－－ ,－123頁，1973。

戴恩計算的結果，語言最分歧的有三個區域。他排除掉其中兩個區域：台灣與蘇門答臘，主要的理由是語言的數目並下多。然而就他所選中的語言總數最多的新畿內亞－麥拉尼西亞區，後來他又去掉了東新畿內亞與麥拉尼西亞兩地區的語言，所剩下的西新畿內亞的語言總數也就很有限了。就算語言最分歧的區域就是起源地這個假設能成立，但一個語族同時有幾個分歧區，而分歧的程度與語言的數目又差不多，那又該如何選擇？


語言分歧的成因很多，有的是與其他語言混雜的結果。例如，有的學者(如Arthur Capell:962)認為麥拉尼西亞的南島語言並不是純種，而是洋涇濱化(Pidginization)的結果。所以最分歧的語言未必就代表最早期的
分裂。




就今日台灣而言，語言最分歧的地區是在南投縣境內：有泰雅群的泰雅語(包括Squliq與Tsole兩方言)與賽德語(包活tkdaya、toda與truk三方言)、鄒語群的鄒語(在信義鄉望美村久美部落)、排灣群的排灣語、布農語、邵語、巴則海語、巴玻拉、貓霧揀、道卡斯、洪雅等等，大多數主要的台灣南島語言都可以在南投縣找到，而且多集中在埔里附近。假如今日只有台灣南島語言，或者我們如能證明以台灣地區的南島語言為最紛歧，南投縣豈不就是起源地了(註九)？但我們知道許多平埔族(如巴則海、巴布拉)是後來才遷入埔里一帶的。這種情形就像當年各族「流番」遷入蘭陽平原一樣，使「蘭陽平原上，已成為平埔各族總會合之場所」
(阮1966:29)。



有的地區語言分歧是因為栘入居民的時代有先後，而且可能來自原住地的不同區域。台灣土著民族學家與考古學家(如張光直、宋文薰兩位先生)過去多傾向於這種看法。


如果這種看法正確的話，那麼南投縣一帶當初是各種土著民族移民的交會點，而不是單一的種族從那裏分化出來的。不過，該地即使不是起源地，確實是最早的居留地無疑(註十)。馬淵東一指出，台灣島上土著民族大規模的遷移只是最近二、三百年的事。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文獻的記載，包括全島(除北部與中部山地以外)上著民族人口的調查，似乎可以證實上著民族有關遷移的傳說。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泰雅族從現在分布的西南端一波接一波地向北與向東遷移，分裂成約三十部落。大約十八世紀初，布農族從台灣中西部的山區原住地向東真向南遷移，分裂成五個部落。它們都吸收了來自西部平原的外來成分。數百年前，賽夏族與鄒族的分布區域遠比現在廣大，後來因為受了外族勢力擴張的壓力與傳染病的流行，使他們人口急劇遞減，分布面積也就縮小了。今日在南投縣境內的鄒族卻是由西南方移入的(馬淵東一1954見註十一)。


語言的分歧性不能單取決於詞彙一項，其他如音韻變化與語法結構的差異等等都應考慮在內。


假如Blust的分類法能成立(請見上文第三小節)，台灣就是最分歧的地區，那麼按照戴恩的理論，台灣就是古南島民族的起源地無疑了!


對於第三個假設，連戴恩本人也沒有把握。南島語言數百種，一個學者不可能都熟悉，有的語言資料又很不完整，因此對於同源字判斷錯誤的機會很多。同一個語言甚至同一方言，由不同的人調查，所收集的字表可能出入就很大。事實上，由於語言資料來源的不同，戴安(1965b)就曾經把其中同一語言當做雨種不同的語言，而且同源字百分比還相當低!


此外，他對於台灣是否為起源地問題，對於兩種共同特徵，卻有完全不同的解釋，也難以令人信服。許多台灣南島語言分辨*t與*C、*n與*Z等，他歸之於保存古南島語音系統的現象，而台灣以外的語言都合併了。然而，台灣南島語言的三十多個共同詞彙在他卻只能算是台灣群的特徵，只是這一小支系的證明!在我看來，詞彙可以傳播擴散，語音也可以傳播擴散。台灣南島語書有這兩種共同特徵，似乎有可能都是這個區域的特徵(註十二)。這是個大問題，尚有待進一步仔細研究的必要;若現在下論斷，未免言之過早。



大致上說來，戴安的為學態度尚稱謹嚴，他的理論也頗有可取之處。就古南島民族起源地這個問題而言，他本人也並未堅持他的立場。他在一九六二年認為麥拉尼西亞，後來大概受了其他學者如葛瑞斯(Grace 1964，請參見下文第五小節)力主西部的影響，才改為西新畿內亞。對於台灣是否可能為起源地問題，他詳述了正反兩面的證據，最後也沒有做任何武斷的結論，其態度是相當謹慎可取的。




葛瑞斯(George Grace)的學說達爾(Dahl 1973：123)提到起源地的問題有待語言學與考古學的合作才能解決。最早對這個問題表現科際合作的是Chang Grace and Solheim Ⅱ(1964)合寫的論文。後來又有Shutler Jr‧and Marck (1975) 的 一篇合作論文。前者是由三個角度(考古的、陶器的、語言的)來探討史前民族在南中國及太平洋移動的可能路線與方向，並推測發生的年代。後者是試圖把語言與考古兩方面的證據聯接起來，由古南島民族所攜帶種植過的植物遺跡來推測他們在東南亞及太平洋的島嶼的遷移路向(註十三)。葛瑞斯(1964：361)劈頭就說，語言學還沒有確定絕對年代的技術。到目前為止，以語言的證據來推算年代的只有「詞彙統計年代法 」 (lexicostatistical glottochronology)。


只要有幾個絕對年代作為基準點(reference points)，我們再使用傳統的比較方法來決定一些相對的年代，這就可以解決語言分類(subgrouping)的問題。葛瑞斯引戴安(1962：46)的研究，古南島民族的年代是這樣的：……許多語言與語言群的同源字百分比率低於二五％，這一現象可以推測古南島大概比古印歐語分裂得早。換言之，南島民族比印歐民族擴散得早。 一般都認為古印歐民族在西元前二五O O年開始擴散，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說法，那麼古南島民族的遷移應在那個年代之前，或遠比那年代還要早。


以其中一個同源字百分比最低的語言只有一一‧一%計算，它跟其他語言分裂的年代略超過五千年了。



葛瑞斯(1964：363)根據這個統計法，推算出以下的年代：古玻利尼西亞分裂的年代是在大約西元前九0年；最小的語言群包括玻利尼西亞、Rotuman及斐濟語的分裂約在西元前一五八O年;最小的語言群包括上列語言以及Mota與Saa語的分裂約在西元前二五OO年。南島語言遍布於麥拉尼西亞區在西元前一五OO年之前。他說因為語言的取樣小，他推算的年代可能偏早。




台灣的泰雅語群跟其他語言之間的同源字百分比最高的只有二二‧六％，由此推算其分裂的年代在西元前二六四O年。台灣地區有五種語言的百分比低於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在西元前一五00年之前就已在台灣了。 在西元前一五00年之前，也已在麥拉尼西亞大部分的地區了，可能也在印尼與菲律賓的各地區了。



以上是根據詞彙統計年代法(glottochonlogy)推算的結果，可靠性很值得懷疑。有些學者利用有年代可考的一些個案來測驗，發現所得的結果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詞彙的保存率(rate of retention)頗不穩定，也就是差距相當大。年代愈久遠，差距愈大。尤其末做充分比較研究的語言，要判何者為同源字以及何者非同源字很沒有把握。因此年代法在理論上及方法上都有很多缺陷。葛瑞斯(1694：365-66)指出，根據戴安研究顯示：麥拉尼西亞是南島語族最分歧的地區，因此起源地可能在此;然而根據葛氏與Milke的研究，麥拉尼西亞、玻利尼西亞、麥可羅尼西亞(除去Palauan語與(Chamorro語)可能同屬南島語族的一個支系。葛氏的這個觀點主要是根據田樸夫(Dempwolff 1934－38)的比較研究，同時也與田氏的立場相符合。東部南島語言有共同的音韻變化及語法結構。因此，起源地應在西部，而不在東部。起源地應在西部的另一個證明是：南島語族跟東南亞的Thai－Kadai語言群有親屬關係(根據Benedict 1942)(註十四)。在較早的一文，葛氏(1961：363-367)認為「古南島語在東南亞之內或其附近」。




葛氏依年代的先後把語言的分化分為六期。


第一期，南島語族與Kadai語族的分化。


第二期，南島語族分裂成至少兩個支系，其一是東部南島語。這一期有不少的遷移，其中的一個遷栘到達麥拉尼西亞。


第三期，東部南島語的分化與擴散。


第四期，從新赫布里斯群島的Efate-Epi區分化為斐濟語－Rotuman－玻利尼西亞語，可能向東栘至麥拉尼西亞區以外。


第五期，斐濟語、Rotuman、玻利尼西亞語的分化。麥可羅尼西亞語言的分化也在這一期。


第六期，玻利尼西亞的分化與擴散。



此外，葛氏指出，所有麥可羅尼西亞的語言屬於一個支系，跟它們最接近的就是新赫布里斯的語言。斐濟語、玻利尼西亞語、以及多數麥可羅尼西亞語言都從新赫布里斯群島遷移出去。馬達加斯加島的馬拉加西語是從婆羅洲島遷移過去的。


葛氏的論文一方面批評戴安的詞彙統計法的缺陷，一方面卻又採用這個方法來推算一些年代，的確是一件有趣的事。他的一些主張，後來戴安採納了，例如，二語言最分歧的地區不在麥拉尼西亞，而在西部，二東部南島語言自成一個支系。


葛氏無條件的採納Benedict的主張：南島語與傣語、Kadai語系的親屬關係。但我們認為這還是語言學界所爭論下休的一件大公案，目前還沒成為定論。葛氏的論文發表於一九六四年，這十多年來，又有許多新材料出來，因此他的有些看法至少需要做局部的修正。



施得樂(Richard Jr‧Shutler)與(馬爾克(Jeffrey C‧Marck)的學說施得樂(Shutler)與馬爾克(Marck)於一九七五年發表論文 ，在南島語族的親屬關係上採取了卞尼德(Paul Benedict)說：一、肯定南島語族與Kad巴語群(包括海南島的黎語、大陸上的Kelao等等語言)與傣語群的親屬關係，二、以上三個語群的共同起源地在中國南部這個觀點「似無辯駁的餘地」(引卞尼德語)。此外，根據瓊斯(註十五)的評論指出：傣語群的分布以在雲南省的為最分歧。換言之，雲南可能就是傣族的起源地。



卞尼德認為Kadai語群跟南島語較接近，而跟傣語群較疏遠。然而，戴恩(1971：17-18)卻認為Kadai語群跟傣語群較接近，而兩者都跟南島語較疏遠，而且南島語與傣語的親屬關係仍有許多問題，未能確定。達爾(1973：116)也認為需要更多的材料與嚴謹的規律來確立南島語與Kadai語與傣語的親屬關係。後來卞尼德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專書(註十六)列舉了更多的材料，但似乎並沒有更嚴謹的規律。而且他把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範圍更擴大了，他構擬的這個大語族不僅包括傣語、Kadai語、南島語，而且包括苗搖語。在美國附和卞氏學說的還下少，Joseph Qreenberg就是其中1位。




根據Gorman(1971)的考古報告，在泰國北部「仙人洞」(Spirit Cave)的考古發掘發現那一帶史前就有園藝(horticulture)的遺跡。從西元前一千到六千年的文化層中發現杏仁、豆、豌豆、黃瓜、菱(或荸薺)、辣椒、細頸葫蘆、油桐子等遺物。這是東南亞洲貨平文化的最早證據(Shutler and Marck 1975:193) 。


根據張光直先生(Chang 1969，註十七)的台灣考古報告，從台灣中部日月潭的孢粉分析顯示，那一帶從西元前九千年起就有大量的燒山林開墾的痕跡，一直到西元前二千二百年止這一期有大量種植稻米的遺跡。張氏把台灣史前的這些活動跟中國南部及東南亞的貨平文化中的繩紋陶文化連起來(Shutler and Marck 1975:94)。


東南亞島嶼的陶器傳統大多與稻米的傳播有關。菲律賓、新畿內亞、Celebes、印尼東南部等地都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就有園藝的證據，都可證明南島民族在那一年之前就已到達那個區域了(Shutler and Marck 1975－94-95)。


東部南島民族，即太平洋地區的遷移年代都晚於西部南島民族。他們在東部各島群的遷移年代大概可以跟Lapita陶器連起來(Shutle and Marck 1975:95-96)。


根據這些語言與考古的材料以及對於這些材料的解釋，再加上戴恩的語言分布與遷移學說，施氏與馬氏(Shutler and Marck 1975：97－98)得到以下的結論：傣、Kadai、南島的共同母語的起源地在亞洲南部，即華南與中南半島北部一帶，大約西元前一萬年。這三個語群的共同母語社會(proto community)可以跟貨平與繩紋陶文化連起來。西元前九千年之後從母語分裂的一支，即古南島民族，可能就已遷移到台灣來。古南島民族的起源地有三種可能：一、台灣，二、南洋群島，三、其他地方(例如華南)。他們認為以台灣為南島民族的起源地為較好，理由有二：一、台灣燒山林開墾的時代最早而且有繩紋陶文化的傳統，二、離大陸傣與Kadai語區最近。如果起源地不在台灣，那就難以解釋為什麼這裏很早就有園藝。總而言之，根據考古的證據，南島語最分歧的地區以及地理上最接近相關(有親屬關係)的語言區，這三者都顯示台灣為古南島民族起源地的最佳選擇。這雖不是絕對的，卻是最佳的推論。



安索(Anceaux 1965:426)也曾做過類似的推論：能證實南島語與Kad巴語的親屬關係，就「可能使台灣更可能為古南島民族的起源地」。



施氏與馬氏推斷古南島民族從台灣南下遷移，約於西元前五千五百至七千年栘至菲律賓群島，約於西元前四千五百年之前再南下到Celebes以東的群島，再於西元前四千年向東至新畿內亞、新愛爾蘭、新不列顛、俾斯麥群島等。從菲律賓有一支向西遷移至婆羅洲、蘇門答臘等島嶼，是在西元前四千年以後。從新愛爾蘭、新下列顛群島地區向西南至廣。yeties群島、新卡利多尼亞約西元前二千五百年，經所羅門群島至新赫布里斯群島約西元前二千年。從新赫布里斯群島向右至斐濟群島約西元前一千三百年，北上到麥可羅尼西亞約西元前一千年。


施氏與馬氏對於整個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所走的路線與年代都有詳細的推論。他們所提供的材料也遠比葛瑞斯的詳盡，年代比起葛氏所推論的要早很多(請參見上文第五小節)。葛氏大致都只根據語言學的證據做推論，年代靠詞彙統計法推算而得，而施氏與馬氏卻結合了考古學的與語言學的證據，而且論文晚出十一年，材料上當然比葛氏著文時要豐富得多。



在方法上施氏與馬氏的論文卻有很大的缺陷，特別是把考古學的與語言學的證據連接起來做得不夠謹慎。例如，他們怎麼知道在泰國北部仙人洞所發掘的園藝遺物(西元前一萬至六千年)就是屬於傣、Kadai、南島民族的共同祖先的遺跡？就考古學本身的證據而言，他們似乎沒有任何體質上的(例如頭骨)證明。同樣的，他們怎麼確定日月潭西元前九千年時代燒山林開墾的遺跡就是現代台灣土著或整個南島民族的祖先？這些都是毫無把握的事。誠然他們可以說：除了南島民族而外，還會有什麼其他民族呢？但這並不是很嚴密的邏輯推論方武。難怪他們所推算的南島民族遷移歷史的年代都很早。古南島語真是在一萬一千年前(或稍後)從台灣開始分化的嗎？如果其他考古學的證據沒錯的話，那時台灣還沒成為一個島呢？(請參見上文第四小節)。


在語言學上，施氏與馬氏所採取的卞尼德學說：南島、傣、Kad巴的親屬關係，絕非已成定論。一旦卞氏的學說發生動搖，他們所重建的南島民族的歷史也就站不住腳了。





結論



從語言學的證據而言，柯恩在一八八九年所提出的主張，最具說服力，漏洞最少。他運用語言古生物學的方法以及其他一些線索，推論古南島民族(約五千年前)的居住地以在中南半島沿海一帶的可能性為最大。


他的主要證據是古南島語有許多熱帶植物名，以及屬於亞洲地區的動物名、海生動物名、以及與航海有關的工具(如船、船槳、帆)等。此外，南島語言普遍的有「向海一與一內陸」的相對用語，可證原居地不像是在小海島上，而是在大陸(或大島)沿海一帶。更進一步的證明是：中南半島的語言如泰、高棉、越南都含有不少借自南島語的詞彙(只可惜他沒有列舉那些借字來)，可見當年他們必定有密切的接觸。(註十八)那 古南島民族的起源地非中南半島沿海一帶而何地？


戴恩的學說建立在語言的分布上：語言最分歧的地區便是起源地的最佳選擇。他觀察了數百種南島語言的親疏關係，純粹依賴同源字的鑑定與同源字百分比的計算。他在一九六二年認為最分歧的地區是麥拉尼西亞，到了一九六五及一九七一年他說有三個區：一、麥拉尼西亞－新畿內亞，二、蘇門答臘及其西邊島嶼，三、台灣。他以二、三兩區的語言總數並不多為主要的理由排除了這兩區，再以東部南島語言同屬於一個支系排除了麥拉尼西亞及東新畿內亞，因此他最後選定了西新畿內亞。

在理論與方法上我們提出以下的疑問：一語言最分歧的地區一定是起源地嗎？二同源字統計的斷代法是否絕對(或相當)可靠？三對於數百種南島語言的資料他是否掌握得很好？不幸地答案都非很肯定。


葛瑞斯認為語言最分歧的地區在西部，而不在東部。這種看法可由傳統的比較研究得到證明，如田樸夫的比較研究結果。此外，葛氏也認為南島語跟傣語、Kadai語群的關係也可證明南島語族的起源地應在西部，但他並沒有詳指何地。葛氏的論文主要在討論東部南島語言的遷移路線方向與年代;對於西部因為當時缺乏資料，他討論的並下多。對於起源地的問題，他只是約略討論一下，順筆帶過而已。但在葛氏較早的一文中他卻認為古南島民族的起源地大概在東南亞或其附近。



施得樂與馬爾克所提出的語言學與考古學的材料遠比葛氏的豐富得多，對於整個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移民路線、到達各地島嶼的年代都有很詳盡的交待。在語言的親屬關係方面，他們採取了卞尼德的學說：認定南島語與傣語、Kadai語同出一源。同時他們又採取了戴安的語言分布與民族遷移學說，認為台灣地區是南島語言最分歧的地區，因此台灣是南島民族的最佳起源地。至於南島、傣、Kadgi的共同母語的起源地則在華南與中南半島北部一帶。可惜施氏與馬氏把語言學與考古學的證據串連起來，顯得相當牽強，時有穿鑿附會之嫌。他們所採用的卞氏的與戴氏的學說都非定論，因此他們對於南島民族歷史的推論，其根基並不穩固。在理論與方法上他們都下夠謹嚴。


就語言的證據而言，凌純聲先生的假設：「台灣土著民族在古代……於中國大陸之南……北達長江，甚至腧江而北，遠至淮河秦嶺以南」，找不到語言學證據的支持。許多學者(如Paul Benedict)已指出，南島語言跟傣語及Kadai語(包括黎語)有極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若不是親屬的，就是移借的(註十九)。如前文所引，柯恩指出，許多南島語詞彙移借到中南半島的無親屬關係的語言，如柬埔寨語、越南語、泰語等。但我們看不出來漢語與南島語有互相影響的痕跡或移借的現象。假如南島民族早先住在長江，甚至淮河秦嶺以南，怎麼可能在語言上下留下一鱗半爪(註二十)？


從語言的關係看，古代漢民族、傣民族、南島民族的地理：分布應該是漢民族在北，傣民族居中，南島民族在南。換言之，漢語與傣語有密切的接觸，傣語與南島語也有密切的接觸，但漢語與南島語卻沒有直接接觸的語言證據。


對於南島民族的史前史，我們只能根據所能收集到的一切線索加以合理的推測。就我們目前所擁有的知識而言，我們只能下這樣的結論：南島民族的起源地以中南半島沿海一帶的可能性為最大，其他地方如中國、台灣、新畿內亞、麥拉尼西亞、蘇門答臘、麥可羅尼西亞的可能性都相對的降低。各種證據都指向中南半島與中國南疆這一區域，多數權威學者也做這種主張。




－－原載《大陸雜誌》第五十九卷第一期，一 九七九年。






資料來源 ： 台灣海外網 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books/history/b5/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