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作者：閩商論道 2007-11-01



一、閩商的海洋文化背景


秦始皇統一中國，秦在今天的福建版圖上設置了閩中郡，“閩”歸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福建文化一直是中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福建文化卻是這一主流文化中的某種異質、某個另類。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些事實：


——與中原地區正統的黃土文化相比，閩文化是一種“另類”，閩文化在許多方面體現了中華主體文化的本質特征，但閩文化是一種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海洋文化，它對福建經濟、對於閩商氣質，都具有深刻的影響。閩史無論是文獻與文物都顯得太少。而在這很少的文物中，還有許多問題沒弄清楚。


——“在海中”的閩地，在文化上一直有一種區别於内陸黃土文明的特質，這就是閩地（包括南北附近沿海地區）特有的海洋文化特征。伴水而居、豐富的海洋資源，以其靈動與深邃，一直誘惑着閩人漂泊的衝動，創造财富的沖動，也造就了閩地經濟的興盛與發展。




著名學者王魯湘在鳳凰衛視《縱橫中國》的福建特輯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不是有數千年農耕文明和内陸文明作羈絆、拖後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種崇拜海洋、勇于飄洋過海打拼的創業精神充分發揮的話，今天的中國絕對是海洋強國！”




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一書中說：“中國、印度、巴比倫……占有耕地的人民閉關自守，並沒有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既然他們的航海——不管這種航海發展到什麽程度——沒有影響他們的文化，所以他們和世界曆史其他部分的關系，完全隻由其他民族把它們找尋和研究出來”；“西方文明是藍色的海洋文化，而東方文明是土黃色的内陸文化”。海洋文化被黑格爾當作區别中西方文明的一道界限。從閩商區别于内陸文化的另類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來看，黑格爾劃定這道界限，顯然並不符合中國經濟、文化歷史的實際情況。


遠在4000多年前，福建曇石山文化已顯現出海洋文明的特征，福建是個有着移民傳統的地區，也是最早與海外發生關系的區域之一，《山海經·海内南經》有“閩在海中”一說，原文是：“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有學者認爲，戰國時期的海岸線與今天大體相同於今天，站在當時“中原人”的立場來看當時的海岸線，東甌（今浙江南部，其中心在溫州一帶）與西甌（閩故地——今福建大部），大體上也確是處在海岸線的中部。


閩江口的福州市古稱“冶”，然而最早稱“冶”的卻在浙江溫州附近，這是“閩在海中”的意思。從《山海經》中“閩在海中”的描述，到東冶港、甘棠港的百舸争流，古時的福州港早已成爲對内連通南北，對外招徕“番舶”的重要港口。



在中國各大商幫中，閩商無疑是最具“海洋文化”背景的，但這一背景並沒有培育出中國在長期的農耕文化傳統中所缺乏的真正獨立的商業文化品格，閩商終究沒有擺脫帝王權謀的影子。


天風海濤的生存環境，造就了閩商的漂泊沖動。他們中一部分人漂海過海，上東洋，下南洋，到異國他鄉謀生打拼，移民台灣、新加坡、菲律賓和其它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今天的新加坡和台灣居民，大部分也是福建移民的後裔。所謂的“台語”根本就是個不存在的另一個“語種”，它完全就是閩南話。



到了二十世紀，福建人的移民方向主要是美國。由於移民渠道常常是非官方的、曲折複雜的，我們似乎已經無法準确地統計最近幾十年來通過各種各樣途徑移民美國的福建人到底有多少，以至于一些福建人說，移民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至于有人說，過去美國的唐人街是講潮汕話的，如今的唐人街是講福州話的。前些年就流傳過一個民間段子，說的是一個外星人來到地球打工，他剛好掉在美國的唐人街，這個外星人發現，在美國一句英語都不會根本沒問題，隻要會中國話就行；接頭他又發現，在唐人街一句普通話都不會也不要緊，隻要會說福州話，你就會找到洗不完的盤子，端不完的中國菜。


與内陸文化不同的是，海洋文化是人類與海洋在互動中産生的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既包括物質層面上的海洋設施、海洋産品，更包括精神層面上的海洋意識、海洋宗教、海洋知識、海洋藝術及海洋制度等，精神層面是海洋文化真正的内核所在。如果說内陸文化是封閉性的，具有内傾的色彩，那麽，海洋文化則是開放性的，具有外向的特征；如果說内陸農耕文化是穩定的，安逸的，那麽，海洋文化則是遷流的，漂泊的；如果說内陸文化是求安泰的，那麽，海洋文化則具有明顯的冒險性質；如果說内陸文化常與自給自足的農耕色彩，那麽，海洋文化則具有崇商性質。


當然，作爲“土黃色的内陸文化”的另類，福建海洋文化存在着農業社會和内陸性格對它的一定程度的制約，存在着有限開放性和邊緣從屬性的問題，這正是我們在本文中要指出的福建海洋文化的不徹底性的問題，福建海洋文化的這一不徹底性，對閩商氣質有着巨大的影響與塑造力量。





二、遷流性：移民與海洋文化



與内陸完全從事農耕勞作的農民性格不完全相同的是，福建人自古熱衷於移民，哪裏好謀生，福建人就義無反顧地奔向哪裏，這一特性，與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的性格，倒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浩瀚的海洋這一背景，使閩人的遷流具有更濃郁的變幻不定的漂泊色彩，他們的漂泊曆程中潛藏着更多的兇險，福建諺語“行船走馬三分命”，正是這種對兇險不定的描述，有意思的是，這句民間諺語把海洋的漂泊與馬背上的遊牧的共同點聯系在一起的同時，也暗示了“行船”與“走馬”是兩種不同背景下的生存狀態。


福建人爲什麽熱衷於移民是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因爲福建人的移民沖動，對于今天的福建經濟發展模式、閩商的創業特色以及閩商的性格，有着深層的關系。閩人的遷流性格，最初緣自秦漢以來的移民傳統。福建的早期歷史，是一團說不清、道不明的迷霧，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設立了一個閩中郡，但並沒有派軍隊入閩。閩中郡的地盤比現在的福建省大，除了今天的福建省全境，閩中郡其實還包括了浙江南部的溫、台、處三州和廣東的潮、梅一帶，還有江西東部的鉛山縣等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福建自古是個典型的移民社會，福建現有的大部分居民，源於漢唐以來北方漢人的南遷。南遷入閩的漢人在帶來了較先進的陸地農業文化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土著文化的影響。秦漢時期，中原漢人爲躲避戰亂開始入閩，晉江地區與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接觸遂日漸頻繁。自東晉迄唐宋五代以來，戰亂頻仍，中原人大批南遷，閩粵一帶，人口激增。



地理條件造成的生存困難，是閩人尤其是沿海而居的福建人不得不一再遷徙的現實的因素。對福建的地理條件，福建人有個“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說法，福建境内山嶺聳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被大山占去，真正可耕地面積不多，人稠地狹，生存條件惡劣，人被擠到了海邊上，遼闊無垠的大海就這樣成了閩人的土地。這樣的地理條件，在客觀上限制了福建的農業文化促使沿海居民轉向大海謀生。特别是閩南和粵東北一帶，因爲地處山區，土地貧瘠，“漳泉諸府，負山環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閩人不得不向台灣和南洋移民，以尋求生路。與多山這一不利于生存的條件相對的是，福建擁有綿長曲折的海岸線、衆多的港灣島嶼，又爲海洋生活提供了較好的條件。“父母在不遠遊”在閩南幾乎沒什麽影響力，艱難的生存環境使他們不懼遠涉重洋，唯利是趨。據統計，僅僅漳、泉二地有海外移民５４０萬人，相當于本地人口５５％。如以泉郡計，則其海外移民相當于本地人口的８０％。近代以來，閩南大規模向東南亞地區移民。這些移民絕大多數居住在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直接參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産經營，有的人還進入當地主流社會。閩南沿海地區向海外移民衆多，其數量超過本地居民，且與家鄉保持密切聯系。西方文化較早經過閩南海外商民進入閩南地區。


沿海居民的航海習性是福建自古多移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如果沒有遷流的技術條件，就無法把遷徙的願望和衝動變成行動。五代以來，閩商大量出海貿易，遠洋航行風氣日甚，使得當地人漂洋過海成爲一種普遍接受的行爲。由於海上貿易和遠洋航行的發展，也使得閩粵地區的造船技術高人一籌，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已經名揚一時，這爲東渡台灣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向台灣地區移民正是建立在這種對海的了解之上的，沒有航海知識是無法到達台灣的，當然後來大批的移民則是由一些專門的船戶進行。


學者林再複先生在他的《台灣開發史》一書中，曾對歷史上閩粵地區對外移民情況進行分析，他認爲在人口外移的原因中，經濟困難占60%以上；投靠海外親友者占20%；企圖發展一番事業者約占3%左右。從中可以看出，閩粵移民首先是爲了解決生存難題，其次是爲了發家緻富、造就事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代閩人移民台灣或“下南洋”，每一次都是拿性命相賭的兇險的旅程。首先，諸如風向風速、海浪潮流等氣候狀況，對于當時的科技水平來說，是不可測的；其次，木帆船這樣的航海工具，與今天的航海工具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第三個兇險的因素是地理上的，在古代的航海條件下，移民台灣的閩粵人，都要經過澎湖列島的“黑水溝”，也就是風櫃尾和虎井兩個孤島之間的海海域，這條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移民的生命，福建因此流傳下來“六死三留一回頭”這句諺語，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移民葬身魚腹，真正成功移民的不足三成。但是，這一切都沒能阻擋自古以來閩人的移民沖動，這種移民沖動，造就了閩人的冒險性格。福建民間諺語“殺頭生意有人做”，以及被稱作“閩南國歌”的流行曲《愛拼才會赢》，都是閩商冒險性格的體現。我們從中不難看出，福建海洋文化的遷流性質、移民傳統，與今天閩商所謂的“敢拼敢赢”即喜好冒險的性格，有着一脈相承的内在聯系。正是由海洋文化的遷流性孕育了閩商的商業冒險精神，前者是後者在文化上的培養基。





三、冒險性：愛拼才會赢


只要會哼幾句歌的中國人，大概都會唱上幾句閩南語歌曲《愛拼才會赢》，有人說，《愛拼才會赢》是“閩南國歌”，這說法雖然戲谑，卻未必誇張，因爲它用非常通俗淺白的歌詞表達了福建人尤其是福建商人的信念和性格，表達了福建商人對人生與命運的感悟、對成功與失敗的理解，福建商人在失意時的情态，福建商人的豪氣雄心和堅韌不撥，在這首通俗的閩南語歌曲裏，都得到了非常生動的表現。


有人說，閩商的成功可以用“不怕”兩個字概括：沒文化不怕，照樣能做外貿；沒經驗不怕，一樣搞開發；沒有錢也不怕，照樣搞投資，選了就幹，不分析、不考證、不調查也不研究，固執得匪夷所思，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愛拼的閩商使閩省經濟鳳凰涅槃，獲得重生。


我們認爲，閩商的“不怕”，帶著明顯的盲目性，或許，閩商是成也愛拼，或許敗也愛拼。商場也是戰場，也最講勝王敗寇，而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所有的失敗者都總是不被原諒的。商海深廣，過盡千帆的地方，誰問過水底下曾有過多少沉船？這些船爲什麽沉了？萬木争春之時，誰問過在同一片土地上曾枯死過多少嫩枝？這些枯枝爲什麽從不曾開花結果？


當我們閩商的冒險性格的時候，我們的目光大多選擇性地隻願意看到閩商中那些光環奪目的“成功人士”，有幾個人願意好好想想，閩商在二十多年經濟大潮的起起落落中，因爲“不分析、不考證、不調查也不研究”而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烈士”？有誰能夠算得出，過去和現在都層出不窮地堅信“愛拼才會赢”的渴望财富的福建人，有多少人，恰恰因爲“不分析、不考證、不調查也不研究”，從一開局就注定了敗局的？


既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那麽，這頓午餐也決不會因爲你“不怕”就可以白吃的。沒有文化，隻有“不怕”，就能夠搞外貿嗎？文化程度很低而搞起外貿來的，是借助于另一拔有文化的人的力量，才可能搞外貿。沒有經驗也是借别人的經驗，才可能搞開發；沒有錢，隻能借錢才可能談得上搞投資。憑借着“愛拼”的膽量和氣魄，借智、借力、借錢，沒有一樣是不需要成本的，沒有一樣是不需要交“學費”的。


世界上不存在沒有任何風險的投資，一個真正的商人，骨子裏頭都天生是個冒險家，這也是所有商人共有的基本品格，一個沒有絲毫冒險精神的人，不可能成爲成功的商人。如果說一個成功商人之所以走向成功，是因爲他*兩條腿走路的話，那麽，一條腿是他的才幹，另一條腿是機遇。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所有在事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閩商，在他的冒險精神的另一面，在他決定創業、在他對某一項投資作出決策的那一階段，一定也有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強烈體驗，一定經過不同程度的深思熟慮。這樣的體驗，對于任何一個成功的閩商而言，一定都是記憶猶新的。他們的成功，是在堅信“愛拼才會赢”的同時，決不盲目從事。單單一個“不怕”，隻能獲得非常偶然的、局部的成功，這股勁頭，絕對成就不了一個大企業家，經商辦企業，畢竟不是一路高歌“愛拼才會赢”就真的會赢的勇敢者的大進軍。


古代閩人渡過海峽去台灣、下南洋，有個“六死三留一回頭”的說法，死在海上的占大多數，“三留”指的是成功地到達目的地的隻占三成，剩下一個膽小的掉頭回家去了。在今天的經濟大潮中，如果僅僅憑着一股子拼勁、闖勁，而不識别風向、潮水，死掉的要比當年渡海的先人要多得多。隻有熱血沸騰，去跟人拼命是可以的，但經商是不夠的。



閩商“愛拼才會赢”的冒險精神的局限性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這種冒險精神造就了一部分閩商極度的非理性意識和賭徒心態。這種賭徒心態，放在與潮商、浙商相比較的背景下，就更明顯了：


——潮汕人經商創業的一個特點是“不熟不做”，這一理念使潮商更容易規避商業風險，華人首富李嘉誠的投資原則就是“不爲最先”，不搶“頭啖湯”，就是潮汕人“不熟不做”的體現。與此相反，閩商在投資創業上的表現爲很大的盲目性和單純的非理性沖動，對于越是自己不了解的、不熟悉的，他們越是常常表現出強烈的投資沖動，他們偏離其熟悉的領域越遠，就越容易對自己一無所知的領域具有有增無減的滿腔熱情，“沒有福建人不敢做的生意”這一說法并非全無道理。


——潮商的投資領域中更傾向於追逐商業、金融，所以在制造業領域成大氣候的潮商不是太多；相比較而言，浙商則更執著於實業，所以浙商在行爲上表現出更爲目光遠大的穩鍵風格。不久前與一些浙江制造業的私企老闆交流，至少有兩位老總這樣叙述自己的風格：我們浙江很多中小型企業是不願冒然擴張的，一般都願意步步爲營的發展策略，比如，先買一台設備，用這台設備先賺錢，等賺了兩台機器的錢，再買第二台。


這種穩健的風格，確實是浙商的一個特點。有一些企業，就是銀行主動給他貸款，請老闆吃飯。老闆就是不貸，那些老闆話，頗能代表浙商的務實風格：“我要不了那麽多，我貸他幹嗎？你買了機器回來，你就要幹，要它動起來，丢在那裏是要吃利息的。聽到機器在響，我就塌實”。與“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的浙商相反，更多的閩商卻“不挑食”，什麽都想做，什麽都敢做，但能在一個行業裏認真紮實、精耕細作、持之以恒做下去的卻不多。與潮商、浙商相比，閩商更缺乏恒心和定性，“無恒産者無恒心”，一夜暴富的極度非理性心理在閩商身上表現得特别突出。



閩商富於冒險精神，緣於宋元以來海洋貿易和明清時期犯禁下海的傳統。自宋以來，福建特别是閩南地區的對外貿易，使閩商的眼界更爲開闊，更少循規蹈距，其文化形態處於對中心與權威的遊離邊緣，又在多元文化的交織之中，因而也更具蔑視權威、敢於離經叛道。明清長期的海禁政策，迫使閩人隻能犯禁冒險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久而久之，犯禁冒險就漸成閩商的一個普遍的性格特征。


討論閩商的冒險性格，無不追溯到明清時期的海禁以及東南沿海的海盜和走私活動。從歷史上看，正是明朝的海禁斷絕了對外貿易，才使東南沿海的許多百姓無以爲生，導致福建沿海的一些商人成爲海盜，這跟内陸地區的所謂“逼上梁山”其實是異曲同工而已，隻不過是福建商人被逼到煙波浩缈的茫茫海上去罷了。經濟學家梁小民先生曾引用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的話，來評價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和海盜的起因：商品不能越過邊境，士兵就會越過邊境。明代後期東南沿海所謂倭寇和海盜問題的産生，直接與明王朝厲行海禁的政策有關。在鼓勵與海外通商的宋朝，東南沿海地區并沒有出現特别值得關注海盜、走私活動，然而，明朝一反宋元時期政府容許、鼓勵海上貿易的做法，除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貢貿易外，規定寸闆不許下海，寸貨不許入番，嚴厲禁止私人的海上貿易活動。


而東南沿海居民自從漢唐以來就一直進行着海上貿易，這樣的嚴刑峻法無疑斷了他們的生路，從此，在明代，北至浙江、南至廣東，東南沿海民間非法的海上貿易活動就始終未曾停止過。



明清時期以來的中國海商在東南沿海十分活躍，在海上與歐洲、日本、東南亞、印度、阿拉伯商人展開商業競逐，明代東南沿海出現的徽商、倭寇、海盜與海外貿易的複雜關系。著名徽商研究專家葉顯恩教授指出，16世紀以後歐洲人開始全球範圍内海上探險和殖民擴張，海盜擄掠和合法貿易與時俱進，貿易就是擄掠,，擄掠也是貿易。文明與野蠻相結合，這也是中國海盜的特點。以世界視野和發展眼光評判明代海盜、倭寇，既要看到其消極野蠻一面，也要看到它推動經濟發展，适應世界潮流一面。明清時期，東南沿海的海盜與走私、貿易，其實是難分難解的。


一些亦商亦盜的海盜集團，正是在走私貿易中出現的，如著名的頭子有李光頭、徽州人王直、許棟、徐海以及後來完全控制了東南沿海的制海權的鄭芝龍（鄭成功的父親）等等。意味深長的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封建商幫徽商中的人物，正在是在這種海盜和走私活動中，與另一些閩商在海洋上走向同流。


有學者指出，明清時期的冒禁下海走私，與前一世紀８０年代初福建沿海地區的一些人從事走私貿易，率先與台灣貿易，都體現了閩人“铤而走險”精神。即使在“文革”時期，石獅人也體現這種精神。在全國各地大割“冒本主義尾巴”時，石獅人仍冒險犯禁，開設“地下工廠”，“做投機倒把生意”。



閩人和閩商冒險精神的極端表現，是“殺頭生意有人做，虧本生意沒人做”、“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這種将利益淩駕于法律、道德之上價值觀，爲了利益，甚至置基本的商業遊戲規則於不顧，在過去的某些時候，曾經使一些閩人、閩商铤而走險，越過了法律和商業道德的底線。改革開放初期曾經出現過的制造假藥、走私販私等等，就是這種冒險性走向極端的表現，這給絕大多數遵紀守法、按照商業規則的牌理出牌的閩商聲譽造成損失，也在客觀上對福建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廈門永華案的主角賴昌星，就是利益誘惑緻使商人越過道德底線、踐踏法律的典型人物，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甚至不惜對一部分政府官員采用最卑鄙下流的設計陷阱的手段。少數的權謀家，給閩商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閩商應該有“愛拼才會赢”的精神，但在思維上必須超越“愛拼才會赢”的局限性。“愛拼才會赢”是一種信念，它喚起你的熱情，在你困難的時候使你堅強不屈、百折不撓，它是閩商最可寶貴的文化財富和精神支柱之一，也是閩商性格的一種體現。沒有信念是不行的，隻有信念不夠的，因爲信念不等於商業智慧、商業謀略。擁有並超越“愛拼才會赢”，閩商才真的會赢。



在新崛起的閩商中，那些更富於真正商業智慧的人，已表現出新的心態和新的性格、開始表現中遠大的戰略眼光。







板主 :



對”傳統”中國所謂學者的觀點，會當看出被即種”石頭思想”的啥物中原啦！抑是帝制式的儒家啦！去予縛tiau5，真正是頭殼phainn2去。


在傳統的中國人嘴裡...”捨本逐末”,”離經叛道”的福佬人，如果趁早就會脫離即種”傳統倒退lu1　”的思想，行家己的路，福佬人的成就以及對世界的貢獻，敢會輸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