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海洋的子民＊

泉州是東南沿海的一座古老城市，與台灣一水之隔，人傑地靈，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積澱深厚，是中國首批的歷 史文化名城。
　　

泉州古港實是泉州人民的生命線。“港口興，泉州興”，在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下，形成了由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構成的古刺桐港(亦稱泉州港)。東面沿海的刺桐港是宋元時期中國和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為古代中外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憑藉大自然的恩賜，泉州的先民打開了城門，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南朝(520至527年)間，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到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譯梵文佛經，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文化交流之例證。八世紀後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興起，注重從海上經蘭竺和中國進行貿易。唐代，泉州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景象。五代時，閩王王審知為“資公用”，和泉州統治者重視"招徠海中蠻夷商賈"，用鋼鐵、陶瓷交換蕃商66金貝、珠寶、香料，因而泉娼，梅交外貿繼續發展，為宋元時期泉州的繁盛奠定了基礎。

　　

宋代泉州有三條海外航線：東北線為泉州 明州(寧波) 高麗(今朝鮮) 日本；東南線為泉州 澎湖 麻逸(今菲律賓民多洛島) 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西南線為泉州 西沙 佔城(今越南中部)，其中一路至渤泥，另一路自佔城抵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越過馬六甲海峽,經細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故臨 波斯灣沿阿拉伯海西行至亞丁灣和東非的弼琶羅(今索馬裡) 層拔(今桑給巴爾)。當時泉州與日本、高麗、古城、渤泥、 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馬六甲(馬來西亞)、蒲甘(今緬甸)、天竺、細蘭、波斯、大食、弼琶羅、層拔等57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係，泉州港呈現“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蕃商都居住在泉州東南隅的“蕃人巷”。他們運來犀象、珠璣、玻璃、瑪瑙、香料、胡椒,運去絲綢，瓷器、茶葉。


1974年泉州灣後渚港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灣對外貿易的繁榮。這艘南宋末年的帆船，載重量約200噸，船上遺物很多。除有香料木、胡椒及其他貴重藥物外，還有木牌、木簽、貝殼、桃、李、橄欖、荔枝等果核，以及唐宋鋼鐵錢、宋代陶瓷器等。這對中國與世界的海上考古，具有重大價值，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是艱難曲折的。南宋嘉定年間，真德秀知泉州時，正是泉州海外貿易衰退的時期。他針對時弊，重振泉州經濟和海外貿易。三年間，來泉蕃舶大增，再現泉州海外貿易之雄風。



元初，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後裔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各從所欲”。蒲氏後裔任福建行省左丞，受命招諭南海諸國蕃商。此後，元朝政府幾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且主要由泉州當局負責，並有蒲氏親信參加。元朝年間，泉州多次設行省，恢復市舶司，與98個國家、地區有政治、經濟、文化聯繫，海外貿易處於鼎盛時期，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駕齊驅。1292年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泉，說泉州港比埃及亞歷山大港還要繁榮，港灣中有許多印度的大船，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


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泉；也說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有大船百餘，小船不可勝數”。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繁盛，為泉州、福建的經濟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友好往來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末，泉州陷入10年戰亂。明清兩代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明中晚期，倭寇嚴重擾亂和殖民者東來，清初禁海遷界，晉江日漸淤塞，加上官吏貪贓舞弊，使泉州海外貿易逐漸衰弱。晉江安平(安海)港距府城較遠，有較好的通商基礎，在鄭芝龍家族的努力下，發展成為私商海港，為中國採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較早的地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