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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世涯副教授



摘 要


新加坡自1979年推廣華語運動以來,至今(1994)已進入第十五個年頭。總結華語運動的成績,可說非常成功。但伴隨成功之後所引發的問題,卻值得去深思與探討。


首先,新加坡原是個方言的堡壘,世界上還找不到第二個國家或地區,可以在同一個環境裡使用七到十二種方言,甚至大多數華人都能操二到三種方言。但華語運動成功之後,新的一代絕大部分不能講方言或聽不懂方言,把百多年來建立起來的方言寶藏,人為的自我捨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其次,中國大陸、台灣、港澳及世界各地華人,還廣泛繼續使用各自的方言,新加坡華人喪失了這方面的技能後,少了一種與世界各地華人溝通的渠道,這是新加坡華人的損失;這與新加坡政府鼓勵國人向海外發展,建立寰球經濟網的策略,是很不協調的。

再次,新加坡華人一旦喪失了方言後,將無法欣賞由方言表達的各種文化藝術;這與新加坡政府要致力於使新加坡成為世界文化和中華文化中心的目標,同樣是很不協調的。

此外老一輩華人原本可用各種方言,很自然的把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傳承給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講方言後,老一輩華人在這方面的功能也喪失了,有的家庭還築起一道無形的“方言代溝”。

以上僅舉出四點重大者,其他值得深思的問題還不少,也將在論文裡逐一深入加以探討。

本論文曾發表於“第四屆華語文教學研討會”,1994年12月27至30日,由台灣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主辦,在台北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行。




一 序 說


新加坡自1979年推廣華語運動以來,[1]今年(1994)已進入第16個年頭。總結華語運動的成績,可說極為成功,但成功的背面,卻也牽引著不少少問題,這裡就針對各有關問題,逐一探討如下。




二 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方言寶藏


新加坡原本是個華族的方言堡壘,也是個方言寶藏,華人社會通用的方言有閩南話、潮州話、廣府話、海南話、客家話、福州話、福清話、廣西話和上海話 [2] 等十一種,加上華語(國語、國語),華人通行的語言多達十二種,外加英語、馬來語、淡米爾語(印度),新加坡華人使用的語言,可達十五種之多。

新加坡自1819年萊佛士登陸以來,隨著福建、廣東和廣西等南方省份人口的逐年移居新加坡,南方方言一直是華人社會的通用語言,直到1920年以前,新加坡的華文學校,都是以方言作為教學媒介語的。1920年1月中華民國教育部訓令全國小學教授中國國語,影響所及,新加坡的華校才逐漸改用華語作為教學媒介語,但華語的教學與使用,也只限於學校範圍。由於方言的情意結,也因為方言便於傳承家族的傳統文化和習俗,家長都喜歡用方言和子女交談。


根據1957年新加坡唯一以母語為對象的全國人口普查報告書的資料,在全國人口中,以華語作為母語的,只有0.1%,而自稱可以講華語的人口,在華人中也只佔26.7%,[3] 華人社群中最通用的方言首推閩南話,依次是潮州話、廣東話、海南話、客家話、福州話等,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1979年推行華語運動之過前。

然而,自華語運動推行之後,講華語的人口於是直線上升,講方言的卻急速下降。根據1992年5月環境發展部的一項調寫查,使用華語的新加坡華族人口,由1979年的 1% 增長到1992年的 33%:使用方言者,卻從1979年的 89%,減少到1992年的 63%。但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在1980到1990年的十年裡,講方言的的家庭從原本的 76%下降到48%。

又根據1992年教育部的一項調查,家中使用華語的小學一年級學生,由1980年的 26%,增加到1992年的 65%;家中使用方言的小一學生,卻從1980年的 64%,減少到1992年的 3.6%。換言之,今後的華族學生,在家裡主要是講華語和英語。父母由於受到華語運動“多講華語,少用方言”的感召,主動改用華語和子女交談,不再傳授方言,所以現在的中小學生,甚至大學生,能講方言的少之又少,長此下去,講華語的年輕一代,將取代講方言的老一代,一個沒育方言的社會,很快就會到來。

其實,方言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新加坡是個方言的堡壘,世界上還找不到第二個國家或地區,可以在同一個環境裡很和諧的使用十來種方言,更何況還配合英語、馬來語、淡米爾語同時使用呢!目前,三十歲以上的華族新加坡人,有的還能操二到五種方言不等,華語運動成功以後,新的一代絕大部分不能講方言和聽不懂方言,把百多年維繫華人社會的方言寶藏,人為的自我捨棄,的確是很可惜的。




三 失去與世界華人溝通的渠道


中國大陸十二億人口中,除了北京和傳統講官話的地區講國語以外,各省份的人大都還講方言。香港、澳門、深圳和珠海等地,廣府話簡直成了“官方語言”,台灣國民政府推行了四十多年的“國語”運動,現在有人提出“為什麼不能講母親說的話”的質疑,[4] 提倡“還我母語”運動,要求在學校裡教授閩南話和客家話。社會上的方言勢力,已經慢慢興起,儼然要與主流的中國國語抗衡。[5]

至於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還能講方言,英國、加拿大、法國和越南等國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流行廣府話,毛裡求斯則流行客家話,電台也以客家話報導新聞,泰國是潮州話,菲律賓是閩南話,印尼是閩南話和客家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一樣,通行廣府話、閩南語、客家話、潮州話、海南話、福州話和廣西話等方言。香港儘管官方行政語言是英語,但日常主要的用語是廣府話,外國人如果要到香港謀求發展,必須先學好廣府話,才能夠與香港人溝通。即使在香港當宮的英國人,也得學聽、學講廣府話,才能融入香港社會的主流。

綜上所述,當全球華人還廣泛使用方言之際,華族新加坡人為了推廣華語運動,主張逐漸淘汰方言,“鼓勵華裔人士在交談時以華語取代方言”,[6] 甚至有人主張現階段必須放棄方言。然而,一旦華族新加坡人喪失了講方言的技能後,將少了一種與世界各地區華人溝通的渠道,確實是新加坡華人的一大損失。




四 方言對新加坡社會的貢獻既重且大


華語有四個聲調,方言的聲調大都比華語多,一個會說方言的人,比起一個不會說方言而只會講英語的人來學華語,前者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新加坡報業控股公關經理孫寶玉在一次座談會上透露,她因為愛好粵劇,進而學唱本,記台詞,是她學華語進步快的主因。她說,她學唱《帝女花》、《紫釵記》等劇本時,由於詞句全是繁體字,她就逐字抄寫,並將繁體轉為簡體,藉此學華語和簡體字,所以她的華語就進步得更快。[7]

又如英文源流出身的新加坡國際基會會長陳慶珠教授,她學華文講華語,也是從《帝女花》等粵劇開始的,現在她已經能登場表演相聲了。[8]

新加坡自開埠以來,方言一直是華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貿易洽談、交際與家庭的用語,尤其是閩南話,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約佔全華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語。

郭振羽說:“各黨派人士也發現福建話是最能訴諸於民眾感情的語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實上,直至1970年代末期,李光耀總理在發表全國性的演說時,還是經常先後以英語、馬來語、華語以及福建話發表談話。李光耀以群眾運動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話的群眾性。”[9]

海外華人能講方言,也是促進中國大陸近期經濟成長因素之一,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曾在北京中國經濟論壇上指出:“在中國近期的經濟增長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來自海外華人投資者創造的。他們來自香港、澳門、台灣和亞細安國家。因此他們與中國同文同種,說國語或地方方言,他們能夠克服現在的困難。”[10] 當今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強調互惠互利,講方言的海外華人,包括新加坡人到中國南方投資,促進中國的經濟成長,也為自己的所在國製造財富,利人利己,方言在這方面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宗鄉團體,近年來集合宗鄉族人的力量,籌組投資控股公司,集體融資到中國講同一方言的地區投資,如海南、汕頭、廈門、福州、安溪、同安、南安等地,或跨越方言群,到其他地方投資,如客家人計劃集體融資到揚州開發三千畝的土地,建立國際客家工商業城。不同方言群的新加坡人,他們當年赤手空拳、披荊斬棘來到新加坡,為照顧族人的利益,成立了各自宗鄉團體,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為新加坡的繁榮昌盛作出了貢獻。現在代表方言群的宗鄉團體,又紛紛成立投資控股公司到中國各地投資,準備為增加新加坡的財富再度作出貢獻,這一再說明方言有其功能與價值,對新加坡社會的貢獻是既重且大的。




五 新一代難以欣賞方言文化藝術


方言本身既是一種文化,各方言群裡自然蘊藏了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一位到中國留學的學生這麼寫道:“我為了攻讀中國語言文學學位而在北京住了一年,在這段期間,我更加感覺到我和當地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大隔膜。我錯誤的以為,只要能講華語就掌握了打開中華文化的鎖匙,但我很快就發覺到即使在中國,這種想法也不一定對。一直到我有機會到華南跑一趟之後,我才感覺到我也繼承了文化遺產。” 換言之,[11] 作者繼承了中國南方用方言保留的文化遺產。

眾所週知,福建和廣東等地的方言,保存了不少華語裡沒有的古音特點,使得這些方言的語音變化多端,娓娓動聽。例如以福建或廣東話朗誦古文或古典詩詞,就顯得更有韻味,那種特有的抑揚頓挫的韻律,是華語裡所沒有的,因為南方各地方言的聲調,比華語來得多,而方言裡的入聲字,也是華語所沒有的。又如閩劇、粵劇、潮州劇和歌仔戲(薌劇)等,都是南方特有的劇種。其中福建的南音,是自來泉州、晉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金門等閩南地區的華族新加坡人,特別喜愛的民間藝術;南音相傳由五代蜀主孟昶首創,後成為宋代的梨園音樂。他如歌仔戲,是台灣、福建南方地區和華族新加坡人一向所喜愛觀賞的。此外,閩南、潮州、廣府的講古,更是繼承了唐宋說書人的衣缽;他如方言民歌、民謠、山歌,均屬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甚至時下流行的廣東和福建歌曲,都是港、台華人和海外華人喜愛聽,喜愛唱的。

中輩和老一輩的華族新加坡人,大都有過在街頭觀賞“街戲的”經驗,這些街戲多為潮州、歌仔戲或廣東劇,只因他們會講方言,所以能夠欣賞。而這些方言戲劇和其他地方的劇種,是有相通之處的,能夠欣賞南方劇種,進而又促使他們也能欣賞平劇、龍江戲、越劇、豫劇、山西梆子等。新一代的華族新加坡人不會講方言,聽不懂方言,這意味著他們將無法欣賞與吸收蘊藏在方言裡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

就以講古來說,它也是曾是華族新加坡人的精神食糧,是早期移民先輩一種重要的文藝活動,它有潮州、廣府、閩南講古,最初流行於街頭,三十年代由街頭登上了電台,成為雅俗共賞的一種藝術,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好幾代的華族新加坡人,從電台的方言講古裡得到了重要的文化。講古藝人黃正經、李大傻、王道,是老一輩耳熟能詳的名字,他們曾經是家喻戶曉、深受尊敬的民俗藝術家。

劇作家郭寶昆說:“講古原是我們生活中很有活力的文藝活衝動,社會的衍變,加上政策的失誤,使到現場講古已經絕跡,空中講古也已式微。後來當局決定一夜之間取消方言講古,猶如切斷了我們共有的一根文化基因鏈條,影響極其深遠。”[12]

華語運動的目的是要以華語取代方言,沒有了方言講古,當然是以華語講古採取代了。新加坡實踐表演藝術學院於是從北京請了知名表演藝術家任寶賢 [13] 來主持華語講古,反應非常熱烈,場場爆滿,引起了一陣聽古之風,有識之士,遂提倡恢復方言講古。郭寶昆說;“提倡講古不要跟華語運動相提並論。我國絕大多數華人祖籍在華南,因此,越是深入民間的民俗、傳統往往都不是用華語傳承的。如果堅持標準華語,那不只會埋沒人才,更嚴重的是:民俗傳統的本原面貌將會從實質上被否定。獨具特色的講古人,可能許多都還臥藏在講方言的或是講方言腔華語的民眾之間。”[14]

儘管有人大力疾呼恢復方言講古,然而,皮之不存,毛將附焉?新的一代不講又聽不懂方言,又如何去欣賞方言講古呢?正如專欄作者嚴孟達所指出的:“方言講古的繼承人是不成問題的,我們可以從中國或香港、台灣‘人口'(或是跟他們買節目),但是,方言講古人再也無法找回七十年代以前一批廣大忠實的聽眾。方言講古隨著華語運動的掀起而提早走進歷史,是無可奈何的。”[15]

總之,華語運動的成功意味著新的一代將喪失聽方言、講方言的能力,他們將無法欣賞與吸收由方言表達的文化藝術,如地方戲劇、方言講古等。




六 不諳華語與不諳方言之間的鴻溝


推廣華語運動的結果,是年輕的一代不會講方言,他們與只會講方言的老一代,在溝通交往上,不免會發生一些問題,現分述如次。


(一) 傳統價值觀難以傳給下一代


未推行華語運動之前,家中成員可用方言交談,在潛移默化中,年長一輩可以很自然的把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灌輸給新一代;但新一代不講方言後,年長一輩在這方面的功能也就喪失了。其實,許多老一輩華人曾經讀過私塾,接受方言教育,或靠自修而熟諳華文,能閱讀和書寫華文,只是不會講華語罷了。相反的,有些年輕的一代,他們雖然能講華語,卻不能書寫或閱讀華文,是華文的文盲者,只因老一輩不會講華語,新一代不會講方言,這種情形多發生在祖孫兩代,彼此難以交流,遂使年輕一代失去接受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機會。有學者認為,台灣四十多年來罷黝方言,獨尊國語的結果,使到台灣人祖孫兩代形同外國人。[16] 台灣的這種情形,我們是應引以為戒的。


(二) 不諳華語者漸失去社會參與感


未推行華語運動前,電台、電視台有講古、方言歌曲、地方戲劇以及以方言交談的節目,可供不諳華語者消遣娛樂。自推行華語運動以來,沒有了方言節目,使老一輩華人不無失落之感。電台、電視臺獨統華語節目後,純以華語作為媒介,只會講方言的聽眾,就成了啞巴一群,失去了社會參與感。專欄作者沙眼說:“華語鞏固後,回頭看看老人,覺得應該讓他們開心一下,讓出一點方言空間。缺了溝通工具是很憋的事。有幾回我在大型的樂齡聚會上,發覺很多老人都覺得沒癮,拿麥克風的人說什麼他們沒聽懂,問他們為什麼來,回答說是人家叫來就來。流行音樂的快節奏和臺上轉動的燈光叫他們目眩,可見辦者自辦,和參與者沒有交心。”[17]

新加坡的學校,老師們偶爾會組織學生到老人院或安老院訪間,慰勞他們,藉以培養年輕人的愛心,但住在那裡的老人十之八丸是講方言的,而現在的學生,大都不會講方言,他們到了那裡,往往不知所藉,難以和老人交談,失去了慰勞的意義。至於其他社會服務方面,如慈善團體或義工組織裡的年輕人,他們不諳方言,要他們為不會講華語的老人服務,其在溝通交往上將產生障礙,是不言而喻的。


(三) 新一代領袖與老一代民眾的溝通問題


誠如專欄作者嚴孟達所說:“據一般觀察,我國的部長和執政黨議員有一個明顯的共同弱點,那就是,他們在與下層人民接觸時,經常有不知如何應對的情形存在,甚至在訪問民眾時還須通過基層領袖作‘中間人’來進行溝通。他們具有專長,卻未必具有與群眾直接溝通的能力。他們不怕研究政策、制定政策,卻怕走到群眾裡去,與各式各樣,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18] 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新一代領袖大多不會講方言,所以難以和只會講方言的老一輩打交道。

其實,老一代華族新加坡人對方言還有濃厚的情意結,這可從以下兩方面看出來。

其一,隨著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力發展旅遊業,不少老一代就帶著省親的心情,到福建、廣東等地的鄉下去,與分別多年或從未謀面的直系親戚重敘天倫,這樣他們就有機會以熟悉而親切的方言跟親朋戚友開懷暢談,以慰藉闊別多年的鄉親。

其二,是1991年的大選和1992年的補選,老一代群眾對於方言發表演講的熱烈反應。尤其1992年在馬林百列集選區補選中,吳作棟總理御駕親征,他以及一些部長和行動黨議員,在群眾大會上用閩南話、潮州話、廣東話發表演講,結果選票激增,贏得一場漂亮的勝戰。

由上述的實例,說明講方言的老一代還佔絕大多數,講英語或華語的新一代領袖,應如何與他們溝通,是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誠如專欄作者指出的:“過去,許多人一直強調新一代領袖跟新一代選民溝通的重要,其實,今日障礙更大的也許是他們與老一代選民之間的語言溝通。因為新一代領袖和年輕選民可以用英語或華語溝通,而他們與老一代之間缺乏的正是一種雙方都感到自在的共同語言。自從我國推行華語運動之後,華語逐漸取代方言在華族社會的地位,領袖要用方言與人溝通,已顯得有點不自然。”[19]




七 鼓勵受英文教育華人講華語


我國總理吳作棟在1993年推廣華語運動的開幕儀式上指出:“越來越多華語家庭放棄方言。調查數字顯示,使用華語的家庭從1980年的 26% 增加到今年的 64%;但是華族家庭以英語交談的百分比,也從1980年的 9% 增加到目前的 31%。”[20] 這說明了在鼓勵華族新加坡人少說方言,多用華語方面,做得極為成功,但在鼓勵英語的華族家庭多講華語方面卻還做得不夠,因為在二十年裡,講英語的家庭增加了22%,如果講英語的家庭保持這種三級跳的方式增長,在今後十年內,新加坡所有的華族家庭很有可能都變成講英語為主。為何會增長得那麼迅速暱?因為當初推廣華語運動的宗旨是:“在於鼓勵華裔人士在交談時以華語取代方言,而不是以華語取代英語或其他語言。”[21]

根據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研究及資訊部所作的調查,華族學生在學校裡使用的語言,也逐漸以英語取代方言,即從1991年到1993年的兩年之內,講英語的學生由40%上升到53%,增加了13%,講華語的學生卻從54%下降到46%,減少了8%。針對這種講英語學生人數增加的趨勢,新聞及藝術部進階政務次長何家良認為:“並不需要過於憂慮,因為推廣華語的目的,主要是鼓勵更多華人講華語,以取代方言的運用,這和講英語是沒有衝突的。”[22]

新加坡原本有華文學校與英文學校之分,那些出身自英語源流的華族新加坡人,家庭的主要語言是英語,但有的也講方言,或英語兼方言,講華語的少之又少。自推廣華語運動之後,那些來自英文源流而在家中只講方言的,或講方言兼英語的,便舍方言而只講英語,這是促成講英語的家庭迅速增加的一個原因。

家庭用語為英語的華族新加坡人,多為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他們當中有些不願學習華語,但卻又擔心英語在新加坡的支配地位受到推廣華語而消弱,他們感到不自在,感到自己的不足之處。專欄作者劉培芳說道:“由於長年以來英語是新加坡的強勢語言,那些單會說英語而又缺乏文化感、歷史感和根源感的華人,並不覺得不會說華語有什麼不妥,也絲毫不覺得在這個社會無法生存。恰恰相反的是,這些人往往生活得更好、更舒服、更高高在上。只會說英語的中上層新加坡華人如魚得水,是政府政策和社會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重視母族文化及價值觀的社會氛圍,自然使他們覺得不自在、既得利益受威脅。”[23]

另一位專欄作者周維介也寫出了他親身的體驗:“我和所認識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交談,感覺到彼此在想法上有明顯的距離。雖然他們沒有在言語中直接表露,但在潛意識裡,部分人在全球性的‘中國熱’中,產生了不健康的華文威脅心理。其中一些轉變為強烈的英文中心論者,認為不論用何種方式推行母語,都會導致更多的紛爭。”[24]

新加坡畢竟是一個東方社會,越來越多的華族新加坡人舍方言,不講華語而只講英語,將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和精神面貌,這是有識之士不願看到的。一位教了二十六年的英文教師這麼寫道:“英語是被公認為國際語文,新加坡採用英語,吸收西方國家科技,引進外來投資,工商業,服務業 …… 樣樣做得天衣無縫,的確給咱們島國帶來了不少國際美譽。但是,採用英語並不是新加坡經濟成功的唯一因素。華族移民先賢那種不屈不撓的創業精神,加上量入為出的經濟美德,早就把經濟成功的種子播下了。這一批創業的英雄好漢,他們當年講的是英語嗎? 假設越來越多新加坡人不學母語,不講華語或方言,一味迷醉於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一個英語社會逐漸形成,過去先賢遺留下來的創業衝勁是否能夠持續,亞洲經濟四條龍之一的頭銜是否能保留,我內心深處告訴我:值得懷疑。”[25]

鑒于十二年來華族學生在家裡講英語的人數激增了三倍,我國總統王鼎昌指出:“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華語可能有一天會失去它的社會影響力。這樣一來,我國華族兒童在長大後將只用英語交談,對母語一知半解或一竅不通,所以現在可能是轉移華語運動重點的時候。”[26] 我國吳作棟總理也強調:“我們應該鼓勵講英語的華族家庭在家裡多講華語,理由是華語將成為華族的母語,懂得華語會得到額外的好處。”[27]

推廣華語運動從1992年確立以鼓勵英語的華族家庭多講華語為目標後,其宣傳主題也提升到“學習華語,認識文化”的層面,或以華語的經濟效益作為運動的宣傳重點,如“講華語,受益多”。1994年則第一次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為對象,所以宣傳標語是“華語,多講流利”,積極鼓勵平日習慣講英語的華人多講華語。副總理李顯龍准將在1994年的推廣華語運動的開幕禮上說:“雖然華語的商業和經濟價值越來越重要,但這卻不應是推廣華語運動的唯一目的。這個運動的更大使命,是通過華語保存和發揚傳統的文化價值,並加強華族新加坡人的認同感。有效的掌握母語,能夠加強個人的歸屬感和自信心。”[28]

1994華語運動的另一個特點,是推廣華語運動委員會的主席和大部分的委員,多來自受英語教育的高等知識份子,由他們來推動,相信比較了解受英文教育者學習華語所遇到的困難和需要,在鼓勵受英文教育者多講華語方面,也許能做出比過去更大的成績,從而使華語運動進入一個新的轉捩點。

不過,以我國目前的教育制度,以及英語在社會上使用程度日益廣泛的趨勢來看,只要通曉英語就可到處通行無阻,只講英語並沒有不方便之處,現在要他們改變習慣開口學講華語,確實是一種不容易的事情。專欄作者劉培芳說:“向來推廣華語運動所面對的最大障礙,是受英文教育的行政主管和決策人員。我國絕大多數政府機構、政聯公司和私人企業的領導人,都是不諳華語的英校生。他們過去所排斥華文華語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所謂‘獻醜不如藏錯拙’,要他們講華語,等於自暴其短。本來是位高權重的智者,一開口講華語,無疑在眾人面前變成笨拙的小學生,何苦來哉?”[29] 因此,人們對於以受英文教育為主並以新姿態出現的推廣華語委員會,在鼓勵受英文教育者多講、多用華語方面,是充滿信心和寄以厚望的:“我們深切盼望推廣華語運動能攻進這最難攻克的關。能夠使到他們改變態度,認真掌握自己的母語,無論從實用意義或文化意義來說,對加強華語在我國的生命力都是好的。當受英文教育者認識了華語的價值後,自然會扭轉過去語文及文化政策上所出現的偏差。”[30]




八 結 論


根據1957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的報告,在全國華族人口總數109萬之中,華人家庭以華語作為母語的僅佔 1%,共1,275人,其他以方言作為母語的,閩南話佔40.6%,潮州話佔22.5%,廣府話佔18.9%,海南話佔7.2%,客家話佔6.7%,其他少數方言佔4.1%。到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報告,華人家庭最常用的語言,華語上升至30.0%,方言下降至48.2%,講英語及其他語言的佔21.8%。再根據1993年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研究及資訊部所作的調查, [31] 華人可講流利華語的佔56%,可以講但不太流利的佔39%,只可講幾句或完全不會講的只佔6%,足見現在的新加坡人,大都能講華語或聽懂華語,這證明自1979年推行以來的華語運動,已經取得輝煌的成績。

華語運動的成功,意味著百多年來維繫華人社會的方言寶藏,將逐漸化為烏有;新一代也難以直接用方言與福建、廣東、香港等傳統講方言的人民交往;他們也無法吸收方言裡的傳統價值觀;更無法欣賞方言裡蘊藏的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但這一切都是無可奈何的,只因新加坡的方言多至十來種,妨礙交往,也影響孩子學習掌握雙語(華語、英語),而作為新加坡四種官方語文之一的是華語,聯合國六種宮方語文之一也是華語,華語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華語最終成為華族新加坡人的共同語。世上任何事物,往往有其利必有其弊,權衡利弊得失,只要利多於弊,得多於失,就可以努力不懈去進行,十全十美的事物是少之又少的,更何況新加坡華人從方言裡流失的東西,可用華語來代替,或從華語裡彌補過來,例如沒有了方言講古,可用華語講古來代替,用相聲來彌補。

不過,有些東西確實代替不了,或彌補不過來的,例如電台、電視台以及社交集會,媒介語全改用華語,使到只諳方言不諳華語的老一代華人失去了參與感,加上老一代與方言伴隨了一輩子,他們與方言有濃到化不開的情意結,一個講華語、尤其是講英語的社會,使他們不免產生了社會疏離感,這是我們應該關注的。

1991年的大選和1992年的補選,老一輩群眾對於以方言發表的演講的熱烈反應,正說明了老一輩對方言的眷念之情。華語運動既已取得輝煌的成績,有人遂建議不妨採取變通寬容的態度,讓出一點方言空間。專欄作者饒柏華說:“華語必須成為華社的共同語言,但不等於方言就必須完全被淘汰。我們今天在檢討整個問題時,一方面要決心貫徹原定的目標,但也有需要採取更加變通寬容的態度。”[32] 新聞及藝術部長楊榮文准將在國會裡也明確的指出:“繼續推廣華語,卻不壓制方言……壓制方言是不明智的做法。”[33] 總理吳作棟“也提醒國人在講華語的同時,不該忽略許多不會講華語的老一輩新加坡人,我們還是有必要和他們溝通,這就是他在馬林百列補選的群眾大會上,以福建話發言的理由。”[34]

回顧前十年的華語運動,面向的對象多為普通市民,這可從宣傳標語體現出來,例如在工作場所、巴剎(菜市場)與食物中心、飲食場所以及購物中心講華語等,原因是這些場所中的市民,大都講方言,而普通市民是最容易晌應號召的,無論是年輕一代還是年長一輩,即使口齒欠靈光,他們也積極普天同“學”,以響應華人講華語的社會運動。但這樣卻給人一種錯覺,以為華語是中下層人民的用語,不能登大雅之堂。近年來華語運動才逐漸轉移了焦點,宣傳主題也提升到以經濟效益為主的“講華語,受益多”,以及發揚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學習華語,認識文化”等,其對象也轉移到受英文教育的華族新加坡人。這是一個大突破,許多公私機構的主管和進階人員紛紛學華文,並在上層活動和重要公開場合中講華語,人們不再以為華語是中下層市民的語言了。由今年開始,華語運動又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推廣華語運動委員會的主席和大部分的委員,是來自受英文教育的高等知識份子,由他們來號召受英文教育者學華文、講華語,相信當能發揮較大的影響,產生更大的作用,從而把華語運動推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最後,讓我引用一位專欄作者劉培芳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要使到新加坡華人真正掌握自己的母語,並通過母語的學習來保存傳統文化價值觀,最治本的方法,就是應從學校的母語教育著手。同時重新肯定華文教學中文化傳遞功能的重要性,而非視之為單純語言能力的訓練。這是一種細水長流般的工作,語文教育和文化價值的灌輸與傳承,是任重道遠的。只要我們的母語教育政策推行正確和得當,長遠將來,華語必能成為所有新加坡華人的共同語,那時,我們也許再也不須年復一年舉辦什麼推廣華語運動了。”[35]




[1] 全國推廣華語運動,由當時的總理李光耀先生揭開序幕。
[2] 這裡的所謂“上海話”,是泛指福建、廣東及廣西以外的中國方言。
[3] 郭振羽《新加坡的語言社會》第10 和19 頁,1985年台北正中書局。
[4] 見《華人的口舌之爭》,載《亞洲週刊》第26至29頁, 1992年3月22日。
[5] 見同注4 。
[6] 見交通及新聞部推廣華語秘書處編《十年華語》(1979至1989)之《宗旨》,1989年交通及新聞部。
[7] 見《出身英文源流者要學好華語》,載1994年9月18日《聯合早報》。
[8] 見《大使與教授說相聲贏得掌聲如雷》,載1994年9月7日《聯合早報》。
[9] 引文見郭振羽《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第24至25頁,1985年台北正中書局。
[10] 見《中國因素與東亞增長》,載1992年9月30日《聯合早報》。
[11] 李柄榮《沒有方言就沒有文化》,載1992年3月5日《聯合早報》,該文原載英文《商業時報》。
[12] 見《講古有多方面的開拓空間》,載1992年2月24日《聯合早報》之《來論》。
[13] 任寶賢,北京人民藝術劇團著名演員,曾在老舍的《茶館》中飾演長鐵嘴。
[14] 見《講古有多方面的開拓空間》,載1992年2月24日《聯合早報》。
[15] 見《告別方言時代之後》,載1992年9月6日《聯合早報》之《星期話題》。
[16] 見《華人的口舌之爭》,載《亞洲週刊》第27頁,1992年3月22日。
[17] 沙眼《工具》,載1994年12月1日《聯合早報》之《四面八方》。
[18] 見嚴孟達《方言熱與草根性》,載1992年12月27日《聯合早報》之《星期話題》。
[19] 見同注18 。
[20] 見《中國帶來經濟機會》,載1993年9月7日《聯合早報》。
[21] 見交通及新聞部推廣華語秘書處編《十年華語》(1997至1989)之《宗旨》,1989年交通及新聞部。
[22] 見《我國只有1%華人完全不會講華語》,載1993年9月4日《聯合早報》。
[23] 劉培芳《請珍惜文化的根》,載1992年9月21目《聯合早報》之《早報特稿》。
[24] 周維介《講華語、談實際》,載1993年9月11日《聯合早報》之《天窗亮話》。
[25] 李植潘《華人與本族語言》,載1992年4月15日《聯合早報》之《讀者來論》。
[26] 引自王鼎昌總統於1992年為推廣華語運動主持開幕儀式上的講話,當時他還是副總理,見《華語運動今後將鼓勵講英語家庭多講華語》,載1992年9月2日《聯合早報》。
[27] 見《中國帶來經濟機會》,載1993年9月7日《聯合早報》。
[28] 見《推廣華語運動更大使命是傳統文化價值觀》,載1994年9月7日《聯合早報》。
[29] 劉培芳《也許有一天,再也不須要講華語運動》,載1994年9月5日《聯合早報》之《星期話題》。
[30] 見同注29 。
[31] 見《我國只有1%華人完全不會講華語》,載1993年9月4日《聯合早報》。
[32] 饒柏華《方言與華語,繁體與簡體》,載1991年12月8日《聯合早報》之《星期話題》。
[33] 引自劉培芳《國人缺乏文化深度?》,載1992年3月18日《聯合早報》之《國會側記》。
[34] 見《中國帶來經濟機會》,載1993年9月7日《聯合早報》。
[35] 劉培芳《也許有一天,再也不須要講華語運動》,載1994年9月11日《聯合早報》之《星期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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