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長期調查、研究畬族語言中，經常會牽涉到畬族的歷史，特別是畬族族源的問題。於是，對畬族的形成、演變、發展和畬族語言的形成、演變、發展的關係問題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思考，即把這兩個分別屬於史學和語言學的問題聯繫起來研究的思考。過去，史家和語言學家分別在各自的領域裡研究畬族的族源和畬族語言問題，做了許多有益的探討，也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章，但畢竟受各學科局限性的影響，對這兩個問題尚未形成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也可以說，尚未形成一個大家信服的結論。假如，我們能跳出各自學科的框框，站在更高的層次，把這兩個問題聯繫起來觀察、研究，也許會看得更全面、更深入些。本文就是試圖把這兩個問題聯繫起來觀察、研究的初步嘗試。
一
上古時期、長江以南，即我國南方的大片土地上，其主體民族是“百越”和“南蠻” 。周秦、兩漢至隋，中原有大批漢人陸續南下，進入百越、南蠻聚居的江南一帶，與那裡的土著民百越和南蠻發生了民族交融，中原的漢文化就在這時期逐漸融入百越、南蠻文化中，上古漢語也是這時期逐漸融入古越語和古南蠻語中；同時，越文化和南蠻文化也逐漸融入南下漢人的中原漢文化中，古越語和古南蠻語也逐漸融入了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中。
當時江南的吳國、楚國和越國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裡建立起來的。當時從中原進入江南的漢人中有兩支隊伍是值得注意的，一支是亡命者、被流放者和避亂逃難者，這些人多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一進入江南，為了生存，很快就融入當地的土著民中去，向土著民學習適應當地生活的本領；另一支是中原派駐江南的將士，這些將士剛進入江南時，也許還挺威風地抓捕、鎮壓土著民，時間一長，當他們意識到返回中原無望之時，就不得不替自己安排今後的生活了。
於是，許多將士娶土著民婦女為妻，成家立業，定居在江南。陳衍的《福建方言志》說，福建方言稱“婦女”為“諸娘”，這個“諸娘”就是指閩越王無諸治下的閩越國的婦女。民間傳說“諸娘”是當時中原駐閩將士對所娶的閩越人妻子的稱呼。上述的兩部分南下的中原漢人進入江南融入土著民中，對加快南下漢人與百越、南蠻的融合，加快上古漢語與古越語、古南蠻語的交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注 ：有的史籍中，“南蠻”是泛指我國南方的少數民族。本文“南蠻”是指我國古代南方區別於“百越”的少數民族，“分布在長江中游和漢水流域的楚國西北部地區，他們之中流行盤瓠的傳說”，“上承三苗之緒，下開長沙武陵蠻之源”。（大百科全書民族卷P377。）
南下漢人與百越融合後的古越族後來分化為兩支：一支演變為操壯侗族語言諸民族，另一支是聚居在閩、粵、贛交界區裡的，于于隋唐際與上承南蠻的湖南武陵蠻的一支融合成為畬族。與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合後的古越語也分化為兩支：一支是演變成為壯侗語族語言，另一支是聚居在閩、粵、贛交界區的古越人後裔的古越語在隋唐之際與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武陵蠻的古南蠻語融合成為古畬語。
與南下漢人融合後的南蠻後來分化為三支：一支是後來的苗族，一支是後來的瑤族，另一支于支于隋際進入閩、粵、贛交界區與那裡的古越人後裔融合成畬族。融入上古漢語後的南蠻語也分化為三支：一支是苗語，一支是瑤語，另一支是隋唐之際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武陵蠻使用的南蠻語與那裡古越族後裔的古越語融合成為古畬語。
融入古越語、古南蠻語的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演變成為今天的漢語閩方言、粵方言、吳方言、湘方言等。
上文所述就是上古時期南下的漢人及其上古漢語與江南的百越及古越語，南蠻及古南蠻語融合的概況。
綜上所述，上古時期的百越、南蠻應是畬族最早的源；古越語和古南蠻語應是畬語最早的源。
現在佔全國畬族總人口99%的畬族所使用的畬語（下簡稱現代畬語）、壯侗語族語言、苗瑤語族語言以及閩、粵、吳、湘等漢語方言可以證明上述的歷史事實。現擇要舉證如下。
1、現代畬語動詞“有”叫[ho(1)]。這是上古漢語詞。“有”，中古漢語是雲母（喻三）字，今讀應是零聲母，中古的雲母上古漢語是匣母，今讀h聲母。現代畬語“有”讀h聲母，說明它是上古漢語詞。“有”，全國各地畬語都讀[ho(1)]，說明這是畬族尚未離開閩、粵、贛交界區的讀音。“有”，漢語閩、粵、吳、客方言都不讀[ho(1)]，說明畬語的“有”不是從這些漢語方言融入的。“有”，湖南江水話讀[hou(4)],寧遠話讀[xeu(5)]、東安話讀[fａu(6)]。這些漢語湘方言“有”的聲母h、x、f與上古漢語匣母對應。說明這些湘方言的“有”是上古漢語音，與現代畬語“有”讀h聲母一致。湖南是歷史上武陵蠻的老家，畬語“有”應是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入湖南武陵蠻語言後，由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武陵蠻帶入古畬語而保留下來的。
2、現代畬語中，有一部分中古漢語的非、敷、奉母字（單音詞）讀p、ph聲母。如“夫”（丈夫）讀[pu(1)],“紡”讀[phyng(3)],“浮”讀[phiu(2)]等。這就是錢大昕說的“古無輕唇音”的語言事實。這是上古漢語的語音特點。這說明這些字（單音詞）是上古時期從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入古越語或古南蠻語後由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古越人或武陵蠻帶入古畬語的。上述這些字漢語客家話多讀f聲母，說明這些字不是從客家話融入畬族的。
3、現代畬語中有一些中古漢語溪母字讀h聲母。如“開”讀[hoi（1）]，“肯”讀[hen（3）]、“快”讀[hiａi（1）]等。這些字是上古漢語融入古越語的，因為古越語（古壯侗語）沒有送氣塞音k?謕聲母，古越人就用與kh用部位的擦音h代替，經過一段時間的約定俗成後，這種讀音就穩定下來了。現代壯侗語的“開”、“肯”、“快”讀h聲母可以證明我們上述的分析。“開”，武鳴壯語讀[hoi（1）]，布依語讀[hai（1）]，臨高語讀[xi（1）]，西雙版納傣語讀[xai（1）],德宏傣語讀[hui（1）]；“肯”，武鳴壯語讀[han(3)], 臨高語讀[han(3)]，侗語讀[han(3)]；“快”，侗語讀[hoi(5)]， 佬語讀[hｗi(5)]。上述壯侗語的“開”、“肯”、“快”也讀h聲母。這說明現在說壯侗語的民族和畬族都是從他們共同的老祖宗古越人那裡把“開”、“肯”、“快”等的讀音繼承下來，一直保留到現在。而古越人的這些字的讀音又是從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入並經過“改造”的。
4、現代畬語中的一部分中古漢語開口四等韻的字讀洪音（沒有i介音）。如“底”讀[tai(3)],“鳥”讀[tau(3)],“尿”讀[nau(6)]，“甜”讀[tham(2)]，“聽”讀[thang(1)]等。中古漢語開口四等韻有i介音，這是中國漢語中期產生的語音特點，畬語中開口四等字沒有i介音，說明這是中古前期至上古的語音現象。因此，這些開口四等字應是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入古越語或南蠻語後，由源于古越人或武陵蠻的畬族先民帶入古畬語而保留下來的。
5、畬語的“房屋”、“家”叫[lau(2)]。“雞窩”，布依語叫[zau(2)]，傣語叫[lau(4)]、泰語叫[lau(4)]。李方桂《台語比較手冊》有[lauc2]或[lauA2]的基本詞，義注為“圍欄”或“雞舍”。布依語、傣語、泰語“雞窩”的[Lau(2)]、[lau(4)]與畬語“房屋”、“家”的[lau(2)]音近義相關，應是同源詞。
漢語閩方言閩南話有“草寮”、“糞寮”、“寮仔間”等詞“寮”音[liau(2)],義為“簡易的棚子”。漢語閩東方言羅源話把在野外搭蓋的簡易屋子或小草棚叫“寮”，音[leu(2)]。漢語粵方言廣州話把簡易的小棚子或舊式的小作坊也叫“寮”，音[liu(2)]。
閩方言的“寮”[liau(2)]、[leu(2)]、粵方言的“寮”[liu(2)]、畬語“房屋”、“家”的[lau(2)]和壯侗語“雞窩”的[zau(2)]、[lau(4)]都是同源詞，它們都源于古越語（古壯侗語）。壯侗語、畬語與古越語有淵源關係，這已明確，漢語閩、粵方言的“寮” [liau(2)]、[leu(2)]是由古越語融入上古時期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由那些南下漢人的後裔分別保留到閩、粵方言中。
6、“蓋”，畬語叫[khEm(3)]，有名詞、動詞之別。武鳴壯語叫[kam(5)]，布依語叫[kom(5)]，侗語叫[kom(3)], 佬語叫[kam(6)],水語叫[kom(5)],德宏傣語叫[kom(6)],西雙版納傣語叫[kom(1)]。畬語的“蓋”[ khEm(3)]和上述壯侗語的“蓋”[kam(5)]、[kom(5)]、[kam(3)]、[kem(5)]、[kom(1)]等音近義同，應是同源詞。“蓋”，漢語閩方言福州話叫[khaing(5)]、羅源話叫[khεng(5)]與上述壯侗語的“蓋”[kam(5)]等音、義也對應，與畬語的“蓋”[khEm(3)]音、義也對應。據此，畬語的“蓋”[khEm(3)]、壯侗語的“蓋”[kam(5)]等和漢語閩方言福州話的“蓋”[khaing(3)]和羅源話的“蓋”[khεng(3)]都是源于古越語（于古越語）。現壯侗語的“蓋”[kam(5)]等是直接由古越語（古壯侗語）演變下來的；畬族“蓋”[ khEm(3)]是由源于古越人的畬族先民帶到古畬語而保留下來的；漢語閩方言“蓋”[khaing(5)]等是由古越語融入南下漢人的古漢語中，由在閩的南下漢人一代代傳下來的。
7、“葫蘆瓜”（“瓠瓜”），畬語叫[phiu(2)]。“瓜”，侗語叫[pu(2)],水語叫[pu(2)]，拉珈語叫[(puo(2))，標語叫[pu(2)]；“南瓜”，侗語叫[pu(2) ka(4)]，水語叫[pu(2)]；“葫蘆瓜”（“瓠瓜”），侗語叫[po(2)]，水語叫[kａ(6)po(2)]。
畬語的“葫蘆瓜”（“瓠瓜”）[phiu(2)]與上述壯侗語的“瓜”[pu(2)]、[puo(1)]、“南瓜”[pu(2)ka(4)]的[pu(2)]等，“葫蘆瓜”[po(2)]等均音近義合，應是同源詞。
漢語閩方言福州話“葫蘆瓜”叫[pu(2)],廈門話叫[pu(2)a(3)],跟上述壯侗語的“瓜”、“南瓜”“葫蘆瓜”的說法也相近，也應是同源詞。
畬語的“葫蘆瓜”[phiu(2)],壯侗語的“瓜”、“南瓜”、“葫蘆瓜”的[pu(2)]等和閩方言“葫蘆瓜”[pu(2)]都是源于古越語（是源于語）。壯侗語的“瓜”、“南瓜”、“葫蘆瓜”[pu(2)]等是由古越語（古壯侗語）直接演變下來的，畬語的“葫蘆瓜”[phiu(2)]是由源于古越人的畬族先民帶入古畬語而保留下來，漢語閩方言的“葫蘆瓜”[pu(2)]則是從古越語融入南下漢人的古漢語中，由在閩的南下漢人保留閩方言中傳下來。
8、“缸”，畬語叫[pho(6)]。湘西苗語“甕”叫[ko(1)phu(1)],川黔滇苗語“甕”叫[kang(1)po(8)]。畬語的“缸”和苗語“甕”[phu(1)]、[po(8)]音近義合，應是同源詞。畬語的“缸”[pho(6)]是源于南蠻語（古苗瑤語）由源於武陵蠻的畬族先民帶入古畬族保留下來的。
上述的語言事實可以證明，上古時期的我國南方，從中原南下的漢人與土著民的百越、南蠻確實發生了民族交融。他們各自的語言也在兩個群體的長期接觸中互相整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型的語言。現代畬語中有古壯侗語、古苗瑤語的底層，今天閩、粵、浙、湘漢語方言中有古越語、古南蠻語的底層就是上古時期南下漢人與土著民百越、南蠻民族交融的有力證據。
二
據史家考證，隋唐之際，閩、粵、贛交界區裡已經聚居著大批的畬族先民。從我們調查的閩、浙各地的畬語材料可以看出，畬語中含有許多古越語（古壯侗語）和古南蠻語（古苗瑤語）的底層，這可以說明，隋唐之際，在閩、粵、贛交界區裡，既有古越人的後裔，又有武陵蠻的一支。我們研究了調查的畬語材料後發現：現代畬語中，古越語（古壯侗語）的底層成分比古南蠻語（古苗瑤語）的底層成分多。從語音、詞彙、語法的整體去觀察，現代畬語似乎更接近壯侗語族的語言。據此，隋唐期的古畬語似是以古越語為基礎。根據這樣的語言事實判斷：隋唐之際的閩、粵、贛交界區裡的畬族先民中，區里的的後裔應該早於武陵蠻聚居在那裡，武陵蠻應是後來者。但是武陵蠻進入閩、粵、贛交界區後其影響也不可低估。譬如說，槃瓠崇拜原是在武陵蠻中流行的，當武陵蠻進入閩、粵、贛交界區與那裡的古越人後裔融合成為畬族後，槃瓠崇拜的習俗成為整個畬族的祖宗崇拜，槃瓠傳說也成為畬族的祖宗傳說，直至現在；畬族的族稱實際上是在解放後才普及到基底，解放前，閩東、浙南的畬族多稱自己是苗族，時至今天，筆者在調查畬語中，還能聽到少數畬族老人說自己是苗，不是畬。從這些事實看，隋唐之際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武陵蠻人數不會太少，並且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環境，並與那裡的古越人後裔融合起來，還逐漸取得優勢的地位。
這裡有一個擱在筆者心理很久的問題想提出來討論：隋唐之際，閩、浙、粵各地的古越人是否都集中到閩、粵、贛交界區裡去了呢？現在閩、浙的畬族是否都是從閩、粵、贛交界區遷來的呢？就此問題，筆者翻閱了手頭的許多書刊，都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近幾年來，筆者在調查畬語中陸續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也逐漸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考。筆者發現的新材料有：
1、古田縣《富達畬村志》載：“唐乾符三年（876年），藍應潮公從侯官縣遷居古田縣水竹洋創業，......”“唐代文卿公遷入侯官縣，......至唐乾符二年（875年）被封為威武軍節度使”。
這部村志還記載了藍應潮的後代有中進士的，有當縣令的，民國期間，也有當縣長的。
筆者疑問：（1）這一家藍姓畬族從哪裡遷到侯官縣？是否從閩、粵、贛交界區遷入侯官？（2）這一家藍姓畬族若是從閩、粵、贛交界區遷來，是否可能在短期內造就這麼一個書香官宦的門第？
2、福安康厝金斗洋村的畬族介紹，他們的祖公唐朝就在金斗洋居位。還說，福安薛令之的妻子就是金斗洋村的畬族婦女。按，薛令之，福建福安人，生于唐永淳二年（683年），唐神龍二年（706年）得中進士，初任左庶子，後升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
3、據周寧縣咸村鎮雲門村藍氏畬族說，周寧縣咸村鎮雲門村的村民共500多人，純畬族，他們的祖公是唐朝時從寧德七都白岩村遷來的。據說唐時周寧縣要建雲門寺，請寧德七都白岩村的畬族去做工，寺建成後，這些畬族就留下來定居在雲門寺附近，逐漸形成一個村莊，即為雲門村。
4、閩東的福安縣、羅源縣、連江縣、閩侯縣（舊侯官縣）以及浙江景寧、麗水、蒼南等地都發現唐時有畬族。
上述材料表明：唐朝，閩東、浙南有畬族。唐時閩東、浙南有畬族本不奇怪，問題是這些畬族是否都是閩、粵、贛交界區遷來的？換句話說，隋唐時期，我國南方除了閩、粵、贛交界區的畬族外，其他地方有沒有畬族？也就是說，上古時期的越人和南蠻是否還有流散在閩、浙、粵、湘的一些地方？筆者反覆思考後認為：可能有。也有幾條材料作證：
（1）福安康厝、穆陽的畬族“鼻子”叫[pha(6)leng(6)],福安、周寧、寧德的一些畬族“手掌”叫[pa(1)hia(1)],羅源和浙江麗水的一些畬族把“婦女”叫[nE(6)],“畬族婦女”叫[san(1)ha? (7)][nE(6)]。這些與眾不同的說法是不是“本土畬族”的特殊說法？
（2）閩東羅源縣畬族說的畬語很明顯有西路、北路之別，主要是一些詞語的說法不同。這是否是“本土畬族”和外地遷入的畬族之別？
（3）閩東羅源的霍口鄉、連江的小倉鄉和福州市晉安日溪、宦溪鄉，剛好在一座大山的三個角落，行政上雖分屬三市、縣，實際上卻構成一個三角區。這個三角區裡的三個角落都住著畬族，他們之間長期互通婚姻，互有來往，語言、習俗都基本一致。我們調查時發現有一些古老的詞語保留在這個三角區裡的畬族口語中，這個三角區裡，至今還保留一些其他地方已經消失的畬族傳統習俗。這裡是一塊尚未開發的畬族傳統文化的“處女地”。
筆者以為，閩東地區的古田、羅源、連江、福州郊區、閩侯還可延伸到閩清，可能是在古代閩粵族活躍的地方，這一區域裡，可能有一部分畬族是本來就定居在這裡的閩越族的後裔，他們世代流傳的一些傳統習俗和語言中的一些古越語底層亟待挖掘。
三
唐末至宋，又有大批的漢人南下，進入畬族先民聚居的閩、粵、贛交界區，與這裡的畬族先民發生了又一次的民族交融。這一批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漢人後來被稱之為“客家”，他們從中原帶來的漢文化與畬文化融合後被稱之為“客家文化”，他們操的近代漢語與古畬語融合後被稱之為漢語客家方言或“客家話”。
這裡應該強調說明一點，這一批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漢人與那裡的畬族先民發生的民族交融應該是雙向的，即在兩族文化互動中兩族文化、語言都互相受影響，互動結果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當然，不同時期，具體的影響有所側重。此次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漢人是避亂、逃難來的，並非有組織的軍事行動。因此，剛進入這個畬區的初期，南下漢人跟那裡的土著民的畬族先民比較，顯然是處於弱勢。面對著那一片荒山野嶺，為了生存，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土著民靠攏，向土著民學習適應山區生活的本領。為此他們也得學習土著民的語言 古畬語。因此，這個時期民族融合的主要表現在畬文化對南下漢人文化的影響大於漢文化對畬文化的影響；語言方面也表現為古畬語對南下漢人近代漢語的影響大於近代漢語對古畬語的影響，現在，漢語客家話中為數不少的古畬語藉詞（古壯侗語和古苗瑤語的藉詞）主要是在這個時期裡融入漢人的近代漢語中。
到了漢人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中期，進入這個畬區的漢人越來越多，開始從人數上反客為主；這時，這些漢人也已經適應了山區的生活；經濟方面，他們從中原帶來的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開始發揮作用，經濟實力開始處於優勢地位。於是，這個時期，漢文化對畬文化的影響開始大於畬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語言方面，近代漢語（實際上這時候是近代漢語中融入古畬語的客家話）對古畬語的影響大於古畬語對客家話的影響。到了漢人進入畬區的後期無論是人口、經濟、文化乃至於語言，客家人都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這個時期，兩族文化的互動基本上表現為客家文化對畬文化的影響。現代畬語中大量的客家話成分大概就是漢人進入畬區的中、後期裡從客家話融入古畬語而保留下來的。
筆者堅持認為，唐末至宋，在閩、粵、贛交界區裡漢人與畬族共處期間，漢、畬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不承認畬文化對漢文化影響的觀點是片面的，不承古畬語對客家話影響的觀點也是片面的。事實上，有些學者已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們在客家話中已挖掘出許多古壯侗語、古苗瑤語的藉詞，這就是古畬語對客家話的影響的具體表現。基於上述的認識，筆者對客家話與畬語的關係問題始終堅持互動、雙向的觀點，這正是筆者堅決不贊成把畬語看作是客家話的原因。
四
明、清時期，大批畬族從閩、粵、贛交界區裡陸續遷到閩東、浙南各地。他們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散遷到閩、浙兩省並延伸到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這次畬族大遷徙的結果是，大批畬族分散到閩、浙各地的山區，他們面臨的是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壓力。明、清到民國期間，畬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因而，這期間畬漢文化的互動主要表現為漢文化對畬文化的影響，畬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甚微；語言方面，也主要是畬族居住地漢語方言對畬語的影響。這期間，許多畬族居住地漢語方言的生活用語分別融入各地畬語中。這時，畬語在受客家話影響後又一次受到漢語方言的影響。據我們調查的各地畬語材料看，這期間畬語受漢語方言影響的深度、廣度都不亞於畬語受客家話的影響。
解放後，畬族人民推掉了壓在他們身上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兩座大山，畬、漢的團結、交流加強了，特別是改革開發後，許多中、青年畬族外出工作、學習、打工、經商。在這樣的新形勢下，畬語又一次受到漢語方言、國語的影響，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的詞語都以當地漢語方言乃至國語的說法融入畬語。
現在，各地的畬語詞匯中，若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的詞語，畬語中的居住地漢語方言藉詞已超過畬語中的古畬語詞和客家話藉詞；畬語的語音、語法方面受當地漢語方言的影響也很明顯，閩東地區的古田、壽寧、羅源、連江、福州等地的畬語-n、-m、-t、-p尾已都分別變成-ng尾和-k尾，霞浦畬語-m、-p尾也混入-n、-t尾，即使尚保留-m、-n、-ng和-p、-t、-k三套韻尾的福安、福鼎、周寧、寧德等地畬語，-m、-n尾和-p、-t尾也開始在青年畬族的口語混入-ng、-k尾。語言方面，一些詞語的配搭、方式等也不知不覺地受到當地漢語方言的影響。
總之，現階段的畬語是處於向當地漢語方言逐漸靠攏的階段。在畬語人口較少的地方，畬語正處於消亡或即將消亡的狀態。
五
綜上所述，畬族是在民族融合中產生，也是在多次的民族融合中演變、發展。畬族語言也是在不同的民族語言融合中產生，又是在多次的民族語言融合中演變、發展，將來，可能在民族語言融合中消亡。
根據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畬語是一種多來源、混合型的語言。
（游文良，男，漢族，羅源縣人，1935年出生，1959年畢業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任羅源縣方志辦主任、福州民族中學校長等職務，現退休。長期從事畬語和漢語閩方言研究。撰有《鳳凰山畬語》、《畬族語言》（專著）和《福建畬語》、《浙江畬語》、《寧德地區方言志》、《寧德地區畬語》、《福州市畬語》等，還為《中華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和《中國民族文化大觀.畬族編》撰寫“畬語”章。）
一
上古時期、長江以南，即我國南方的大片土地上，其主體民族是“百越”和“南蠻” 。周秦、兩漢至隋，中原有大批漢人陸續南下，進入百越、南蠻聚居的江南一帶，與那裡的土著民百越和南蠻發生了民族交融，中原的漢文化就在這時期逐漸融入百越、南蠻文化中，上古漢語也是這時期逐漸融入古越語和古南蠻語中；同時，越文化和南蠻文化也逐漸融入南下漢人的中原漢文化中，古越語和古南蠻語也逐漸融入了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中。
當時江南的吳國、楚國和越國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裡建立起來的。當時從中原進入江南的漢人中有兩支隊伍是值得注意的，一支是亡命者、被流放者和避亂逃難者，這些人多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一進入江南，為了生存，很快就融入當地的土著民中去，向土著民學習適應當地生活的本領；另一支是中原派駐江南的將士，這些將士剛進入江南時，也許還挺威風地抓捕、鎮壓土著民，時間一長，當他們意識到返回中原無望之時，就不得不替自己安排今後的生活了。
於是，許多將士娶土著民婦女為妻，成家立業，定居在江南。陳衍的《福建方言志》說，福建方言稱“婦女”為“諸娘”，這個“諸娘”就是指閩越王無諸治下的閩越國的婦女。民間傳說“諸娘”是當時中原駐閩將士對所娶的閩越人妻子的稱呼。上述的兩部分南下的中原漢人進入江南融入土著民中，對加快南下漢人與百越、南蠻的融合，加快上古漢語與古越語、古南蠻語的交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注 ：有的史籍中，“南蠻”是泛指我國南方的少數民族。本文“南蠻”是指我國古代南方區別於“百越”的少數民族，“分布在長江中游和漢水流域的楚國西北部地區，他們之中流行盤瓠的傳說”，“上承三苗之緒，下開長沙武陵蠻之源”。（大百科全書民族卷P377。）
南下漢人與百越融合後的古越族後來分化為兩支：一支演變為操壯侗族語言諸民族，另一支是聚居在閩、粵、贛交界區裡的，于于隋唐際與上承南蠻的湖南武陵蠻的一支融合成為畬族。與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合後的古越語也分化為兩支：一支是演變成為壯侗語族語言，另一支是聚居在閩、粵、贛交界區的古越人後裔的古越語在隋唐之際與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武陵蠻的古南蠻語融合成為古畬語。
與南下漢人融合後的南蠻後來分化為三支：一支是後來的苗族，一支是後來的瑤族，另一支于支于隋際進入閩、粵、贛交界區與那裡的古越人後裔融合成畬族。融入上古漢語後的南蠻語也分化為三支：一支是苗語，一支是瑤語，另一支是隋唐之際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武陵蠻使用的南蠻語與那裡古越族後裔的古越語融合成為古畬語。
融入古越語、古南蠻語的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演變成為今天的漢語閩方言、粵方言、吳方言、湘方言等。
上文所述就是上古時期南下的漢人及其上古漢語與江南的百越及古越語，南蠻及古南蠻語融合的概況。
綜上所述，上古時期的百越、南蠻應是畬族最早的源；古越語和古南蠻語應是畬語最早的源。
現在佔全國畬族總人口99%的畬族所使用的畬語（下簡稱現代畬語）、壯侗語族語言、苗瑤語族語言以及閩、粵、吳、湘等漢語方言可以證明上述的歷史事實。現擇要舉證如下。
1、現代畬語動詞“有”叫[ho(1)]。這是上古漢語詞。“有”，中古漢語是雲母（喻三）字，今讀應是零聲母，中古的雲母上古漢語是匣母，今讀h聲母。現代畬語“有”讀h聲母，說明它是上古漢語詞。“有”，全國各地畬語都讀[ho(1)]，說明這是畬族尚未離開閩、粵、贛交界區的讀音。“有”，漢語閩、粵、吳、客方言都不讀[ho(1)]，說明畬語的“有”不是從這些漢語方言融入的。“有”，湖南江水話讀[hou(4)],寧遠話讀[xeu(5)]、東安話讀[fａu(6)]。這些漢語湘方言“有”的聲母h、x、f與上古漢語匣母對應。說明這些湘方言的“有”是上古漢語音，與現代畬語“有”讀h聲母一致。湖南是歷史上武陵蠻的老家，畬語“有”應是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入湖南武陵蠻語言後，由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武陵蠻帶入古畬語而保留下來的。
2、現代畬語中，有一部分中古漢語的非、敷、奉母字（單音詞）讀p、ph聲母。如“夫”（丈夫）讀[pu(1)],“紡”讀[phyng(3)],“浮”讀[phiu(2)]等。這就是錢大昕說的“古無輕唇音”的語言事實。這是上古漢語的語音特點。這說明這些字（單音詞）是上古時期從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入古越語或古南蠻語後由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古越人或武陵蠻帶入古畬語的。上述這些字漢語客家話多讀f聲母，說明這些字不是從客家話融入畬族的。
3、現代畬語中有一些中古漢語溪母字讀h聲母。如“開”讀[hoi（1）]，“肯”讀[hen（3）]、“快”讀[hiａi（1）]等。這些字是上古漢語融入古越語的，因為古越語（古壯侗語）沒有送氣塞音k?謕聲母，古越人就用與kh用部位的擦音h代替，經過一段時間的約定俗成後，這種讀音就穩定下來了。現代壯侗語的“開”、“肯”、“快”讀h聲母可以證明我們上述的分析。“開”，武鳴壯語讀[hoi（1）]，布依語讀[hai（1）]，臨高語讀[xi（1）]，西雙版納傣語讀[xai（1）],德宏傣語讀[hui（1）]；“肯”，武鳴壯語讀[han(3)], 臨高語讀[han(3)]，侗語讀[han(3)]；“快”，侗語讀[hoi(5)]， 佬語讀[hｗi(5)]。上述壯侗語的“開”、“肯”、“快”也讀h聲母。這說明現在說壯侗語的民族和畬族都是從他們共同的老祖宗古越人那裡把“開”、“肯”、“快”等的讀音繼承下來，一直保留到現在。而古越人的這些字的讀音又是從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入並經過“改造”的。
4、現代畬語中的一部分中古漢語開口四等韻的字讀洪音（沒有i介音）。如“底”讀[tai(3)],“鳥”讀[tau(3)],“尿”讀[nau(6)]，“甜”讀[tham(2)]，“聽”讀[thang(1)]等。中古漢語開口四等韻有i介音，這是中國漢語中期產生的語音特點，畬語中開口四等字沒有i介音，說明這是中古前期至上古的語音現象。因此，這些開口四等字應是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融入古越語或南蠻語後，由源于古越人或武陵蠻的畬族先民帶入古畬語而保留下來的。
5、畬語的“房屋”、“家”叫[lau(2)]。“雞窩”，布依語叫[zau(2)]，傣語叫[lau(4)]、泰語叫[lau(4)]。李方桂《台語比較手冊》有[lauc2]或[lauA2]的基本詞，義注為“圍欄”或“雞舍”。布依語、傣語、泰語“雞窩”的[Lau(2)]、[lau(4)]與畬語“房屋”、“家”的[lau(2)]音近義相關，應是同源詞。
漢語閩方言閩南話有“草寮”、“糞寮”、“寮仔間”等詞“寮”音[liau(2)],義為“簡易的棚子”。漢語閩東方言羅源話把在野外搭蓋的簡易屋子或小草棚叫“寮”，音[leu(2)]。漢語粵方言廣州話把簡易的小棚子或舊式的小作坊也叫“寮”，音[liu(2)]。
閩方言的“寮”[liau(2)]、[leu(2)]、粵方言的“寮”[liu(2)]、畬語“房屋”、“家”的[lau(2)]和壯侗語“雞窩”的[zau(2)]、[lau(4)]都是同源詞，它們都源于古越語（古壯侗語）。壯侗語、畬語與古越語有淵源關係，這已明確，漢語閩、粵方言的“寮” [liau(2)]、[leu(2)]是由古越語融入上古時期南下漢人的上古漢語，由那些南下漢人的後裔分別保留到閩、粵方言中。
6、“蓋”，畬語叫[khEm(3)]，有名詞、動詞之別。武鳴壯語叫[kam(5)]，布依語叫[kom(5)]，侗語叫[kom(3)], 佬語叫[kam(6)],水語叫[kom(5)],德宏傣語叫[kom(6)],西雙版納傣語叫[kom(1)]。畬語的“蓋”[ khEm(3)]和上述壯侗語的“蓋”[kam(5)]、[kom(5)]、[kam(3)]、[kem(5)]、[kom(1)]等音近義同，應是同源詞。“蓋”，漢語閩方言福州話叫[khaing(5)]、羅源話叫[khεng(5)]與上述壯侗語的“蓋”[kam(5)]等音、義也對應，與畬語的“蓋”[khEm(3)]音、義也對應。據此，畬語的“蓋”[khEm(3)]、壯侗語的“蓋”[kam(5)]等和漢語閩方言福州話的“蓋”[khaing(3)]和羅源話的“蓋”[khεng(3)]都是源于古越語（于古越語）。現壯侗語的“蓋”[kam(5)]等是直接由古越語（古壯侗語）演變下來的；畬族“蓋”[ khEm(3)]是由源于古越人的畬族先民帶到古畬語而保留下來的；漢語閩方言“蓋”[khaing(5)]等是由古越語融入南下漢人的古漢語中，由在閩的南下漢人一代代傳下來的。
7、“葫蘆瓜”（“瓠瓜”），畬語叫[phiu(2)]。“瓜”，侗語叫[pu(2)],水語叫[pu(2)]，拉珈語叫[(puo(2))，標語叫[pu(2)]；“南瓜”，侗語叫[pu(2) ka(4)]，水語叫[pu(2)]；“葫蘆瓜”（“瓠瓜”），侗語叫[po(2)]，水語叫[kａ(6)po(2)]。
畬語的“葫蘆瓜”（“瓠瓜”）[phiu(2)]與上述壯侗語的“瓜”[pu(2)]、[puo(1)]、“南瓜”[pu(2)ka(4)]的[pu(2)]等，“葫蘆瓜”[po(2)]等均音近義合，應是同源詞。
漢語閩方言福州話“葫蘆瓜”叫[pu(2)],廈門話叫[pu(2)a(3)],跟上述壯侗語的“瓜”、“南瓜”“葫蘆瓜”的說法也相近，也應是同源詞。
畬語的“葫蘆瓜”[phiu(2)],壯侗語的“瓜”、“南瓜”、“葫蘆瓜”的[pu(2)]等和閩方言“葫蘆瓜”[pu(2)]都是源于古越語（是源于語）。壯侗語的“瓜”、“南瓜”、“葫蘆瓜”[pu(2)]等是由古越語（古壯侗語）直接演變下來的，畬語的“葫蘆瓜”[phiu(2)]是由源于古越人的畬族先民帶入古畬語而保留下來，漢語閩方言的“葫蘆瓜”[pu(2)]則是從古越語融入南下漢人的古漢語中，由在閩的南下漢人保留閩方言中傳下來。
8、“缸”，畬語叫[pho(6)]。湘西苗語“甕”叫[ko(1)phu(1)],川黔滇苗語“甕”叫[kang(1)po(8)]。畬語的“缸”和苗語“甕”[phu(1)]、[po(8)]音近義合，應是同源詞。畬語的“缸”[pho(6)]是源于南蠻語（古苗瑤語）由源於武陵蠻的畬族先民帶入古畬族保留下來的。
上述的語言事實可以證明，上古時期的我國南方，從中原南下的漢人與土著民的百越、南蠻確實發生了民族交融。他們各自的語言也在兩個群體的長期接觸中互相整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型的語言。現代畬語中有古壯侗語、古苗瑤語的底層，今天閩、粵、浙、湘漢語方言中有古越語、古南蠻語的底層就是上古時期南下漢人與土著民百越、南蠻民族交融的有力證據。
二
據史家考證，隋唐之際，閩、粵、贛交界區裡已經聚居著大批的畬族先民。從我們調查的閩、浙各地的畬語材料可以看出，畬語中含有許多古越語（古壯侗語）和古南蠻語（古苗瑤語）的底層，這可以說明，隋唐之際，在閩、粵、贛交界區裡，既有古越人的後裔，又有武陵蠻的一支。我們研究了調查的畬語材料後發現：現代畬語中，古越語（古壯侗語）的底層成分比古南蠻語（古苗瑤語）的底層成分多。從語音、詞彙、語法的整體去觀察，現代畬語似乎更接近壯侗語族的語言。據此，隋唐期的古畬語似是以古越語為基礎。根據這樣的語言事實判斷：隋唐之際的閩、粵、贛交界區裡的畬族先民中，區里的的後裔應該早於武陵蠻聚居在那裡，武陵蠻應是後來者。但是武陵蠻進入閩、粵、贛交界區後其影響也不可低估。譬如說，槃瓠崇拜原是在武陵蠻中流行的，當武陵蠻進入閩、粵、贛交界區與那裡的古越人後裔融合成為畬族後，槃瓠崇拜的習俗成為整個畬族的祖宗崇拜，槃瓠傳說也成為畬族的祖宗傳說，直至現在；畬族的族稱實際上是在解放後才普及到基底，解放前，閩東、浙南的畬族多稱自己是苗族，時至今天，筆者在調查畬語中，還能聽到少數畬族老人說自己是苗，不是畬。從這些事實看，隋唐之際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武陵蠻人數不會太少，並且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環境，並與那裡的古越人後裔融合起來，還逐漸取得優勢的地位。
這裡有一個擱在筆者心理很久的問題想提出來討論：隋唐之際，閩、浙、粵各地的古越人是否都集中到閩、粵、贛交界區裡去了呢？現在閩、浙的畬族是否都是從閩、粵、贛交界區遷來的呢？就此問題，筆者翻閱了手頭的許多書刊，都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近幾年來，筆者在調查畬語中陸續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也逐漸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考。筆者發現的新材料有：
1、古田縣《富達畬村志》載：“唐乾符三年（876年），藍應潮公從侯官縣遷居古田縣水竹洋創業，......”“唐代文卿公遷入侯官縣，......至唐乾符二年（875年）被封為威武軍節度使”。
這部村志還記載了藍應潮的後代有中進士的，有當縣令的，民國期間，也有當縣長的。
筆者疑問：（1）這一家藍姓畬族從哪裡遷到侯官縣？是否從閩、粵、贛交界區遷入侯官？（2）這一家藍姓畬族若是從閩、粵、贛交界區遷來，是否可能在短期內造就這麼一個書香官宦的門第？
2、福安康厝金斗洋村的畬族介紹，他們的祖公唐朝就在金斗洋居位。還說，福安薛令之的妻子就是金斗洋村的畬族婦女。按，薛令之，福建福安人，生于唐永淳二年（683年），唐神龍二年（706年）得中進士，初任左庶子，後升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
3、據周寧縣咸村鎮雲門村藍氏畬族說，周寧縣咸村鎮雲門村的村民共500多人，純畬族，他們的祖公是唐朝時從寧德七都白岩村遷來的。據說唐時周寧縣要建雲門寺，請寧德七都白岩村的畬族去做工，寺建成後，這些畬族就留下來定居在雲門寺附近，逐漸形成一個村莊，即為雲門村。
4、閩東的福安縣、羅源縣、連江縣、閩侯縣（舊侯官縣）以及浙江景寧、麗水、蒼南等地都發現唐時有畬族。
上述材料表明：唐朝，閩東、浙南有畬族。唐時閩東、浙南有畬族本不奇怪，問題是這些畬族是否都是閩、粵、贛交界區遷來的？換句話說，隋唐時期，我國南方除了閩、粵、贛交界區的畬族外，其他地方有沒有畬族？也就是說，上古時期的越人和南蠻是否還有流散在閩、浙、粵、湘的一些地方？筆者反覆思考後認為：可能有。也有幾條材料作證：
（1）福安康厝、穆陽的畬族“鼻子”叫[pha(6)leng(6)],福安、周寧、寧德的一些畬族“手掌”叫[pa(1)hia(1)],羅源和浙江麗水的一些畬族把“婦女”叫[nE(6)],“畬族婦女”叫[san(1)ha? (7)][nE(6)]。這些與眾不同的說法是不是“本土畬族”的特殊說法？
（2）閩東羅源縣畬族說的畬語很明顯有西路、北路之別，主要是一些詞語的說法不同。這是否是“本土畬族”和外地遷入的畬族之別？
（3）閩東羅源的霍口鄉、連江的小倉鄉和福州市晉安日溪、宦溪鄉，剛好在一座大山的三個角落，行政上雖分屬三市、縣，實際上卻構成一個三角區。這個三角區裡的三個角落都住著畬族，他們之間長期互通婚姻，互有來往，語言、習俗都基本一致。我們調查時發現有一些古老的詞語保留在這個三角區裡的畬族口語中，這個三角區裡，至今還保留一些其他地方已經消失的畬族傳統習俗。這裡是一塊尚未開發的畬族傳統文化的“處女地”。
筆者以為，閩東地區的古田、羅源、連江、福州郊區、閩侯還可延伸到閩清，可能是在古代閩粵族活躍的地方，這一區域裡，可能有一部分畬族是本來就定居在這裡的閩越族的後裔，他們世代流傳的一些傳統習俗和語言中的一些古越語底層亟待挖掘。
三
唐末至宋，又有大批的漢人南下，進入畬族先民聚居的閩、粵、贛交界區，與這裡的畬族先民發生了又一次的民族交融。這一批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漢人後來被稱之為“客家”，他們從中原帶來的漢文化與畬文化融合後被稱之為“客家文化”，他們操的近代漢語與古畬語融合後被稱之為漢語客家方言或“客家話”。
這裡應該強調說明一點，這一批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漢人與那裡的畬族先民發生的民族交融應該是雙向的，即在兩族文化互動中兩族文化、語言都互相受影響，互動結果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當然，不同時期，具體的影響有所側重。此次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漢人是避亂、逃難來的，並非有組織的軍事行動。因此，剛進入這個畬區的初期，南下漢人跟那裡的土著民的畬族先民比較，顯然是處於弱勢。面對著那一片荒山野嶺，為了生存，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土著民靠攏，向土著民學習適應山區生活的本領。為此他們也得學習土著民的語言 古畬語。因此，這個時期民族融合的主要表現在畬文化對南下漢人文化的影響大於漢文化對畬文化的影響；語言方面也表現為古畬語對南下漢人近代漢語的影響大於近代漢語對古畬語的影響，現在，漢語客家話中為數不少的古畬語藉詞（古壯侗語和古苗瑤語的藉詞）主要是在這個時期裡融入漢人的近代漢語中。
到了漢人進入閩、粵、贛交界區的中期，進入這個畬區的漢人越來越多，開始從人數上反客為主；這時，這些漢人也已經適應了山區的生活；經濟方面，他們從中原帶來的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開始發揮作用，經濟實力開始處於優勢地位。於是，這個時期，漢文化對畬文化的影響開始大於畬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語言方面，近代漢語（實際上這時候是近代漢語中融入古畬語的客家話）對古畬語的影響大於古畬語對客家話的影響。到了漢人進入畬區的後期無論是人口、經濟、文化乃至於語言，客家人都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這個時期，兩族文化的互動基本上表現為客家文化對畬文化的影響。現代畬語中大量的客家話成分大概就是漢人進入畬區的中、後期裡從客家話融入古畬語而保留下來的。
筆者堅持認為，唐末至宋，在閩、粵、贛交界區裡漢人與畬族共處期間，漢、畬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不承認畬文化對漢文化影響的觀點是片面的，不承古畬語對客家話影響的觀點也是片面的。事實上，有些學者已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們在客家話中已挖掘出許多古壯侗語、古苗瑤語的藉詞，這就是古畬語對客家話的影響的具體表現。基於上述的認識，筆者對客家話與畬語的關係問題始終堅持互動、雙向的觀點，這正是筆者堅決不贊成把畬語看作是客家話的原因。
四
明、清時期，大批畬族從閩、粵、贛交界區裡陸續遷到閩東、浙南各地。他們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散遷到閩、浙兩省並延伸到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這次畬族大遷徙的結果是，大批畬族分散到閩、浙各地的山區，他們面臨的是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壓力。明、清到民國期間，畬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因而，這期間畬漢文化的互動主要表現為漢文化對畬文化的影響，畬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甚微；語言方面，也主要是畬族居住地漢語方言對畬語的影響。這期間，許多畬族居住地漢語方言的生活用語分別融入各地畬語中。這時，畬語在受客家話影響後又一次受到漢語方言的影響。據我們調查的各地畬語材料看，這期間畬語受漢語方言影響的深度、廣度都不亞於畬語受客家話的影響。
解放後，畬族人民推掉了壓在他們身上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兩座大山，畬、漢的團結、交流加強了，特別是改革開發後，許多中、青年畬族外出工作、學習、打工、經商。在這樣的新形勢下，畬語又一次受到漢語方言、國語的影響，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的詞語都以當地漢語方言乃至國語的說法融入畬語。
現在，各地的畬語詞匯中，若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的詞語，畬語中的居住地漢語方言藉詞已超過畬語中的古畬語詞和客家話藉詞；畬語的語音、語法方面受當地漢語方言的影響也很明顯，閩東地區的古田、壽寧、羅源、連江、福州等地的畬語-n、-m、-t、-p尾已都分別變成-ng尾和-k尾，霞浦畬語-m、-p尾也混入-n、-t尾，即使尚保留-m、-n、-ng和-p、-t、-k三套韻尾的福安、福鼎、周寧、寧德等地畬語，-m、-n尾和-p、-t尾也開始在青年畬族的口語混入-ng、-k尾。語言方面，一些詞語的配搭、方式等也不知不覺地受到當地漢語方言的影響。
總之，現階段的畬語是處於向當地漢語方言逐漸靠攏的階段。在畬語人口較少的地方，畬語正處於消亡或即將消亡的狀態。
五
綜上所述，畬族是在民族融合中產生，也是在多次的民族融合中演變、發展。畬族語言也是在不同的民族語言融合中產生，又是在多次的民族語言融合中演變、發展，將來，可能在民族語言融合中消亡。
根據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畬語是一種多來源、混合型的語言。
（游文良，男，漢族，羅源縣人，1935年出生，1959年畢業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任羅源縣方志辦主任、福州民族中學校長等職務，現退休。長期從事畬語和漢語閩方言研究。撰有《鳳凰山畬語》、《畬族語言》（專著）和《福建畬語》、《浙江畬語》、《寧德地區方言志》、《寧德地區畬語》、《福州市畬語》等，還為《中華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和《中國民族文化大觀.畬族編》撰寫“畬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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