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
作者： 陶恒生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二月，筆者從台灣到馬來亞吉隆坡，服務於馬來亞工礦公司峇都水泥廠，一九六三年五月轉職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在馬來亞一共工作了十 八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才離開這個我全家視為第二故鄉的美麗的南洋之國。在這十八年期間，筆者以一個外僑的身份，親眼見到馬來亞、新加坡社會環境的變 遷以及政黨政治的演進，包括新、馬的重要選舉、緊急狀態的結束（一九六零）、大馬成立（一九六三）、新加坡加入大馬（一九六三）與退出（一九六五）、印尼 蘇卡諾政府恫言「粉碎馬來西亞」（一九六三～六四）、「五一三事件」（一九六九年的嚴重華巫流血衝突）、馬來西亞東姑首相下台（一九七零）、華文教育風波 （一九七二）…等一連串的大事。
大石水泥公司的大部份資金來自新加坡，董事長是新加坡富商、華僑領袖陳六使先生。陳董事長每隔半年從新加坡飛來怡保主持董事會議，會後視察工廠總是由筆者（時任廠長）陪同，他說廈門閩南話，我則以不甚流利的台灣話跟他交談。有一次他問我：「苦力工唔夠用嘸？」嚇了我一大跳。其實他是在問我薪水夠不夠用，這好比大陸管薪水叫「工資」、香港叫「糧銀」一樣，並無輕侮之意。事實上早期漂洋過海來到南洋的「打工仔」，一上岸就做碼頭苦力或建築工人的，所在多有。馬來亞工礦公司的老闆拿督斯里林添良，在發跡成為大建築家之前，做過建築工人。陳六使也從不諱言他十幾歲來南洋在橡膠園當割膠工人的往事。他們早年都是靠賺「苦力工」養家活口的。
我聽到陳六使的大名，非自大石水泥公司開始。早在我到吉隆坡之初，陳六使與林語堂為新加坡南洋大學建校而產生的恩恩怨怨，還在餘波盪漾，因此聽到不少關於他為造福華僑子弟而創辦華文大學的事跡。等到我進大石，剛好碰上陳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權被政府取消，護照被註銷，頓時喪失了國籍。從新加坡到怡保短短的距離，飛機航程一個多小時，陳六使卻需花一個多月的時間去申請一張無國籍的的馬來亞入境簽證。那時我對於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的印象，是從報紙上看到他帶著穿開領白襯衫的閣員們出席就任典禮，然後每個星期天帶著閣員們上街作拔草、清垃圾等勞動工作。
林語堂認為陳六使不懂教育而拂袖而去，李光耀認為他是華人「沙文主義者」而剝奪其公民權，陳六使到底是何許人也？
膠園工人出身的陳六使
陳六使，福建人，一八九七（清光緒二十三年）農曆五月八日生於同安縣集美村，幼年就讀於村中集美小學。一九一六年隨胞兄文確南渡馬來亞謀生，據說他本名陳文使，因登岸填寫表格筆劃不清而誤為「六使」。六使先在鄉長陳嘉庚﹝註一﹞的謙益橡膠公司當膠園工人，後以工作勤奮，又讀過書，半年後調至新加坡工廠任文員學習買賣。一九二四年陳六使二十七歲，已經熟諳膠園種植技術和橡膠買賣等作業，乃離開陳嘉庚自立門戶，與兄陳文確合創益和橡膠公司。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開始不景氣幸能渡過。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戰，是年當選新加坡橡膠公會主席。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橡膠頓時成為全世界需要的重要戰略物資，益和公司的業務隨著蒸蒸日上，分支機構遍及馬來亞、泰國、印尼、越南等地。抗戰初期，陳六使擁護祖國抵禦日本侵略，積極參與陳嘉庚領導下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所發動的抗日捐款及救國活動。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馬來亞及新加坡。次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英軍投降，樹膠業務全部停頓。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新、馬重新回到英國懷抱，益和公司亦恢復營業。隨著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復甦，陳六使的益和公司和李光前﹝註二﹞的南益公司迅速發展成為新、馬最大的兩家橡膠企業集團。一九四八年韓戰爆發，橡膠輸出業務達到最高峰。除橡膠外，陳六使尚投資於保險、銀行、造紙、水泥等事業，成為東南亞著名的華人企業家與華僑商界領袖。
陳六使不但善於經營工商企業，也十分投入社會公益及熱愛中華文化，積極參與新加坡華人社團的活動。他於戰後歷任福建會館主席、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多年。由於身受少年失學之苦，早年在商界浮沉磨鍊，倍覺艱辛。迨至壯年事業有成，在僑界嶄露頭角之後，對於教育的提倡與資助不遺餘力；尤其出錢出力，興建與擴充華文源流的中小學校，從不後人。他於一九四九年繼陳嘉庚出任福建會館第十屆主席，至一九七二年第二十屆卸任，曾兼任會館屬下的道南、愛同、崇僑、光華、南僑五間華校的董事長，達二十二年之久﹝註三﹞，捐助華僑社會各種教育、文化、慈善事業巨額款項不計其數。他還擔任陳嘉庚創辦於一九二四年，歷史悠久的南洋商報董事長多年。
陳六使於一九五零年當選中華總商會會長後，曾聯合新加坡華人領袖及社團會館，向英國殖民政府爭取新加坡華人及其他族群居民應有的合法公民權利。他曾率領華人社團在飛機場（按：五零年代的「加冷機場」）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英人非但在戰爭期間未盡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責任，戰後且回來繼續大施剝削，新、馬人民應該站起來為爭取公民權益而奮鬥。一九五三年，陳六使與葉平玉、高德根等華人領袖，代表中華總商會與殖民政府制憲委員會主席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l）商談華人公民權利問題，為日後新加坡非土生居民之取得公民權，舖開道路。他說明他的態度：「就華人與南洋群島的關係而言，已有千餘年的歷史。我們的祖先披荊斬棘，從事開發地方，特別是百多年來，地方上的建設與繁榮多有華人的血汗，華人無論在何處都是愛好和平，愛護地方並能與各族相安共處的。這是華人傳統的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並無其他要求。」
英人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於一八一九年登陸新加坡，建立東印度公司貿易基地。一八二四年英國人把新加坡、檳城（Penang）、麻六甲（Malacca）三地合組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白人總督統治。殖民政府的文官及教育系統，百餘年來完全延用英國制度，因此政府公務員、學校校長教員、洋行職員等，除了高級官員及主管是英國人外，其他中低層職位幾乎都由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即所謂「英校生」），以及一些來自印度或錫蘭的英藉子民擔任。一八六零年，福建移民成立新加坡福建會館，一九零六年開始興辦第一間華文學校供華人子弟就讀。一九五零年，新加坡、馬來亞唯一的大學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陳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幣三十萬元，但是華校中學畢業生卻沒有資格報考。讀中文學校的華人子弟（所謂「華校生」），在新、馬沒有地位，進不了政府機構和洋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們被讀英文說英語、具有強烈優越感的英校生所歧視。
發動創辦華文大學
陳六使有鑒於華校子弟升學無門，華校生全然被摒棄於主流社會門外，乃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在福建會館執監委聯席會議上提議創辦華文大學。他率先捐獻叻幣五百萬元（按當時的匯率約美金一百七十萬元），號召華人社會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創辦一所自己的高等學府。他並以福建會館主席的身份，承諾捐出座落於裕廊律（路），面積五百二十英畝的一大片會館土地，作為建校之用。福建會館常委李光前也慨允認捐實收捐款總額百分之三十。陳、李二氏登高一呼，得到全僑社會熱烈響應，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馬華商聯會帶頭公開支持建校的各種社團達二百七十九家。二月，建校籌備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定名大學為「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並邀請學者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籌劃建校事宜。新加坡、馬來亞各界呼籲捐款建校的運動隨即展開，華僑居民們無不慷慨解囊，大小捐款源源而來。打工的老百姓捐出一日所得，街市小販們更發動各種「義賣」活動：三輪車「義踏」、的士（計程車）「義駛」、理髮師「義剪」、大排擋「義炒」…等等，收下的義款雖然是些零星小鈔，卻是積少成多，眾志成城，而這些義舉更刺激帶動了大商號、富裕人家更多的捐獻。四月，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發表宣言，揭示創立大學的宗旨：（一）為華校中學畢業生廣開深造之門；（二）為華文中學培植師資；（三）為新加坡造就專門人才；（四）為適應人口增加及社會經濟發展之需要。並鄭重指陳：南洋大學以歷史背景與特殊環境，一切設施，除具國際著名大學一般宗旨外，尚有兩大特質：（一）溝通東西文化；（二）發展馬來亞文化﹝註四﹞。新馬為多元民族（包括華、巫、印、英、歐亞各族）共處的社會，為了不刺激其他族群，視華族在製造單一族群的勢力，後面兩項特質的宣示，是非常週到而必要的。五月五日，南洋大學以「南洋大學有限公司」的形態正式獲得英國海峽殖民政府准許註冊，取得法人地位，建校工作隨即展開，並成立「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推舉陳六使任主席。六月，南大執委會正式接受福建會館捐贈的裕廊「雲南園」建校土地。七月二十六日，南洋大學正式在裕廊校址舉行奠基典禮，開始興建校舍。圖書館大樓採用中國宮殿式的設計，紅柱白牆，充分顯現海外華僑對於中華文化的尊崇與嚮往。陳六使在典禮上慷慨發言道：「我們是在這塊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種子，我們的文化在這裏將與日月同光，天地共存。…華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絕對不能被淘汰。否則身為華人而無華人的文化，雖仍然為華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這種人我們實不知何以名之！」他後來也常說：「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於新馬而言財富，充其量試忝列丙與丁間，乃竊不自揆，仍然倡辦大學，是何異一簣之士妄求為九仞之山？余之膽所以如此其大者，蓋借我三百餘萬華人之膽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堅者，蓋持我三百多萬華人之志以為志耳。」壯哉斯言！
敦聘林語堂博士出任南大校長
為了把南大辦成東南亞第一流的華文大學，南大執委會決定向國外敦請第一流的教育家出任校長。執委會的第一人選是前北大校長胡適。胡適於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前赴美，一九五三年剛自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卸任，赴台灣短期講學，婉謝邀請。再請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因他正在美國以清華基金協助在美學人作研究，沒有成功。最後請到了在美國辦《天風》雜誌的世界級大文學家、語言學家林語堂博士。林博士與南洋福建華僑頗有淵源，原來他也是閩南人，早年曾在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當過教授和文科主任。林博士受聘後立即在美國招兵買馬，網羅了一批優秀的教授和管理人員共十一人（包括黎東方博士、熊式一博士、胡博淵博士、嚴文郁博士等人），於一九五四年十月欣然就道，前來新加坡上任。林語堂是名滿天下的大文豪，又有「幽默大師」的美譽，其學識與眼界自然不同凡嚮，對於興建南洋大學具有崇高的宏觀與抱負。然而他久居美國，對於椰風蕉雨的南洋社會環境，以及華人成長與奮鬥的歷史背景似乎所知不多。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還是英國殖民地，由英國總督統治。林語堂到任的這一年，正值華文中學師生為反對強制服國民兵役而與政府鬧得不可開交之際，五月間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與警方發生衝突，學生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法庭控以擾亂秩序及蔑視政府之罪。林語堂一行人到新加坡的時候，案子還未了結。這次反政府事件，顯現左派份子操縱華校鼓動學潮的實力，影響所及，民族主義抬頭，華人社團介入，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大力壓制。這股力量逐漸從學校發展到工會、會館、同業公會…，逐漸延伸至華人社會各個階層。是時韓戰結束不久，「抗美援朝」的旗幟漂洋過海而來，左傾份子們「反對殖民統治」、「清除所有帝國主義的特權」、「擺脫一切外國的控制」…等等口號喊得震天價嚮。來自美國的，反共的林語堂，自然不在左派支持之列。
林語堂一行人於十月二日抵達新加坡。第二天，由陳六使、連瀛洲、高德根等華僑領袖們陪同，在中華總商會舉行會議，宣佈創辦南洋大學的宗旨和方針。創學宗旨是：一、學生必須學貫中西，所學能有所用；二、設立文學、商學及理工三個學院，使人人有一技之長。辦學方針是：提倡電化教育、辦理成人教育、設立獎學金、實行導師制、創設大學出版部、提倡學術研究、與歐美大學交換教授、兼收男女學生。校長視事之後，對執委會提出他的辦學理念：一、行政方面，實行分層負責制度，大學行政由校長全權負責；二、教務方面，教授享有絕對的思想自由，與政治徹底絕緣；財務方面，力求預算完整，財源充裕，開支公正平均。﹝註五﹞
站在純教育立場，林校長所揭櫫的精神和計畫，的確是創辦一流大學所必備的條件，無懈可擊。然而在現實環境裡，帶著幾分「智識份子的驕傲」的林校長，他的期望與南洋華僑們的單純想法存在著先天上的差距，以至與身負監督創校責任的南大執委會之間，時現格格不入之處。首先，在落實理想項目的順序上，便發生歧見。舉一個例，林語堂主張購買大量圖書及器材以建立第一流的圖書館和實驗室，而執委會諸人卻主張儘早開學授課，以早日達到作育華裔子弟的目的，至於圖書館和實驗室，似可一面開課一面充實，尤其建校經費有限，開學後可以學費收入補充後兩者所需的費用。林語堂認為不可因陋就簡，草草開課，使南大成為一所基礎薄弱、設備貧乏的學校。其次，林語堂到任時校舍已經開始興建，他發現校園佈置和校舍功能的設計，與理想相去甚遠，事前既無人徵求他的意見，事後也竟無置喙的餘地。他認為正在施工中的圖書館中式建築大而不當，浪費空間，主張更改部份設計以增加藏書空間及改善採光設備。尤其對於校舍未經他規劃即逕行發包，而包商又是執委會中人，十分不滿。
理念分歧，校長憤而離去
南洋華僑對於林語堂博士以及隨他而來的教授們崇敬有加，視之猶如神仙下凡，為南大所託得人而慶幸，人人都翹首期望心目中的第一流華文大學能夠早日開學授課。他們很難了解為何辦一間大學，還有比老師教課學生上堂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更沒想到用那一點一滴捐來的錢所建的校舍，竟得不到這批國外學者專家之一顧。由這件事可以看出，林語堂開辦大學的出發點是純學術的，他性情耿介，追求完美，讀書人脾氣，不通人情世故，頗不屑於商人出身的執委們的一些行事作風；雖然他自己在人事安排上也非全無落人口實之處（註六）。另一方面，華僑們辦大學的目的是現實的，他們急於打開高中學生升學之門，以商人的立場自然也考慮到大學辦成後的週邊附加價值，例如帶動附近市面繁榮，土地增值等。
這種理念的分歧，在林語堂向執委會提出一份完整，第一年需款叻幣一千萬元的建校預算後，達到高峰。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執委會開會討論大學預算清單，結論是金額超過預期一倍，執委會無力再行籌措增加的資金，要求刪減。林語堂則堅持不按預算執行，絕對不可能把南大建成第一流高等學府。這些大小爭執，逐漸從會議室延伸到媒體上互相攻擊（陳六使首先對報紙批評預算），更進而形成林、陳之間的對立。兩人的公開交惡，難免沒有小人從中挑撥的成分，而親共的左派媒體也從中推波助瀾，濫事批評，造成難以排解的心結。據說林語堂曾為外界批評一事質問陳六使，把他從客廳逼出後院，嚇得他瞠目結舌，不知所措。（註七）執委會與校長雙方互不相讓，不到半年弄至水火不容，終於撕破了臉。林語堂宣佈辭職，正式寫信給執委會，要求結算他及他帶來的教職員聘約三年的全部薪津。陳六使見事已至此，二話不說，拿出支票簿，簽下叻幣三十五萬多元，一次付清。陳六使並未動用華僑捐獻的南大建校基金，他自己支付了這筆鉅款。媒體報導此事後，坊間一時議論紛紛，對於林校長要求賠款之事半信半疑，認為他乃國際聞名的學者，如今跟陳六使鬧翻，無非是爭個「理」字或「氣」字，當「理」或「氣」得到公道後，一定會把這筆錢捐回給南大。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林大師一行人搭機回美那天，華僑們還在期望他們在機場召開記者會，當著前來送行的陳六使的面，漂亮地把錢捐出。但是天真的華僑們失望了。
這個事件產生了後遺症，華僑們發現清高的教授們還是愛談錢的，從此南大把教授當作僱員看待，教授聘書變成「僱用合約」，工作及離職條款比照政府法律，其他權利義務則都向僱主──大學當局一面倒。林語堂離開後，執委會聘張天澤為行政委員會主席，繼續推行校務。
在此順便一提筆者認識的兩位與南洋大學有關的人物。第一位是馬大客座教授胡博淵博士（註八），筆者於一九六二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工學院陳鴻基教授的宴會上第一次見到他。胡博士留美（麻省理工學院及匹茲堡大學）專攻礦冶及石油工程，抗戰期間曾任貴州交通大學分校校長，一九五五年轉任馬大以前，曾短暫擔任過南大理工學院院長。筆者與胡博士此後相交十餘年，受教良多，一九七零年代他長居新加坡潛心禮佛後，才無緣再見。另外一位是筆者從小就認識的連士升先生（註九），他是先父民國二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學的學生，抗戰期間在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教書。戰後移居新加坡，任南洋商報（董事長陳六使）總主筆，南大創校時期兼任籌備委員會宣傳組主任。連先生夫婦於一九七一年特自新加坡來怡保看望筆者一家，笑談北平、香港及重慶往事甚是歡喜。
南大開課、華校生升學有門
一九五四年底，南大校舍陸續完工啟用，一九五五年六月，大學先修班開始上課。次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入學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別就讀於文學、理學、商學三院，以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陳六使在開學典禮上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宣告：「今天是海外華人最光榮的日子，因為數百年前華僑南渡，經歷無數的折磨與苦難，終於憑本身的力量與奮鬥，今日建立起一間大學。」一九五七年陳六使六十歲誕辰那天，南大學生會在祝壽信中寫道：
正當華文教育遭受極大迫害之際，先生奮力號召南洋各界人士起來創建南洋唯一華文大學 ---- 事實上也是海外華人有史以來自己創辦的第一間規模完備的大學，以維護及發揚中華文化，在這偉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終以任勞任怨的精神，積極領導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難，共同為創造南洋大學而努力，南洋大學有今日，先生之功績是不可估計的，先生之令名將與南洋大學同垂久遠。
一九五八年初第一期新校舍全部落成，三月三十日舉行開幕典禮，陳六使與當時的新加坡總督顧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一同為南洋大學落成紀念碑主持揭幕。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學生畢業；這一年，新加坡政府和南大執委會共同聘請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洪煨蓮、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胡思威（A.E. Hulsewe）等五人評議委員會來校考察，擬訂報告，對南大組織、行政、課程、教職員、考試、學生生活等分別提出批評及建議，作為改進校務的借鏡。一九六二年，第一屆南大理事會成立。根據「南洋大學法」，理事包括：新加坡、馬來亞十二州各推舉一人，新加坡政府代表三人，大學教務會議及畢業生同學會各推舉兩人，共十九人，全體理事公推陳六使為理事會主席。一九六三年，入學新生增至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同年，陳六使以「建校已成，年事已高」為由請辭理事會主席（是年九月失去新加坡公民權），職務由檳城代表劉玉水暫代。次年，第二屆理事會同意陳六使辭職，推舉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德根繼任。
在陳六使擔任南大理事會主席的十二年間，對於校舍建築、師資聘請、圖書儀器之添購、教學品質之提升、學生學位之爭取、校園福利之增進等方面，無不為學校的發展與前景竭盡心力。然而他的去職，多少還是與政府當局對華文教育的態度有關。
一九六六年，南大依據馬來亞大學王賡武教授的調查報告，改用新學制及增設榮譽學位，同時改善教職員待遇，以提高教學水準。新加坡政府隨即正式宣佈給予南洋大學跟新加坡大學同等的待遇。一九六八年，教育部長王邦文在第九屆畢業典禮上宣佈政府承認南大學位。次年，聘請黃麗松博士為校長。不久，南大第四屆理事會推舉大華銀行集團主席、福建會館主席黃德耀為理事會主席。一九七三年，黃麗松辭職轉任香港大學校長，由公共行政學者薛壽生繼任南大校長。一九七四年，教育部長李昭銘博士兼任校長，將南大行政、人事、學制、課程等進行徹底改革，並遵從政府雙語並重的政策，全部改用英語教學，南大逐漸去除以華文為主的大學特質。從這年起，南大停止在馬來西亞招生；這個決定引起馬來西亞華僑團體的不滿，因為當年南大建校，來自馬來亞華社的捐款為數不少。一九七六年李昭銘離職，前台灣東海大學校長吳德耀繼任。一九七八年，在理事會主席黃祖耀的努力下，南大恢復招收馬來西亞學生。不久，吳德耀校長辭職；因校長一職變動頻繁影響校務之推行，理事會決定不再聘請校長。
南大培養出來的大學畢業生生，與新大畢業生享有同等的就業機會嗎？答案是不盡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一九七零年代以前畢業的舊制南大生，其學位仍舊不被承認。第二、南大入學生大多是華校高中畢業生，大學課程又率多以中文講授，其畢業生的英文程度，比不上新大畢業生。第三、說英語的新加坡人普遍認為「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是左傾份子，他們效忠中國，因此不被信任。當然這不可一概而論，筆者在大石水泥公司手下有南大商科及理科早期畢業生多人，他們中英文俱佳，素質均極優秀。
資料來源 : 大馬華社研究論文資料庫 http://myedu.hibiscusrealm.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5&Itemid=49
作者： 陶恒生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二月，筆者從台灣到馬來亞吉隆坡，服務於馬來亞工礦公司峇都水泥廠，一九六三年五月轉職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在馬來亞一共工作了十 八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才離開這個我全家視為第二故鄉的美麗的南洋之國。在這十八年期間，筆者以一個外僑的身份，親眼見到馬來亞、新加坡社會環境的變 遷以及政黨政治的演進，包括新、馬的重要選舉、緊急狀態的結束（一九六零）、大馬成立（一九六三）、新加坡加入大馬（一九六三）與退出（一九六五）、印尼 蘇卡諾政府恫言「粉碎馬來西亞」（一九六三～六四）、「五一三事件」（一九六九年的嚴重華巫流血衝突）、馬來西亞東姑首相下台（一九七零）、華文教育風波 （一九七二）…等一連串的大事。
大石水泥公司的大部份資金來自新加坡，董事長是新加坡富商、華僑領袖陳六使先生。陳董事長每隔半年從新加坡飛來怡保主持董事會議，會後視察工廠總是由筆者（時任廠長）陪同，他說廈門閩南話，我則以不甚流利的台灣話跟他交談。有一次他問我：「苦力工唔夠用嘸？」嚇了我一大跳。其實他是在問我薪水夠不夠用，這好比大陸管薪水叫「工資」、香港叫「糧銀」一樣，並無輕侮之意。事實上早期漂洋過海來到南洋的「打工仔」，一上岸就做碼頭苦力或建築工人的，所在多有。馬來亞工礦公司的老闆拿督斯里林添良，在發跡成為大建築家之前，做過建築工人。陳六使也從不諱言他十幾歲來南洋在橡膠園當割膠工人的往事。他們早年都是靠賺「苦力工」養家活口的。
我聽到陳六使的大名，非自大石水泥公司開始。早在我到吉隆坡之初，陳六使與林語堂為新加坡南洋大學建校而產生的恩恩怨怨，還在餘波盪漾，因此聽到不少關於他為造福華僑子弟而創辦華文大學的事跡。等到我進大石，剛好碰上陳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權被政府取消，護照被註銷，頓時喪失了國籍。從新加坡到怡保短短的距離，飛機航程一個多小時，陳六使卻需花一個多月的時間去申請一張無國籍的的馬來亞入境簽證。那時我對於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的印象，是從報紙上看到他帶著穿開領白襯衫的閣員們出席就任典禮，然後每個星期天帶著閣員們上街作拔草、清垃圾等勞動工作。
林語堂認為陳六使不懂教育而拂袖而去，李光耀認為他是華人「沙文主義者」而剝奪其公民權，陳六使到底是何許人也？
膠園工人出身的陳六使
陳六使，福建人，一八九七（清光緒二十三年）農曆五月八日生於同安縣集美村，幼年就讀於村中集美小學。一九一六年隨胞兄文確南渡馬來亞謀生，據說他本名陳文使，因登岸填寫表格筆劃不清而誤為「六使」。六使先在鄉長陳嘉庚﹝註一﹞的謙益橡膠公司當膠園工人，後以工作勤奮，又讀過書，半年後調至新加坡工廠任文員學習買賣。一九二四年陳六使二十七歲，已經熟諳膠園種植技術和橡膠買賣等作業，乃離開陳嘉庚自立門戶，與兄陳文確合創益和橡膠公司。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開始不景氣幸能渡過。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戰，是年當選新加坡橡膠公會主席。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橡膠頓時成為全世界需要的重要戰略物資，益和公司的業務隨著蒸蒸日上，分支機構遍及馬來亞、泰國、印尼、越南等地。抗戰初期，陳六使擁護祖國抵禦日本侵略，積極參與陳嘉庚領導下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所發動的抗日捐款及救國活動。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馬來亞及新加坡。次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英軍投降，樹膠業務全部停頓。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新、馬重新回到英國懷抱，益和公司亦恢復營業。隨著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復甦，陳六使的益和公司和李光前﹝註二﹞的南益公司迅速發展成為新、馬最大的兩家橡膠企業集團。一九四八年韓戰爆發，橡膠輸出業務達到最高峰。除橡膠外，陳六使尚投資於保險、銀行、造紙、水泥等事業，成為東南亞著名的華人企業家與華僑商界領袖。
陳六使不但善於經營工商企業，也十分投入社會公益及熱愛中華文化，積極參與新加坡華人社團的活動。他於戰後歷任福建會館主席、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多年。由於身受少年失學之苦，早年在商界浮沉磨鍊，倍覺艱辛。迨至壯年事業有成，在僑界嶄露頭角之後，對於教育的提倡與資助不遺餘力；尤其出錢出力，興建與擴充華文源流的中小學校，從不後人。他於一九四九年繼陳嘉庚出任福建會館第十屆主席，至一九七二年第二十屆卸任，曾兼任會館屬下的道南、愛同、崇僑、光華、南僑五間華校的董事長，達二十二年之久﹝註三﹞，捐助華僑社會各種教育、文化、慈善事業巨額款項不計其數。他還擔任陳嘉庚創辦於一九二四年，歷史悠久的南洋商報董事長多年。
陳六使於一九五零年當選中華總商會會長後，曾聯合新加坡華人領袖及社團會館，向英國殖民政府爭取新加坡華人及其他族群居民應有的合法公民權利。他曾率領華人社團在飛機場（按：五零年代的「加冷機場」）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英人非但在戰爭期間未盡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責任，戰後且回來繼續大施剝削，新、馬人民應該站起來為爭取公民權益而奮鬥。一九五三年，陳六使與葉平玉、高德根等華人領袖，代表中華總商會與殖民政府制憲委員會主席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l）商談華人公民權利問題，為日後新加坡非土生居民之取得公民權，舖開道路。他說明他的態度：「就華人與南洋群島的關係而言，已有千餘年的歷史。我們的祖先披荊斬棘，從事開發地方，特別是百多年來，地方上的建設與繁榮多有華人的血汗，華人無論在何處都是愛好和平，愛護地方並能與各族相安共處的。這是華人傳統的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並無其他要求。」
英人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於一八一九年登陸新加坡，建立東印度公司貿易基地。一八二四年英國人把新加坡、檳城（Penang）、麻六甲（Malacca）三地合組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白人總督統治。殖民政府的文官及教育系統，百餘年來完全延用英國制度，因此政府公務員、學校校長教員、洋行職員等，除了高級官員及主管是英國人外，其他中低層職位幾乎都由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即所謂「英校生」），以及一些來自印度或錫蘭的英藉子民擔任。一八六零年，福建移民成立新加坡福建會館，一九零六年開始興辦第一間華文學校供華人子弟就讀。一九五零年，新加坡、馬來亞唯一的大學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陳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幣三十萬元，但是華校中學畢業生卻沒有資格報考。讀中文學校的華人子弟（所謂「華校生」），在新、馬沒有地位，進不了政府機構和洋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們被讀英文說英語、具有強烈優越感的英校生所歧視。
發動創辦華文大學
陳六使有鑒於華校子弟升學無門，華校生全然被摒棄於主流社會門外，乃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在福建會館執監委聯席會議上提議創辦華文大學。他率先捐獻叻幣五百萬元（按當時的匯率約美金一百七十萬元），號召華人社會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創辦一所自己的高等學府。他並以福建會館主席的身份，承諾捐出座落於裕廊律（路），面積五百二十英畝的一大片會館土地，作為建校之用。福建會館常委李光前也慨允認捐實收捐款總額百分之三十。陳、李二氏登高一呼，得到全僑社會熱烈響應，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馬華商聯會帶頭公開支持建校的各種社團達二百七十九家。二月，建校籌備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定名大學為「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並邀請學者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籌劃建校事宜。新加坡、馬來亞各界呼籲捐款建校的運動隨即展開，華僑居民們無不慷慨解囊，大小捐款源源而來。打工的老百姓捐出一日所得，街市小販們更發動各種「義賣」活動：三輪車「義踏」、的士（計程車）「義駛」、理髮師「義剪」、大排擋「義炒」…等等，收下的義款雖然是些零星小鈔，卻是積少成多，眾志成城，而這些義舉更刺激帶動了大商號、富裕人家更多的捐獻。四月，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發表宣言，揭示創立大學的宗旨：（一）為華校中學畢業生廣開深造之門；（二）為華文中學培植師資；（三）為新加坡造就專門人才；（四）為適應人口增加及社會經濟發展之需要。並鄭重指陳：南洋大學以歷史背景與特殊環境，一切設施，除具國際著名大學一般宗旨外，尚有兩大特質：（一）溝通東西文化；（二）發展馬來亞文化﹝註四﹞。新馬為多元民族（包括華、巫、印、英、歐亞各族）共處的社會，為了不刺激其他族群，視華族在製造單一族群的勢力，後面兩項特質的宣示，是非常週到而必要的。五月五日，南洋大學以「南洋大學有限公司」的形態正式獲得英國海峽殖民政府准許註冊，取得法人地位，建校工作隨即展開，並成立「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推舉陳六使任主席。六月，南大執委會正式接受福建會館捐贈的裕廊「雲南園」建校土地。七月二十六日，南洋大學正式在裕廊校址舉行奠基典禮，開始興建校舍。圖書館大樓採用中國宮殿式的設計，紅柱白牆，充分顯現海外華僑對於中華文化的尊崇與嚮往。陳六使在典禮上慷慨發言道：「我們是在這塊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種子，我們的文化在這裏將與日月同光，天地共存。…華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絕對不能被淘汰。否則身為華人而無華人的文化，雖仍然為華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這種人我們實不知何以名之！」他後來也常說：「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於新馬而言財富，充其量試忝列丙與丁間，乃竊不自揆，仍然倡辦大學，是何異一簣之士妄求為九仞之山？余之膽所以如此其大者，蓋借我三百餘萬華人之膽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堅者，蓋持我三百多萬華人之志以為志耳。」壯哉斯言！
敦聘林語堂博士出任南大校長
為了把南大辦成東南亞第一流的華文大學，南大執委會決定向國外敦請第一流的教育家出任校長。執委會的第一人選是前北大校長胡適。胡適於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前赴美，一九五三年剛自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卸任，赴台灣短期講學，婉謝邀請。再請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因他正在美國以清華基金協助在美學人作研究，沒有成功。最後請到了在美國辦《天風》雜誌的世界級大文學家、語言學家林語堂博士。林博士與南洋福建華僑頗有淵源，原來他也是閩南人，早年曾在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當過教授和文科主任。林博士受聘後立即在美國招兵買馬，網羅了一批優秀的教授和管理人員共十一人（包括黎東方博士、熊式一博士、胡博淵博士、嚴文郁博士等人），於一九五四年十月欣然就道，前來新加坡上任。林語堂是名滿天下的大文豪，又有「幽默大師」的美譽，其學識與眼界自然不同凡嚮，對於興建南洋大學具有崇高的宏觀與抱負。然而他久居美國，對於椰風蕉雨的南洋社會環境，以及華人成長與奮鬥的歷史背景似乎所知不多。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還是英國殖民地，由英國總督統治。林語堂到任的這一年，正值華文中學師生為反對強制服國民兵役而與政府鬧得不可開交之際，五月間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與警方發生衝突，學生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法庭控以擾亂秩序及蔑視政府之罪。林語堂一行人到新加坡的時候，案子還未了結。這次反政府事件，顯現左派份子操縱華校鼓動學潮的實力，影響所及，民族主義抬頭，華人社團介入，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大力壓制。這股力量逐漸從學校發展到工會、會館、同業公會…，逐漸延伸至華人社會各個階層。是時韓戰結束不久，「抗美援朝」的旗幟漂洋過海而來，左傾份子們「反對殖民統治」、「清除所有帝國主義的特權」、「擺脫一切外國的控制」…等等口號喊得震天價嚮。來自美國的，反共的林語堂，自然不在左派支持之列。
林語堂一行人於十月二日抵達新加坡。第二天，由陳六使、連瀛洲、高德根等華僑領袖們陪同，在中華總商會舉行會議，宣佈創辦南洋大學的宗旨和方針。創學宗旨是：一、學生必須學貫中西，所學能有所用；二、設立文學、商學及理工三個學院，使人人有一技之長。辦學方針是：提倡電化教育、辦理成人教育、設立獎學金、實行導師制、創設大學出版部、提倡學術研究、與歐美大學交換教授、兼收男女學生。校長視事之後，對執委會提出他的辦學理念：一、行政方面，實行分層負責制度，大學行政由校長全權負責；二、教務方面，教授享有絕對的思想自由，與政治徹底絕緣；財務方面，力求預算完整，財源充裕，開支公正平均。﹝註五﹞
站在純教育立場，林校長所揭櫫的精神和計畫，的確是創辦一流大學所必備的條件，無懈可擊。然而在現實環境裡，帶著幾分「智識份子的驕傲」的林校長，他的期望與南洋華僑們的單純想法存在著先天上的差距，以至與身負監督創校責任的南大執委會之間，時現格格不入之處。首先，在落實理想項目的順序上，便發生歧見。舉一個例，林語堂主張購買大量圖書及器材以建立第一流的圖書館和實驗室，而執委會諸人卻主張儘早開學授課，以早日達到作育華裔子弟的目的，至於圖書館和實驗室，似可一面開課一面充實，尤其建校經費有限，開學後可以學費收入補充後兩者所需的費用。林語堂認為不可因陋就簡，草草開課，使南大成為一所基礎薄弱、設備貧乏的學校。其次，林語堂到任時校舍已經開始興建，他發現校園佈置和校舍功能的設計，與理想相去甚遠，事前既無人徵求他的意見，事後也竟無置喙的餘地。他認為正在施工中的圖書館中式建築大而不當，浪費空間，主張更改部份設計以增加藏書空間及改善採光設備。尤其對於校舍未經他規劃即逕行發包，而包商又是執委會中人，十分不滿。
理念分歧，校長憤而離去
南洋華僑對於林語堂博士以及隨他而來的教授們崇敬有加，視之猶如神仙下凡，為南大所託得人而慶幸，人人都翹首期望心目中的第一流華文大學能夠早日開學授課。他們很難了解為何辦一間大學，還有比老師教課學生上堂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更沒想到用那一點一滴捐來的錢所建的校舍，竟得不到這批國外學者專家之一顧。由這件事可以看出，林語堂開辦大學的出發點是純學術的，他性情耿介，追求完美，讀書人脾氣，不通人情世故，頗不屑於商人出身的執委們的一些行事作風；雖然他自己在人事安排上也非全無落人口實之處（註六）。另一方面，華僑們辦大學的目的是現實的，他們急於打開高中學生升學之門，以商人的立場自然也考慮到大學辦成後的週邊附加價值，例如帶動附近市面繁榮，土地增值等。
這種理念的分歧，在林語堂向執委會提出一份完整，第一年需款叻幣一千萬元的建校預算後，達到高峰。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執委會開會討論大學預算清單，結論是金額超過預期一倍，執委會無力再行籌措增加的資金，要求刪減。林語堂則堅持不按預算執行，絕對不可能把南大建成第一流高等學府。這些大小爭執，逐漸從會議室延伸到媒體上互相攻擊（陳六使首先對報紙批評預算），更進而形成林、陳之間的對立。兩人的公開交惡，難免沒有小人從中挑撥的成分，而親共的左派媒體也從中推波助瀾，濫事批評，造成難以排解的心結。據說林語堂曾為外界批評一事質問陳六使，把他從客廳逼出後院，嚇得他瞠目結舌，不知所措。（註七）執委會與校長雙方互不相讓，不到半年弄至水火不容，終於撕破了臉。林語堂宣佈辭職，正式寫信給執委會，要求結算他及他帶來的教職員聘約三年的全部薪津。陳六使見事已至此，二話不說，拿出支票簿，簽下叻幣三十五萬多元，一次付清。陳六使並未動用華僑捐獻的南大建校基金，他自己支付了這筆鉅款。媒體報導此事後，坊間一時議論紛紛，對於林校長要求賠款之事半信半疑，認為他乃國際聞名的學者，如今跟陳六使鬧翻，無非是爭個「理」字或「氣」字，當「理」或「氣」得到公道後，一定會把這筆錢捐回給南大。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林大師一行人搭機回美那天，華僑們還在期望他們在機場召開記者會，當著前來送行的陳六使的面，漂亮地把錢捐出。但是天真的華僑們失望了。
這個事件產生了後遺症，華僑們發現清高的教授們還是愛談錢的，從此南大把教授當作僱員看待，教授聘書變成「僱用合約」，工作及離職條款比照政府法律，其他權利義務則都向僱主──大學當局一面倒。林語堂離開後，執委會聘張天澤為行政委員會主席，繼續推行校務。
在此順便一提筆者認識的兩位與南洋大學有關的人物。第一位是馬大客座教授胡博淵博士（註八），筆者於一九六二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工學院陳鴻基教授的宴會上第一次見到他。胡博士留美（麻省理工學院及匹茲堡大學）專攻礦冶及石油工程，抗戰期間曾任貴州交通大學分校校長，一九五五年轉任馬大以前，曾短暫擔任過南大理工學院院長。筆者與胡博士此後相交十餘年，受教良多，一九七零年代他長居新加坡潛心禮佛後，才無緣再見。另外一位是筆者從小就認識的連士升先生（註九），他是先父民國二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學的學生，抗戰期間在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教書。戰後移居新加坡，任南洋商報（董事長陳六使）總主筆，南大創校時期兼任籌備委員會宣傳組主任。連先生夫婦於一九七一年特自新加坡來怡保看望筆者一家，笑談北平、香港及重慶往事甚是歡喜。
南大開課、華校生升學有門
一九五四年底，南大校舍陸續完工啟用，一九五五年六月，大學先修班開始上課。次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入學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別就讀於文學、理學、商學三院，以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陳六使在開學典禮上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宣告：「今天是海外華人最光榮的日子，因為數百年前華僑南渡，經歷無數的折磨與苦難，終於憑本身的力量與奮鬥，今日建立起一間大學。」一九五七年陳六使六十歲誕辰那天，南大學生會在祝壽信中寫道：
正當華文教育遭受極大迫害之際，先生奮力號召南洋各界人士起來創建南洋唯一華文大學 ---- 事實上也是海外華人有史以來自己創辦的第一間規模完備的大學，以維護及發揚中華文化，在這偉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終以任勞任怨的精神，積極領導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難，共同為創造南洋大學而努力，南洋大學有今日，先生之功績是不可估計的，先生之令名將與南洋大學同垂久遠。
一九五八年初第一期新校舍全部落成，三月三十日舉行開幕典禮，陳六使與當時的新加坡總督顧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一同為南洋大學落成紀念碑主持揭幕。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學生畢業；這一年，新加坡政府和南大執委會共同聘請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洪煨蓮、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胡思威（A.E. Hulsewe）等五人評議委員會來校考察，擬訂報告，對南大組織、行政、課程、教職員、考試、學生生活等分別提出批評及建議，作為改進校務的借鏡。一九六二年，第一屆南大理事會成立。根據「南洋大學法」，理事包括：新加坡、馬來亞十二州各推舉一人，新加坡政府代表三人，大學教務會議及畢業生同學會各推舉兩人，共十九人，全體理事公推陳六使為理事會主席。一九六三年，入學新生增至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同年，陳六使以「建校已成，年事已高」為由請辭理事會主席（是年九月失去新加坡公民權），職務由檳城代表劉玉水暫代。次年，第二屆理事會同意陳六使辭職，推舉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德根繼任。
在陳六使擔任南大理事會主席的十二年間，對於校舍建築、師資聘請、圖書儀器之添購、教學品質之提升、學生學位之爭取、校園福利之增進等方面，無不為學校的發展與前景竭盡心力。然而他的去職，多少還是與政府當局對華文教育的態度有關。
一九六六年，南大依據馬來亞大學王賡武教授的調查報告，改用新學制及增設榮譽學位，同時改善教職員待遇，以提高教學水準。新加坡政府隨即正式宣佈給予南洋大學跟新加坡大學同等的待遇。一九六八年，教育部長王邦文在第九屆畢業典禮上宣佈政府承認南大學位。次年，聘請黃麗松博士為校長。不久，南大第四屆理事會推舉大華銀行集團主席、福建會館主席黃德耀為理事會主席。一九七三年，黃麗松辭職轉任香港大學校長，由公共行政學者薛壽生繼任南大校長。一九七四年，教育部長李昭銘博士兼任校長，將南大行政、人事、學制、課程等進行徹底改革，並遵從政府雙語並重的政策，全部改用英語教學，南大逐漸去除以華文為主的大學特質。從這年起，南大停止在馬來西亞招生；這個決定引起馬來西亞華僑團體的不滿，因為當年南大建校，來自馬來亞華社的捐款為數不少。一九七六年李昭銘離職，前台灣東海大學校長吳德耀繼任。一九七八年，在理事會主席黃祖耀的努力下，南大恢復招收馬來西亞學生。不久，吳德耀校長辭職；因校長一職變動頻繁影響校務之推行，理事會決定不再聘請校長。
南大培養出來的大學畢業生生，與新大畢業生享有同等的就業機會嗎？答案是不盡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一九七零年代以前畢業的舊制南大生，其學位仍舊不被承認。第二、南大入學生大多是華校高中畢業生，大學課程又率多以中文講授，其畢業生的英文程度，比不上新大畢業生。第三、說英語的新加坡人普遍認為「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是左傾份子，他們效忠中國，因此不被信任。當然這不可一概而論，筆者在大石水泥公司手下有南大商科及理科早期畢業生多人，他們中英文俱佳，素質均極優秀。
資料來源 : 大馬華社研究論文資料庫 http://myedu.hibiscusrealm.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5&Itemi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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