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管仁健／著）


1966年，中國開始了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上千萬的中學生因此失學。但在對岸，老蔣卻於1967年6月27日國父紀念月會中指示：「我們要繼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成功之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計畫。」就這樣，台灣在「政治強人」的意志下，實行了「耕者有其田」之後的另一「德政」。

　　
但吹牛容易，做事卻難。一個月後8月9日的國民黨中常會，老蔣改口說了：「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不惟對自由基地乃為文化復興之具體事證，即對大陸同胞，亦具重大政治號召作用。」一個月前的「義務教育」，也就是與當兵納稅一樣，不上學就要罰的「義務」，縮水成了要上不上隨你便的「國民教育」；「德政」也還原本意為對大陸同胞的「政治號召」。

　　
然而憑良心說，無論是不是「義務」，或是不是「政治號召」，要讓台灣孩子讀九年書，不單只是花不花得起這個錢，一時之間要張羅這麼多硬體設備與師資，也根本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記得當年我所讀的國中，是日治時代在半山腰裡設置的陸軍療養院附設野球場（棒球場），在倉促間改建而成。至於師資，大陸來台的退伍軍人、因印尼排華而來台的華人、資深的小學老師，全都這樣湊合著用了。1975年夏天，我與大多同學一樣，每天「上山」去讀書了。

　　

　　
國中時有一個至今仍難忘的同學，就是來自山上農家，他的耳朵長得與大家都不同，是朝外長的，也就是俗稱的「招風耳」，大家都叫他「大耳豬」。頑皮的同學總喜歡用拇指扣住中指彈出去，把他的耳朵彈得又紅又腫，大耳豬雖然個子不高，但也還算精壯，不過從未見他反抗，甚至連回嘴都沒有。

　　
那時正是台灣查禁方言最嚴厲的時期，只要被檢舉說一句台語話，就要被罰一塊錢。有一次大耳豬被兩個同學欺負到不但耳朵紅了，連臉龐都被氣得漲紅了，於是小聲回了一個「幹」字，那兩個同學還不死心，就像合唱一樣整齊的說：「喔！說台語，罰一塊。」班上同學也都帶著看笑話的心情，看著他們兩個繼續戲謔大耳豬。

　　
我當時心裡很難過，可是也沒那麼大的勇氣，去制止那兩人的胡鬧，只是說了一句：「不算，『幹』是國語啦！國語就叫『幹』。」大耳豬好像被提醒了一樣，竟又更大聲的罵了：「幹你娘！」全班同學都被這句台語的「國罵」嚇到了，眼光都轉向對罵的雙方。

　　
那兩個同學本來還鎮定，像平常一樣用國語繼續罵著大耳豬，但大耳豬一開始用了台語的「三字經」，就好像已經開了保險的機關槍，接著連串射出台語的「六字經」、「七字經」。平常用國語吵架時，大耳豬像是個受盡委屈的小媳婦，只敢嘟嘟嚷嚷的說：「你要怎樣啦！」但今天卻完全改觀，大耳豬越罵越順口，越罵也越大聲。真的，從電視布袋戲被國民黨禁播以後，從來沒聽過那麼「大快人心」的母語。

　　
大耳豬幾分鐘的台語罵人，換算罰金恐怕要幾百元，那在當時普遍貧困的台灣，對國中生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但好笑的是，所有同學也都很有默契，沒將這件事報告老師，只罰了大耳豬一元（那一元還是我出的，到今天大耳豬也沒還我）。不過從此之後，那兩個同學也沒有再去找大耳豬的麻煩。

　　
成年之後，看到美麗島事件後，競選時那些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在台上全程使用台語，控訴國民黨的不公不義、獨裁霸道；其實他們說的究竟是什麼內容，大家也不關心，只要他在台上大聲說出台語，選票就到手了。回想國中時那段大耳豬的「母語反抗記」，心裡也不勝感慨。爭取權利的過程中，夾帶著情緒的母語訴求（其實也就是族群版塊切割），效果絕對大於空洞的公義制度。

　　


七○年代老蔣對台語及客語的打壓，最讓台灣人印象深刻的，當然就是日後每逢老宋參選，就必須面臨民進黨或本土團體的指控：「誰殺了史豔文？」

　　
「史豔文」是誰？大陸網友一定很陌生。其實史艷文是個虛構人物，他是台灣布袋戲《雲州大儒俠》裡的主角。劇本是五洲園掌中劇團老闆黃海岱年輕時，根據十八世紀中國小說《野叟曝言》所改編的。敘述在十六世紀的明代，男主角文素臣領兵征伐東倭海寇（當時的日本）的故事。

　　
黃海岱改編這部戲時，台灣還受日本殖民統治，小說也被總督府列為「禁書」。黃海岱為了能演出這部戲，就把小說中的人物姓名和情節稍微做修改，保留了小說中的大部分精神，男主角的姓名改做「雲州玉聖人－史豔文」，劇名也改成《忠勇孝義傳》，在野台戲裡演出。

　　

60年代台灣會出現電視台，全拜對岸所賜。1968年之前，台灣只有省政府經營的「台視」一家電視台而已。而台視能在1962年開播，是因大陸已經有電視台了。老蔣為了面子，只好由日本提供技術，讓台視開播，所以至今日本富士電視台還是台視大股東之一。

　　
一開始台灣連生產電視機的廠商都沒有，台視還要自己開工廠組裝電視。經過六年慘澹經營，終於轉虧為盈，中南部也設立了轉播站，觀眾都能看到電視節目。但其他單位看省政府的台視賺錢眼紅，也紛紛設立電視台。黨部創設中視，軍方創設華視。這就是我們台灣人所謂的「老三台」。

　　
華視一開始設立，台視與中視就一起封殺他，與現有演員都簽約，讓華視沒有演員。華視無奈之下，只好大量引進台語片的演員，製作了「西螺七坎」之類的台語連續劇。三台都是靠台語節目賺錢，因為台語節目觀眾多，也比較能拉到廣告。

　　

當台灣只有台視一家電視台時，製作節目完全不必考慮「收視率」，所以根本不必有台語節目。但黨營的中視與軍營的華視成立後，省營的台視面臨另外兩台的競爭，為了收視率與廣告，因此邀請黃海岱的次子黃俊雄，自1970年3月起，把「史豔文」的故事在電視上播出，沒想到這部台語布袋戲一推出，立刻受到全台灣觀眾的喜愛。

　　
「史豔文」可說是當時全台灣人民最熟悉的人物，每天中午一到布袋戲播出時間，台灣人民幾乎都停止了工作和休息，守在電視機前面，收視率甚至高達97%，這個歷史紀錄大概至今全世界也沒有辦法破。電視台也因此荷包滿滿，那時台視員工單月領單薪，雙月領雙薪。當然，人怕出名豬怕肥，你問當時的小孩，誰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老蔣絕對排名在史豔文之後，《雲州大儒俠》受盛名之累，想不被禁也難了。

　　
起先是一些特務機關「約談」黃俊雄，例如戲中有個丑角「怪老子」，說台語時故意學北京話捲舌來製作笑點（中國南方方言都沒有捲舌音）。怪老子自稱閻王爺不准他活到六十四，所以別人問他幾歲，他都用台語故意捲舌回答「六十三」，問他明年幾歲，他還是說「六十三」。但那時台灣退出聯合國，老蔣因身體關係已經很久沒在公開露面了，而中華民國紀元也到了六十二年，難道影射老蔣就是「怪老子」，特務機關就用這件理由「約談」了製作單位。

　　

　　
《雲州大儒俠》雖經特務約談多次，劇本也一再修改。例如有人檢舉劇中的大魔頭「藏鏡人」是影射小蔣，製作單位就讓藏鏡人「改邪歸正」成了好人。另外配合國情，處死了「怪老子」，增加了「中國強」這個角色，但收視率依然居高不下。直到演了583集後，老蔣終於祭出「必殺令」，1974年6月，新聞局以「妨害農工正常作息」為由，禁止台視繼續播出「雲州大儒俠」。

　　
其實從證據上看來，老宋是在1979年才擔任新聞局長的，禁播布袋戲確實不在他任內。但1980年，老宋以局長身分在立院答復立委質詢時，確實也說過：「今後各電視台方言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以國語播出為止」。持平的說，兩蔣在台「消滅母語」的語言政策，憑老宋的年紀，確實不可能是「始作俑者」，但他在「發揚光大」上也是重要角色。兩蔣在台的重要語言政策分別是：

　　
1956年禁止各級學校使用方言，違者罰一塊錢並掛「狗牌」。
　　
1957年限制《教會公報》使用台語的羅馬拼音。
　　
1959年起，停止申設民營電台，公營和黨營者占95%以上的頻道。
　　
1963年行政院頒佈「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原則」，規定「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1964年政府通令機關學校「辦公時間，必須一率使用國語」。
　　
1972年教育部函令電視台「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
　　
1975年沒收羅馬字版的《台語聖經》。
　　
1976年行政院公佈「廣播電視法」，規定「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

　　

台灣歷史上真正殘酷打壓台語的時間，其實並不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50年代，而是在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那一年開始，直到蔣經國晚期才逐漸放寬。因為老蔣在退出聯合國後，明白自己代表全中國的神話，已經不能再欺騙台灣人了；但他非但沒有收手，反而更加嚴酷。所以才會在那個階段，在學校、在廣播電視、在教會嚴禁台語，完全不理什麼人權的。

　　
當「雲州大儒俠」被禁止以台語播出後，台視曾試用國語播出，但根本沒有觀眾，播沒幾天就下片了。其他電視台也製作新的國語布袋戲，如1976年中視播出《二十四孝》，1977年華視播出《神童》等，照樣也是沒播幾集就草草結束。因為布袋戲對白裡有很多押韻或俚語，必須用台語來講才有味道，翻成國語就不可愛了。以此維生的工作人員只好離開電視台，不是流落街頭，就是又跑去演野台戲，或是作「孝女白琴」（在喪禮中代替家屬大哭的藝人）。

　　
國語播出的布袋戲失利後，電視台也不知該如何是好。台視絞盡腦汁，乾脆以真人來演出「雲州大儒俠」。找來當時最紅的歌仔戲明星楊麗花來演史豔文，石英演藏鏡人，洪流演出怪老子。想透過這些有高知名度的演員來帶動收視率，無奈觀眾還是不接受，「史豔文」確定是還魂無望了。

　　

　　
老蔣處死「史豔文」的手段，並非是「斬首」，而是「凌遲」外帶「連坐」。因為在獨裁者眼中，語言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他覺得說這種與我不同，卻又是多數的語言，是在威脅我的統治地位，就是「潛在的造反者」，非徹底根除不可。所以他可以同意「雲州大儒俠」用國語播出，證明查禁關鍵不在劇情內容，而是在於那個表現形式。假如黃俊雄布袋戲不要那麼紅，老蔣也不會下這個殺手。不紅的台語節目，他們沒興趣管的。

　
跟「史豔文」一起被「連坐」的，就是台語播出的歌仔戲與連續劇。在1973年6月之前，電視台並不是歸新聞局管的，而是由教育部管理的。1972年教育部就已函令電視台「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但當時國語節目根本沒廣告，必須靠台語布袋戲、歌仔戲與連續劇這一小時，強迫廣告商一搭六、一搭七的「統包販賣」，才把國語節目的廣告時段賣出去。

　　
老蔣為了控制思想、消滅台語，停播了三台受歡迎的布袋戲、歌仔戲與連續劇等節目，換來的是每天一段台語配音的《蔣總統秘錄》，連國語播出就沒人要看的反共片《寒流》，也被迫配上台語，這樣就算半小時的台語節目。誰能想像在陜北延安的窯洞裡，一群共產黨員用台語策劃著「陰謀顛覆中華民國」是怎樣的畫面嗎？電視台總經理或業務經理，若沒有政治壓力，誰會作這種「賠錢」的決定？

　　

歌仔戲在電視播出的歷史比布袋戲還久，早在1964年，楊麗花演出的電視歌仔戲就已一炮而紅。1969年中視開播後，也組織歌仔戲團，更首創以連續劇方式播出，每周六集，每集一小時。1971年華視開播時，也由林美照擔綱演出歌仔戲，收視率也不錯。但教育部限制三台播出台語不得超過一小時後，中視華視都因時段不夠而停播了，只剩台視獨撐局面。

　　
1972年台視節目部就已邀巨星楊麗花擔任團長，組成了「台視聯合歌仔戲劇團」，推出《七俠五義》，由楊麗花飾演展昭，葉青扮演白玉堂，播出後收視率甚佳。台視在停播布袋戲後，有了台語時段，所以持續播出戲劇團。但到了1977年，「台視聯合歌仔戲劇團」又被迫解散，從此台灣三台都沒歌仔戲。直到1979年蔣經國當總統後，為了攏落人心才又開放。台視推出由狄珊編劇，陳聰明指導的電視改良歌仔戲《俠影秋霜》、《蓮花鐵三郎》等。

　　
除了歌仔戲演員，受「史豔文」池魚之殃的，也包括台語連續劇的演員。華視有一部戲叫做《阿塗伯》，是由演員金塗演的。為了讓其他演員也有飯吃，這部戲活生生的由台語轉成國語，每個中年的台語演員，費力的念著國語台詞，我記得外婆是流淚看這部戲的。後來製作單位乾脆把這部戲由喜劇變成悲劇，因為悲劇的台詞可以慢慢講，這樣台語演員才能演，沒想到這麼一改，收視率又高升，這是戒嚴時代的最真實「悲喜劇」。

　　


家父是外省人，聽不懂台語，但有一次聽到布袋戲裡，史豔文用台語讀「出師表」，那抑揚頓挫之美震撼了他，從此他也不禁止我們看布袋戲。詩詞古文不用台語讀，實在太可惜。我常勸台灣的外省人或大陸的北方人，無論如何要學閩南語或客家語等任何一種南方方言，否則根本無法瞭解中文的美究竟在哪裡？

　
老蔣要在台灣推行國語，就像新加坡現在推行華語一樣，推動一種能與文字相符的通用語言，有點常識的人都不會反對。但在心態上與做法上，犯了非常不可原諒的錯誤。因為這個國民黨所謂的「國語」，對被日本統治已五十年的台灣人民來說，學習起來根本就是一種「外語」。當時兩蔣如果與日本當初來台初期那樣，鼓勵軍警公教勤學台語，不早就融入台灣社會了嗎？

　　

可悲地是包括老宋在內的外省權貴，卻認為他們是台灣的統治者，根本不屑於學台灣人民的母語，甚至打壓、詆毀大多數人民使用的母語。雖然老宋後來為了選舉，也努力學了一些怪腔怪調，只有他自己聽得懂的台語和客語；但當初他們制定與推行那些野蠻的語言政策，卻為台灣族群之間的和諧，畫下一道永難痊癒的傷痕。

　　
「推行國語」政策施行後，電視下午只能演出半小時的台語節目，晚上也只能演半小時，一天24小時裡，只有1小時可以播出台語節目，扣掉廣告的時間，剩22分鐘，再扣掉片頭片尾，只剩40分鐘。歌曲一天也不能播出超過兩首。最嚴重的是還規定你一天不能播超過兩首的台語歌曲。

　　
至於《蔣總統秘錄》或《寒流》等，這些收視率連百分之一也不到的節目，要用台語配音播出；收視率達百分之九十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卻要用國語配音。老蔣是不要消滅台語，路人皆知。

　　


老蔣在推行國語時，完全不顧某些弱勢家庭小孩的需要。對農工階層那些不曾接觸過國語，就直接入學的小孩，完全沒有任何「補救」教學，就與國語家庭的小孩，在不平等的學習環境裡一起學習，這些不公平的做法也就算了，還在小孩中間廣建「爪扒仔」（奸細），監控這些不會講國語的小孩。這些孩子即使是下課，甚至回家的路上，只要一開口，就有人會「密告」。

　　
在這種語言白色恐怖政策下，外省小孩通常扮演「爪扒仔」的腳色。因為外省小孩的母語是國語，根本不會犯禁。但如此一來，眷村與農村小孩要不打架才奇怪，也讓台灣小孩與外省小孩隔閡更深。老蔣推行國語，非但無法促進族群和諧，反而是台灣族群空前緊張的時候。

　　

小時候班上有幾個眷村小孩，他們下課時習慣用四川話交談，有同學去告狀，老師卻說四川話不算方言，也可見老蔣推行的國語教育，存在著何等的荒謬與不公不義。那種因母語而被歧視與壓迫的感覺，就是2005年縣市長大選，即使阿扁政績再差、經濟再壞，都還能擁有41%的選票，這還都要老蔣當年的「德政」，為民進黨留下了這些老本。

　　

台灣現在的總統，無論阿輝阿扁，用國語演講時，總是語氣平和、慢條斯理；但只要一用台語，立刻殺氣騰騰、粗俗不堪。為什麼？因為他不是說給新世代聽的，而是講給我們這年紀的台灣人聽。沒有經歷過童年時那種語言政策所營造的社會環境，無法理解為什麼國家領導人用這種粗俗無賴的表演，卻能一次又一次的拿到選票。

　　
很多有危機感的外省人與一些被馴化的本省人，他們並不是老蔣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卻成了時代的悲劇，被迫作為藍營的鐵票。同樣的，一些被仇恨弄得失去理智的台灣人，也沉溺在童年開始被迫害的語言情境中，只能跟著阿扁與阿輝的口號起舞；這其實也就是台灣的民主危機。

　　

美國的學校上課講英語，但絕不會有老師下課後去管你說什麼話。老蔣要推國語沒人反對，但為何要打壓台語，歧視說台語或客語的孩子。我的表哥表姊上小學之前，從來不知國語是什麼，要他們講國語，就跟講英語一樣，我很明瞭他們在求學過程中所受的挫折。只要一開口，就要在司令台掛上「我不說方言」「我是笨蛋」牌子（俗稱狗牌）罰站，甚至還要半蹲舉椅子，更可怕的是被打耳光，或是「說一次罰一塊」，這些恐怖經驗，是我們這年紀的台灣人共同的經驗。

　　
1997年綁架藝人白冰冰的獨生女白曉燕，連續殺人的頭號要犯陳進興，出身貧窮家庭，小學時因為不習慣講華語，結果在學校下課時常說母語，一次一元，累積到了一百七八十元，級任導師跑到他家催討，他家當然繳不起，等老師一走，他父親便把陳進興毒打一頓。陳進興冷酷殺人，當然罪無可宥，但老蔣的語言政策，又有誰還有興趣去深思呢？






資料來源 : 你不知道的台灣（管仁健／著）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kuan0416/3/1281895814/20051231154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