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賈平凹的創作時不能不說到他的語言實踐和語言策略,這其中主要的是古白話、文言、土語的運用。他的許多散文小品幾乎純用文言寫成,《廢都》、《白夜》則帶有很強的明清話本小說的風格,而自“商州”系列以來一直到近作《高老莊》、《懷念狼》,都夾雜著大量的方言土語。

  
賈平凹曾在散文《說話》(1993)中講自己不會講普通話,說他習慣於生活在方言的天地裏。就一般通行的文學語言觀而言,當然是提倡以現代典範的白話文作品為標準的,但為了語言的生動,可以在改造的前提下使用一些方言和古語,這是建立在修辭的前提下的,但是像賈平凹這樣大規模地使用方言或古語(如果明清白話也屬於古語的範疇的話,因為它們區別於現代白話即現代漢語)就不僅僅是一種修辭策略,不僅僅是一種語體效果了。

  

如果稍稍說開去,這實際上關係到現代母語的建設與如何評價五四以來的現代漢語的歷史進程問題,事實上,我們現代白話文的歷史還很短,還不足百年,企望或認為這近百年的歷史就能誕生成熟的語言,那是幼稚的。回顧這段漢語的歷程,我們會發現,它受到太多的文化立場的干擾,受到了太多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也許,當年腰斬漢語自然演進的歷史是對的,因為首先的目的不一定是語言,而是文化問題,要推翻阻斷舊文化,必須廢置它的傳播通道,同時,為了強調統一意識,也必須盡可能地限制方言的權力。


但是,如果時勢發生了變化呢?如果在“過”了之後認識到文化承傳的“不及”,認識到必須接通漢語的文化血脈,同時認識到“禮失而求諸野”,一方面是為了語言多樣性的需要,一方面也是為了豐富由方言帶來的語言文化資訊和由文言負載的文學意象,那麼,有沒有可能對我們的語言策略作一些調整,來重視古語與方言在新一輪文學語言建設中路子也是可以走的,他在小說中襲用了不少筆記小說和話本小說的文體風格,在散文中也繼承了明清小品的路數,目的決定了手段,關鍵不在於語言形式,而在於其涵蘊和傳播的人的作用?不僅是狹義的語言,廣義的語言也可以作如是觀,比如文體,賈平凹(不少作家也與賈平凹有相似相近的立場)認為現在的小說走的是域外引進的路子,其實,中國傳統的文內涵,這就是賈平凹的語言觀促使我們思考的問題的本質。

  

也許,賈平凹有著過多的本土文化的重負,在他的自然觀、城鄉觀、文人觀以及審美觀中,我們已經感到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推動和同樣強大的掣肘。





資料來源 : 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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