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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閩南人的大航海時代
住在海邊的，不一定具有航海性格，例如莆田人。 閩南人與福建其他民系一樣，主體是北方漢族移民，只知道種田。 據記載，古代閩越人是善於航海的，不過他們人數較少，不久就被同化在漢民族的汪洋大海中。 我們也許可以說，閩越人對大海的渴望被大大稀釋，流淌在每個福建人的血液裡。
從漢末開始，北方漢民族一波接一波移民泉州平原和漳州平原，唐前期，更有陳政陳元光率數千府兵進駐九龍江流域，但直到五代以前，閩南還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對海洋缺乏興趣。 漢人先是佔據了晉江下游的南安縣、晉江縣一帶，九龍江下游的龍溪縣、漳浦縣、雲霄縣一帶，都在沿海地區。
唐宋時期，人口壓力增大，泉州的山區縣永春、安溪，漳州府的山區縣平和、南靖等地區才逐漸湧入較多的漢人。 作為福建早期的最重要港口，福州港的優勢一直保持到唐代。 也就是說，公元1000年 以前，最擅長航海的是閩東人，而非閩南人。 明末政治鬥爭的結果是，通商之論略佔上風。明
宋元時期，閩南的泉州港迅速崛起，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港。 明代，泉州港衰落了，但泉州的安平港和漳州的月港應運而起，接替了泉州港的位置。 清初，月港衰落，則有廈門港興起。 我們看到，在最近的一千年裡，閩南人前赴後繼走向大海，堪稱悲壯。 一個港口覆沒了，再興建一個港口，再覆沒，再建。 這使閩南地區的出海口始終暢通無阻。 正如泉州港不僅是泉州人的，月港和廈門港也不僅是漳州人和廈門人的，它們都屬於閩南這一文化經濟地理單元的共同出海口。 在捍衛和利用出海口這一英勇努力的過程之中，漸漸形成了閩南人的海洋性格。
宋元時期的泉州港，雖然吞吐量極大，但主要是番舶來華，阿拉伯人控制了海上航路。 明代情形一變，從月港揚帆出海的商船主動進行遠洋貿易，通販日本、菲律賓、東南亞等地，一時之間，南中國海幾乎變成中國內海。 清初，鄭成功率領的閩南水師從荷蘭人手裡奪回臺灣，可以證明，在南中國海一帶，中國人的海上勢力足以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分庭抗禮。 明末清初是閩南人的大航海時代。 我覺得，這也是古代中國航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時而成盜，時而為商
明初，朱元璋厲行海禁，隨後的明朝皇帝大多奉行禁海政策。 閩南人多地少，糧食不足，於是有不少人鋌而走險，進行一些走私貿易。 既然已經成了朝廷追捕的海盜，一不作，二不休，也乾些搶劫的勾當。 《海澄縣志》直言不諱說：「月港故稱盜藪。」意思說月港從前就是海盜窩。 《明實錄》說：「漳泉等府黠猾軍民，私造雙桅大船下海，名為商販，時出剽劫。」更嚴厲的指控是「漳泉等處刁民」私造大船，勾結倭寇和諸夷，劫掠內地。 後人考訂，所謂倭亂，有不少亡命海上的中國人參與。 在歐洲商船來到中國海域時，為了追逐利益，也有不少中國人充當「內奸」，指引他們在澳門、浯嶼、澎湖等地建立走私貿易據點。 馮璋《通番舶議》說：「泉漳風俗，嗜利通番，今雖重以充軍處死之條，尚猶結黨成風，造船出海，私相貿易，恬無畏忌。」用我們現代的觀點看，這些裡通外國的海盜無疑是「賣國賊」。 不過，我們要記住，那時的中國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天朝。
西方的探險家們闖蕩世界，懷裡揣著自己政府頒發的特許証，背後都有整個國家撐腰，開拓者被稱為英雄，劫奪者被嘉獎為好漢。 而中國的海商卻是國家通緝和嚴拿的罪犯。而中國的海商卻是國家通緝和嚴拿的罪犯。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海商與歐洲海商是無法公平競爭的，在大航海時代，中國人失去海權也是必然之理。 明後期，江浙閩粵等沿海地區的官員紛紛上奏朝廷，主張弛禁。 他們的理論是，海盜正是海禁政策逼出來的。 閩人以海為田，海洋是他們的生計所在，海禁等於敲掉他們的飯碗，只好為盜。 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指出：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盜。 禁商猶易，禁寇實難。 他以海澄月港為例，說：「往者海禁嚴绝，人民倡亂，幸蒙院道題請建縣通商，數十年來，餉足民安。」
「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盜」這句話實在精闢。 強盜也好，商人也好，其實都是同樣一些平民百姓。 他們的身份是國家政策決定的，閉關鎖國的時候，他們是海盜; 國門開放的時候，他們是商人。 當1568年年月港被特許為合法的貿易港口時，閩南海盜紛紛金盆洗手，變成了海商。 其後的數百年，由於歷代中央政權對於海上私人貿易時通時禁，政策搖擺不定，他們的身份也在商人與海盜之間不斷變化。
讓皇帝頭疼的「漳泉刁民」
我們已經說過，閩南人是由早期漢族移民而來的，農業社會給了他們難以磨滅的影響，九龍江與晉江上游的山區縣，至今還保持了較多的淳樸保守風尚，便是明証。 宋元以來，尤其是明末清初，沿海地區的閩南人髮現了海洋的巨大利益，從此海洋文化給他們打上了特殊的烙印，對於形成閩南人特殊的人文性格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閩南人身上具有的冒險犯禁作風，顯然與他們祖先亦商亦盜的經歷相關。 明末的何喬遠著《閩書》，就說：「閩中諸郡，惟漳為悍剽。......族大之家，指或數十，類多入海貿夷。」下海與外國人做生意往往觸犯法律，不敢回家，按張燮所說：「又連結遠夷，鄉導以入。」意思是勾結外國人打回老家。 更奇特的是，當地民眾不顧是非，對於這種行為十分縱容，不但為海盜們通風報信，還牽羊載酒熱情款待。 江日昇《台灣外紀》描寫說：「一人作賊，一家自喜無恙; 一姓從賊，一方可保無虞。」在利益面前，法律與道德觀念十分淡漠。
閩南籍的士大夫也有強烈的地方意識。 在閩浙兩地厲行海禁的大臣朱紈，終於被閩浙士大夫構陷而自殺，是一個典型案例。 由於長期生活在社會和文化的邊緣地帶，走私冒險，閩南人往往離經叛道，注重實際，注重家族和鄉土觀念，對國家利益和主流意識形態看得比較淡薄。 航海開闊了閩南人的眼界，使他們有較開闊的胸懷。 泉州人李光縉說安平商人足跡海內外，衝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绝夷之墟， 「以異域為家」。 《五雜俎》說漳泉之人， 「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旅宋，南則安南、佔城，西南則滿剌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而藍鼎元則把這些東南亞國家生動地比喻為「若兒孫環繞膝下」，他還說：「今之海道，已為坦途，閩廣商民皆知之。」這是極有見識的話。 有史以來，人們都把海洋當成隔绝人類的天險，把海洋看成連接不同地區的坦途，是大航海時代開始興起的嶄新觀念。 閩南人大量移民東南亞國家，大力開發臺灣，顯然與這種觀念有關。
閩南人的性格裡，還有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剽悍善斗，崇拜實力。 《漳州府志》談到龍溪縣、海澄縣的民風時說：「悍強難治，輕死易發，民俗奢侈」。 《龍溪縣志》說，遊手惰民「凶悍喜斗，睥睨殺人。......睚眦細故，輒持械如御敵然。」《雲霄廳志》說：「漳民喜爭鬥，雖細故多有糾鄉族持械相向者。」無論漳州、泉州，械斗是一個難以治癒的社會頑症，地方官員在奏折公文中屢屢提到「漳泉刁民」，給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雍正皇帝曾下過一道諭旨，痛斥閩南人的械 鬥陋習：「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強悍，好勇鬥 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眾盛，欺壓單寒。偶因雀角小故，動輒糾黨械鬥 ，釀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複逃匿抗拒，目無國憲。」
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的著作《福建六大民系》指出：由於唐宋元數百年，在閩南經商的阿拉伯人長期與漢人通婚，閩南人的性格裡添加了阿拉伯穆斯林疾惡如仇的特性。 我們不妨設想，閩南人明代突然開始煥發的經商和劫掠才能，也許正是唐宋元三代漢人與阿拉伯人混血的結果。
月港的錢呢？
我有一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月港的錢跑哪裡去了？
今天去海澄，除了看到晏海樓、城隍廟、容川碼頭，還有一截街巷、半座牌樓，其他古跡幾乎蕩然無存。 月港兩百年的繁華，無論如何不該只剩這麼一點東西，歲月的毀壞不會這麼徹底。
我想到的一種解釋是，當時月港商人掙來的錢，並沒有用於港口建設上面。 按一些方志的零散記載，月港人掙來的錢，大多用於非生產性消費。 《海澄縣志》記述當地風俗說：「平民婚嫁相誇耀以侈張。」緊鄰《龍溪縣志》則說：「遊手惰民不耕而食，連袂踏臂，曳縞履絲，呼盧胠莢，靡所不為。」人們一旦開始講究飲食、穿著打扮、賭博之類，手頭便剩不了幾個閑錢。 更遠一點的詔安，有人描述某村民風，說是一千餘戶人家， 「男不耕作，而食必梁肉; 女不蠶織，而衣皆錦綺」。 蔣孟育《贈姚海澄奏續序》又稱，以海市為業的月港商人， 「利則倚錢作勢，以訟為威」。 總之，剛剛暴富起來的月港人，還不大會花錢，只知道鋪張浪費，誇耀 鬥富，仗勢欺人，很少人想到把財富轉化資本，投入再生產，擴大經營。
其實，月港有許多事要做，當務之急是改善港口條件。 許多學者都已經指出，月港的港口條件並不好，它不是一個深水良港，海外貿易船出海，往往要數條小船牽引，特別麻煩。 假如月港當局有遠見，他們應該集中財力疏通航路，或者在廈門灣漳州海岸一側另建深水港。 事實上，歷史至少給了月港半個世紀的時間，利用得好，完全有可能建設出一個良港，那麼，月港後來就不會如此輕易地一蹶不振了。
我在海澄的街巷裡轉來轉去，為它們的簡陋與平凡而震驚。 兩百年的繁華，半個世紀的鼎盛，數不清有多少財富經過月港，結果什麼也沒留下，甚至沒留下一幢豪宅、一條通衢大道。 雖然我們知道往事如風，萬物終將毀損，還是為月港如此乾淨利落地失去一切記憶大感意外。
資料來源 ： 百度閩南吧
"蔚藍文明! 襟三洲而帶五洋, 控東盟而引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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