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培火的信心與憂慮 @ 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大丈夫在世光明磊落，權和利都可以相讓不計較，唯獨那種黑白不分，將假作真，將歹作好，致使人心紛亂的事，唉呀！這是斷斷當計較的。」——蔡培火

白話字運動的生命歷程及對當今母語運動的影響

基督徒和知識分子二身分兼具的蔡培火（ 1889-1982 年），是個很有活力的人。 1910 年自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首先被分發到岡山公學校，然後到台南第二公學校（後改制名為立人國小）執教（ 1912-1915 年），從此開始接觸了左右派的抗日前輩如林獻堂，影響了後輩如林占鰲（台南興文齋書店主人）等學生，往後在文化運動上，這些學生受蔡培火的牽引而成為中堅的抗日分子。

蔡培火 ( 右 ) 與林獻堂

除了抗日份子這個角色外，蔡培火一生努力推廣台灣白話字。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以及動力，促使這位橫跨兩個集權／殖民政權的知識分子，自始至終都將台灣白話字運動作為生命的延續而持續的奮鬥著？

「本人十三、四歲的時候，家兄住台南讀書，當時本人還不能使用日文寫信，漢文更是不用說，彼此不能通訊感覺萬般困難。家兄乃在台南由基督教會方面，學得羅馬式白話字，在夏季放假的幾天工夫，便將他所學的白話字傳授給我，嗣後彼此之間的音信，即自由自在做通了。」

蔡培火始終將兄長教授羅馬字的經驗，作為在普羅大眾中推行台灣白話文運動的起始，表面上看似一個生命中單純的記憶，卻足以讓蔡培火用盡一生的時間。其白話字運動的生命歷程，共有三個階段：

1. 羅馬式台灣白話字的提倡：起於 1914 年左右

2. 假名式台灣白話字的創造：起於 1931 年左右

3. 「國語」（北京語）注音符號的拼寫：起於 1948 年左右

日治時期的二階段也是蔡培火頗具特色且獨到的巧妙抗日方式，首先他趁著 1914 年日人板垣退助來台籌組「同化會」，以推動羅馬字運動來普及台灣人教育為條件加入。這是他生命中開始因著推動台灣白話字與日人溝通與斡旋，並於 1925 年自我實踐，以台灣羅馬字書寫，台灣白話文為音讀，著成《十項管見》一書，自任發行人，家宅作發行處，由台南新樓冊房（即現在的台南新樓書房）印製，是為台灣第一部福佬散文集，後於 2000 年由董芳苑牧師以漢字譯述。

蔡培火 ( 左三 ) 與台灣文化協會

蔡培火推動白話字的用心在《十項管見》中表露無疑，按其〈頭序〉裡所說的，他最憂心的是台灣普遍的大眾腦袋裡沒有「學問」，認為這是一件比沒有東西吃還要嚴重的事，而缺乏學問也讓眾人的精神頹廢。

1931 年他接受前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的建議，經過一段時間研究後，以日本假名為樣本，創造了一套利用日語五十音假名拼音再加借用中國發音符號的新式白話字，除了在一直持續的講習會中宣導外，也不辭辛勞的奔波於日台之間，進入日本總督府各部官員進行解說。戰爭末期，蔡培火透過推動台灣羅馬字、日本假名標記台灣白話文，皆是強化語言文字的實用性，也在不觸犯日本總督府的「國語」推行政策之下，策略性的將日語視為只是維持近代生活的一種道具或是記號，而將台灣白話字形塑成社會普遍大眾走向文明與近代的重要媒介。

蔡培火的台灣白話字運動，在宣傳上前後更換了白話字、閩南語等名稱，以及三種標音方式，透過他高明的溝通手腕，一次又一次的與統治者協商，卻在擔任中國國民黨的行政官員，如此接近執政核心的景況下挫敗了：「白話字運動是我最基本的心願，遠在民國三年（ 1914 年，日本大正三年）我參加板垣退伯爵的同化會時，就以普及白話文為入會之條件……光復後無日忘記推行，直到現在只能做到著作的預備工作（現已八十五歲）……今在自己的國家，尤其是在自己所屬的政黨執政之時，我不能也不可用鬥爭的方式進行。」於是，這樣仰賴日本總督府和國民黨政府來推動台灣白話字的企圖，都因著統治者尊崇「國語」（日本語、北京語），不顧慮著台灣人的感情及生活環境之下，失敗了。

戰前戰後可謂是「不同『國語』一樣情」，皆是要強迫百姓學習與自己生活環境不相干的語言。在「國語」政策的強制推行上，蔡培火堅持將台灣白話字，即堅持將等同於現今的河洛話／福佬話延續在日常生活中，並且強調將嘴中所能說的也要用文字、標音來呈現，以此來成為教育大眾、提升文明素養的方法。而當時所使用的台灣羅馬字，所推行的羅馬字運動，雖未在當時產生廣大的影響，卻成為台灣人在學習困難的漢字之際，一個重要且便利的習文方式。相較於現今的母語教學及推行運動，蔡氏當年推動羅馬字的主張以及實際用羅馬字書寫的文章，都成為現今研讀的教材之一，今昔相較，推動羅馬字（當今有漢羅、全羅的主張）的背後目的各有不同，蔡培火儘管只是很「單純」的要達到大眾皆能受教的目的，而不去談論語言與國家的關係，卻也成為母語推行的範疇中，一個重要且具影響力的角色。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