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閩商論道 2007-11-01
四、閩商“獨立性”面面觀
閩商是最不像“幫”的商幫，有人說中國人是“一個人是一條龍，三個人是一條蟲”，這話用來形容閩商，怕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閩商遍天下，但閩商多出“獨行俠”。若問閩商精神中最缺乏的是什麽？我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團隊精神。福建生意人的一個特别突出的特點是，散兵遊勇，生意再小也要自己當老闆，而不願意跟人合作，替人打工對他們而言更是萬不得已的“下策”或“末路”，他們中大多數人，寧願開個魚丸店，開個茶莊，甚至擺個小地攤，也要自己當“老闆”。
閩商這一性格，也體現在福建的許多俗語裏。“寧做雞頭，不當鳳尾”表達的是閩商的一種心跡，在福州商人圈中，“合字不好寫”常常既是商人對自己的告誡，也是對商業合作的一種評價。原本很好寫的“合”字，在福州商人那裏，確實成了天下最難寫的漢字之一。同樣，閩南也非常流行“不當老闆不算猛男”、“泉州多猛男”。
閩商習慣于單打獨鬥，缺乏團隊協作精神，使許多很有希望做大、做強的産業，因爲股東之間缺乏信任、老闆與員工之間的“非暴力不合作”，而無法做大做強。福建民營企業，創業初期大家都還團結一心，等發展到一定階段，彼此就開始出現内哄，拿怕再小，也要分家。過去，在福建家族中“四世同堂”并不鮮見，但企業合夥人之間能夠多年風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實在可以算得上傳奇。志同道合的朋友攜手打天下，到企業做出點樣子了，就難逃“分家”之厄。同胞手足之間也往往既不能同甘，也不能共苦，隨便一些波折，都會另起爐竈。
福建人更願意單打獨鬥、缺乏團隊協作精神原因何在？是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有待作深入探讨。我們試着作一初步的分析：
首先，由於福建海洋文化的不徹底性，閩商身上有着較濃厚傳統的小農意識。福建山多耕地稀少貧瘠，形成了在生産中既不需要協作卻重于自然資源争奪的傳統。有限的資源，艱難的生存環境，缺乏合作性的生産方式，契約精神的缺失，使閩人對于利益關系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損失這種“零和博弈”的水平上。
其次，閩商缺乏合作精神，跟早期出洋到海外的閩商的謀生手段、經營方式有一定關系。早期渡過海峽去台灣、下南洋的閩人，大多數以剪刀、菜刀、剃頭刀這“三把刀”起家，這樣的謀生手段和經營方式，常常連家庭作坊都算不上，是真正所謂“鼎子挂在草鞋鼻上”的單獨一人的營生。
最後，這種獨立的、不合作的性格，還與閩人的冒險性格有著内在的關係。浙商商會多，商會並不僅僅只是個排擾解難、互幫互助的組織，商會有組織健全、功能較強，對商人的自律，就産生約束作用。有學者認爲：浙商會對民營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動和自律作用。尤其是在企業的誠信方面，商會有較強的約束作用，如果哪個企業弄虛作假、不講信用，商會知道了，一公布，哪家企業就很難在當地發展下去。而這種約束，對於某些奉行“殺頭生意有人做，虧本生意沒人做”商業價值觀的閩商而言，是不可忍受的。
浙商之間的團結協作，更多的是以務實的態度，以項目等爲紐帶，以實現共享、共赢，因而也更符合現代商業精神。2004年底，紅豆等地處江蘇經濟發達地區的六家企業，嘗試進行跨地域、跨行業的“抱團”合作，以期實現從單打獨鬥到團隊競爭、從獨自承擔風險到風險共擔與互助互利，面對已經到來的國外跨國公司在家門口與中國企業展開實力競爭中，浙商的這種團隊精神，正是中國企業的一種力量所在，這也使浙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國傳統“商人”的範疇。
與浙商的合作互助精神相比較而言，潮商的互助合作，卻有着明顯的傳統親情文化、狹隘封閉的地域文化的意味。潮商的團結與協作，更與潮州話有着非常大的關系。在潮汕人“一條水布下南洋”的年代，一個潮汕人下了南洋，就可以投奔一個素不相識的另一個潮汕人。彼此間隻需一個“身份證”，那就是潮州話，潮州人是“會講潮州話，走遍天下都不怕”，潮州話有八個調，其它地區的人想蒙混進去，難如登天。
只要下南洋的年輕人會講潮州話，能說出他父母、親戚，對方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并幫助他，在他那裏白吃白住，直到找到工作，成家立業。當然，這種由特殊方言決定的互助，并不是建立在生人社會契約基礎上的真正的商業精神，以至于有人認爲，潮汕的開放隻不過是對潮汕人的開放，這是潮汕開放得那麽早，而仍然顯得極端封閉的一個原因。這種親緣情愫固然是阻礙了潮商腳下的一塊絆腳石，但也體現着潮商之間所具有的高度的親和力、凝聚力。
潮汕商會、浙江商會遍布全國及至海外各地，相比較而言，福建商會卻不多。閩商、漸商和潮商都能“走出去”，閩商同樣遍布全國各地，迄今走出省外投資的大大小小閩商，已超過250多萬，從1995年開始，福建商人在20多個省份成立的商會組織，不過100餘家，而且大多徒有一個殼子，起不到凝聚、協調、溝通等作用。
與此不同的是，人們常說“凡有潮州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凡有潮州人的地方就有潮州商會”，僅僅香港地區登記的潮汕人團體，就達100多個，這些團體之間互相支持、相互激勵、互通有無和信息，維護共同利益，更使潮汕商人少走了許多彎路。在浙江本地尤其是在溫州，商會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民間組織。包括服裝商會、煙具協會、眼鏡商會、家具商會、五金商會、合成革商會在内，僅一個溫州地區，就有遍布各地的130多個商會和行業協會。
閩商獨立性的另一面，是閩商很少拉幫結夥，幫派意識很淡薄，這跟水潑不進的潮汕商幫完全不同。閩商因其獨立性，他們不盲目排外，跟閩商打交道，很容易看出他們大都不排斥外地人。在散兵遊勇的另一面，卻表現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對異質文化的兼容性。
中國八大方言中，福建占了兩個，以福州話爲代表的閩東方言和以廈門話爲代表的閩南方言，閩商雖然操的是方言，這些方言像潮汕方言或複雜的浙江方言一樣，在外人聽起來像外語一樣難懂，但當福建人與外地人找交道的時候，他們並不像其它一些方言區的人那樣，表現出語言上的自閉傾向。
當兩個上海人在一起的時候，這兩個上海人常常會不管旁邊有多少外地人，都會旁若無人地說起上海話來，顯出與東方國際大都會格格不入的文化上的自戀、封閉和文化心態上的狹隘；當潮汕人在一起的時候，潮汕人更願意通過自己的方言，尋找“家己人”，有八個調的潮汕話是最難學會的語言之一，潮汕話一出，立即把其他人排除出去了。而在語言上自戀、自閉到極端地步的，可能要數廣東人，一個外地人向廣東人問路，十有八九，這個廣東人就是用廣東話回答你。以至於有的廣東人出差到北京，操作濃重的廣東口音向人問路的時候，對方幹脆用英語朝那廣東人掃射一通，然後揚長而去。
但是，在福建，我們對這樣一種場景或許更習以爲常：幾個福建人在一起談得正盡情盡興，如果他們意識到其中有一個不是福建人，絕大多數時候，如果不是不會普通話，所有人都會立即改口說普通話，哪怕他們的普通話講得不太好，哪怕他們談的事跟這位外地人沒有關係。
當然，隨著中國加入WTO，這種以區域關係、親情關係爲紐帶的互幫互助，還應注入適合國際化時代的新的契約精神。缺乏商業社會的契約精神，是合夥人之間缺乏信任的深刻的文化上的根源。在生人社會中建立的契約關係，正是公司制的精髓所在，是工商社會中人與組織、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關系紐帶。中國古代也有契約關係，但與現代公司制度的契約關係不同的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親情關系，不可以産生工商社會的這種關係紐帶，雖然古代也有契約，但這種關係是單線的、臨時的，契約關係本身就帶有另一層親情關係的色彩，因此並沒有成爲人際關係的一個基本倫理準則。
如果沒有公司制，那麽，人類的經濟活動就隻能停留在個體的水平上，這種水平的經濟活動缺乏組織的力量，隻有公司制才能夠快速地配置各種資源，以滿足人類各種活動的需要，達到一個群體希望達到的目標。整體總是大于個體之和，如果沒有這種組織形式，再多的人簡單的相加，聚在一起，終究不過是一群烏合之衆，再多的資源也會被浪費掉。
契約關係帶來的分工、合作，由此産生極高的效率，而農耕社會是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社會，不可能具有這樣大規模快速配置社會資源的效率。閩商合夥人或股東之間既不能缺乏契約精神，又不能像“有恒産者有恒心”的浙商那樣實現最有效的資源整合，不能像相對而言在文化上更爲封閉的潮商那樣隻要能說一口潮汕話，不論在海外還是在國内，就都是“家己人”，就都有互相信任、互相幫助的天職，那麽，閩商看起來就隻能是一盤散沙，一群“十個人的力量小於一”的烏合之衆了。閩商身上這種“獨立性”，卻是“海洋文化”不徹底的一個表現。
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閩商中的這種散兵遊勇的狀態，這種無法做大做強的局限，正在新一代閩商身上得到改變。閩南的“七匹狼”，就展示了一個同舟共濟、團結合作的嶄新的閩商精神。晉江金井是閩南海邊的一個小鎮，八十年代周少雄先生下海初始，就與另外六個好友共同創業，開辦了一家服裝廠。或許是無意中，他們選擇的狼這個服裝圖案，既然是七個人合夥創業，他們按閩南風俗，“七”代表多，象徵著一個奮鬥者的團體，“狼”與閩南話“人”諧音。
他們選擇的“七匹狼”這個成爲中國著名品牌的商標，在我們今天看來，卻成爲新一代閩商精神的寫照。狼這種動物，除了個體機靈敏捷，具有很強的“單兵作戰”能力。當年的七個年輕人一走到一起，就定下了具有長遠戰略眼光的經營思想，寧願暫時不賺錢，也要在産品質量與款式上追求高品質。
從九十年代“七匹狼”在上海一炮打響，初獲成功，到由於迅速擴大投資規模，生産與銷售陷入困境，再到重新審視市場，苦練管理内功，再次爆發能量，成爲今天以品牌經營爲核心的福建成功企業，可以說，“七匹狼”*的正是閩商所缺乏的、嶄新的團結精神。狼世界的真正力量，在于團體的默契配合。人類爲了達到某一目的而組成的團隊，确實應該認認真真學習狼世界中的合作忠誠、锲而不舍、力量來自合作的精神。我們在飛行設計上常常研究一些動物是如何飛翔的，在光學上還研究一些動物的眼睛，這屬於“仿生學”，那麽，我們不妨把人類的群體如何向狼世界學習，叫做“文化仿生學”吧。
五、兼容性：海洋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交織
對於福建文化在漫長的區域歷史演進過程中，由於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曆史文化傳承上的多元性和隨之而來的寬容性特徵等等，都鑄就了福建兼容並蓄的文化生態環境，學者張燕清先生從三個方面指出了處於一個多層次的社會文化體系相交織疊壓和互動的狀態中的福建文化生態的表徵：一是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性的，在現狀佈局上則呈碎狀割據的狀態。二是福建文化生態在態勢上呈既開放又封閉的狀態，這種狀態折射爲陸地農業文化與海洋商業文化二者並存且相互交融。這兩種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維和視野，前者更富有拼搏開拓的意識，而後者更具有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與此相對應，三是與此相對應，海洋商業文化則往往以動態和開放爲特徵。
何綿山教授《閩文化概論》對閩文化源流作了十分清晰的描述：福建文化的形成與閩越文化的遺風、中原文化的傳入、宗教文化的傳播、海外文化的衝擊等諸因素都有着極爲密切的關系，從而使得福建文化在和外來異質文化的交往中，表現出更大的融攝力和兼容性。宋元時期泉州多種宗教文化在同一時空中兼容并存、相互輝映甚至有所融合，即是最好的證明。福建文化在佈局上呈碎狀割據的狀态，如閩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閩西客家文化、閩南海洋文化等等，它們彼此之間呈相對獨立和平行并存的狀态。這種文化生态環境和曆史文化傳承，在福建文化這個動态系統中共同構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導和制約著福建區域社會的生産生活和行爲方式：
1、義、利兼容的儒家商業倫理精神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的思想，不但對徽州的世道人心的影響至深至遠，同時也構成了福建文化的價值理性。朱子學說從整體上說是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他一方面強調“明天理，滅人欲”，一方面又指出“人慾中自有天理”，那就是，在世間吃了飯以後全不做事實事，是沒道理的。這裏的“做事”，就包括經商。“存天理，去人欲”到了閩商那裏，就成爲反對見利忘義，成爲一種儒家的商業倫理精神。這種“義利觀”爲核心的儒家商業倫理精神，也貫穿於福建的家族倫理之中。對於商賈者來說，就是不能自私自利，囤積倒賣，做傷天害理的事情。朱子的外祖父祝確，就是個名氣不小的徽商，因爲祝確經營商鋪、客棧占了歙州府的一半，在當地被人稱作“祝半城”，而作爲南宋大儒的朱熹，其本人早年就曾經以刻書爲生，還做過一段時間的書商。朱子對“人慾”的理解，爲當時的徽商以及後來的閩商把理學鑄入商業倫理提供了可能。
這種商業倫理精神，所“儒商”成爲可能。所謂“儒商”，不必入仕而經商，不必商而優則仕，也不必儒者經商：首先，“儒商”是一種儒家的商業倫理精神，即以儒道經商，就是儒家特有的最基本的商業倫理――“賈道”、“賈義”。“儒商”以對這樣一種商業倫理的實踐，消解了“義利之辯”這個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命題。其次，“儒商”是一種儒家的家族倫理規範。隨著宋明理學使福建的家族制度形成並完善，理學的文化理念滲透到基層社會，體現爲大量的家法族規、家訓等，這些成文的規範都是族衆中無論士農工商理應遵守的。強調不論從事何種職業的族衆，都應當遵守“敬業守分”、“克勤克儉”和“與人爲善”的儒家職業精神。這種倫理精神成爲福建的社會經濟得以發展的内在文化動力。明清以來福建的基層社會文化及經濟變遷，與理學精神的庶民化過程不無關涉。恰是理學這種思想意識形態在東南地方社會的有效滲透，才更進一步推動儒家經濟倫理在東南的家族之族人的發酵，從而促進了明清福建商業的發展。
在看到宋明理學對個體禁錮這一的方面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朱熹的學說，實際上成了商業文化理性主義的源頭。随着理學宗法倫理觀念的普及化、庶民化，封建宗法文化的規範的程序化、可操作化，理學文化在福建商人那裏，已經自覺或不自家地内化爲一種並非純粹功利主義的經濟倫理精神，使之成爲家族成員的工商業實踐的指導。因此，明清以來，福建“儒商”的經濟活動，就呈現出一種義利相容的“文化經濟”形態。
這種義利兼容的儒家商業倫理精神，在今天的閩商身上，仍然能夠得到突出的體現。在古代的徽商中，曾流傳着許多胡餘德高價回收銷毀“胡開文”墨、吳鵬祥平價售米助漢陽災民度難的“仁心爲質”的商業故事。在今天的企業經營案例中，海爾集團張瑞敏怒砸不合格冰箱也成爲人們耳熟能詳的案例。卻很少人知道，在今天的新閩商身上，這種視誠信爲生命的案例也屢見不鮮。福建“九牧王”創業人林聰穎在自己的公司和銷售公司産品的市場上，就多次跟自己過不去。在公司創辦初期資金緊缺的情況下，發現不合格品返工重做，對林聰穎來說是沒有絲毫值得猶豫不決的事，到産品在全國銷量一路狂飆之後的1999年，林聰穎仍舊按慣例到市場抽查自己公司的産品，發現一些褲子沒有百分百達到原先設計的要求，立即全部回購，把公司的人召集到廠裏的空地上，當衆燒毀了100多條次品。
像這樣與張瑞敏“怒砸電冰箱”的情節幾乎如出一轍的“怒砸”、“怒燒”不合格品的故事，在今天的新閩商身上從來都不鮮見。從現代管理學的角度去看，這當然是一種質量意識，但這種質量意識，對於短缺經濟還沒有完全轉型、賣什麽賺什麽因此質量意識相對還比較淡薄的時期而言，這更是“君子愛财，取之有道”、“不欺”的商業道德，體現的正是義利兼容的儒家商業倫理精神。
2、 入仕、經商兼容的雙重價值觀念
南宋以降，福建的家族制度基本是按程朱設計的模式建立的，統治者甚至将朱熹對追祭世代的設想以法律化的形式予以确認。而到了明清時代，福建的社會思潮已萌發重商意識。即使在士大夫階層，傳統儒家文化的“鄙視商賈”也并不再居于支配地位，社會思潮表現出對商、工的寬容。李光缙在《景壁集》中，甚至主張儒者爲賈：“士君子不居朝廷，必遊市肆，此非羞貧*而厭仁義，良亦欲有所行其志焉”。
明中葉以來，福建等東南沿海一帶的商品經濟已相當發達，爲了适應社會經濟新環境，理學家及士紳階層在将家族社會納入儒家文化大傳統軌道之際，也嘗試爲地方利益以及同商業化相關聯的行爲模式提供合理性的根據。如嘉靖四年（1525年），王陽明曾爲棄儒從商的方麟寫過一篇墓表，強調士農工商四民雖異業而道同，皆“有益于生人之道”，傳統儒家“榮宦遊而恥工賈”觀念乃是“交鹜于利”的産物。明清時期思想家李贽也都反對重農抑商，李贽在《又與焦弱侯》中說：“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诟于市易，辛勤萬種，所挾者重，所得者末”。但他們主要是從功利主義原則出發來肯定商人的活動，而王陽明等理學家則更進一步，他們從倫理的原則出發對商賈行爲的合理性給予了肯定。
3、經濟理性與報效桑梓、兼濟天下的價值選擇
閩商以海内外爲人生奮鬥的舞台，他們愛拼敢赢、善觀時變，在經濟事業中獲得驚人的成功，這些成功人士，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具有高度的商業理性、商業智慧的“人精”，但另一方面，許多富甲天下的閩商，往往通過“報效桑梓”的途徑達到對人生價值的自我肯定，将“光宗耀祖”作爲自己拼搏的一種非常内在的動力。“報效桑梓”與“光宗耀祖”實際上是同一種情感的兩個體現，把報效桑梓作爲光宗耀祖的表達和體現。古代福建民間的大族富紳，對宗族負有贍養孤寡、興資辦學、贊助築路等公益事業的責任。清朝一代名臣、安溪湖頭的李光地，其先輩中那些沒有走讀書入仕之途，而在經商中發達的人，就對族人負有這些報效之責。經商發達之後興修家鄉的公共設施、興資辦學，是中國商人同時也是閩商的一種傳統，他們把這一切既看作一種義舉，也作爲一種天職。特别是興資辦學的傳統，在今天的閩商身上更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光大。改革開放以來獲得成功的閩商，爲家鄉興資辦學、爲貧困學子提供資助的事，舉不勝舉。
由於同樣的價值取向，在商業上獲得成就的閩商，多以報效桑梓爲己任，那些在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閩商，則將“報效桑梓”提高了儒家思想中“達則兼濟天下”的境界。被譽爲“華僑旗幟 民族光輝”的陳嘉庚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以國家天下爲己任的光輝典範。出生于廈門集美的陳嘉庚先生，在曆經商海沉浮，成功後不忘苦難中的祖國，欲“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早年加入同盟會，傾資興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冀望“教育救國”。他傾資興學數十年的淪桑曆程，便是他無私奉獻，一生爲社會服務的犧牲精神的集中體現。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面對兇猛的經濟危機，陳嘉庚企業連年大虧，有人勸其停止校費，以維持營業，陳嘉庚斬釘截鐵地表示“企業可以收盤，學校絕不能關門”。爲了維持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經費，他甚至到了不惜變賣家産，舉債，出賣大廈。陳嘉庚先生除了在興資辦學上表現出他發自内心的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在祖國危難的時候，還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1928年日本制造濟南慘案後，義無反顧地領導華僑社會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以後，他成爲作爲東南亞華僑抗日救國運動的最高領袖，爲祖國的抗日救亡事業殚精竭慮，奔走呼号，铮铮鐵骨，令人欽仰。“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對他而言，可謂當之無愧！
雖然我們今天已不再處在陳家庚先生所處的國力積貧、國難深重的的年代，而是一個有史以來罕見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但作爲閩商最重要、最可貴的精神遺産之一的陳嘉庚精神，在今天的新閩商身上，仍然得到了繼承和發揚。
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如論先生熱心公益事業，十多年來爲全國各地各項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捐贈了巨額資金，僅各項事業慈善就捐出了4.5億元人民幣，曾連續兩年名列中國大陸慈善家榜首，被評爲“中國十大愛心大使”。黃如論熱愛家鄉、一貫熱心家鄉的公益事業，近年來在福建省的捐資數額巨大，2004年捐巨資創辦福建江夏學院，今年捐資1億元創辦江夏醫院，同時又向江夏百姓醫療救助基金會捐贈1億元，江夏百姓醫療救助基金會是中國迄今最大的個人非公募基金會。《新財富》勞斯萊斯500富人榜以身價3.8億元排名第369位的黃如論，以2.1億元的捐贈額居“2004年中國内地慈善企業家排行榜”榜首。《福布斯》中文版發布的“2006中國慈善榜”，黃如論再次以1.58億的捐贈額高居榜首。
不少商界名流對金錢都有過頗示淡泊的言論，劉永好先生曾說，他一個人一年30萬已經足夠了，而據說作爲京城房地産真正“老大”的黃如論，也給自己的花銷列了個數，隻是每個月1.8萬。擁有雄厚實力的黃如論，在中國商界中一直保持著低調，他之廣爲人知，更多是因爲他出手慷慨的興資辦學和樂心於慈善事業。但是，處事低調的黃如論先生對自己的一位先祖，卻是頗感榮耀的，那是南宋名儒黃幹是理學大師朱熹的得意門生，後爲朱門女婿，他傳承了程朱理學道統，兼收儒、釋、道諸家之長，發揚光大，爲中華文化的薪火相傳鞠躬盡瘁，學術成果至今流傳在大陸港台及日本、韓國。據說，黃如論先生在與人相處中，每喜古聖先賢爲人處事的名言隽語。從中不難看出，堅信“首富不如首善”的黃如論身上的中國企業家社會責任感，源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和傳承。這種責任感，恰恰源自“達則兼濟天下”的儒家思想。儒商精神在新一代閩商身上，體現爲仁愛善良的道德觀、強國富民的目的觀和以民爲本的服務觀。
學者張燕清先生指出：“福建文化生態是福建社會經濟文化歷史傳承的産物，它是在特殊的地理環境中歷經兩千年的歷史洗禮而逐漸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和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特定的文化生態，對於閩商性格的影響是顯著而深遠的。隨著中國加入WTO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福建文化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新閩商也必將重塑與時俱進的嶄新的性格和風貌。
資料來源 : http://blog.sina.com.cn/s/reader_4f5caf8901000bi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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