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陳炯明親擬了一副輓聯:“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後代對自己的評價狀況,他心中似乎早已經有預感,擺出一副完全讓歷史來說話的架勢。
    的確,長期以來,在很多人的印象裡,一提起陳炯明這個名字,可能會馬上聯想到“軍閥”兩個字,是革命的叛徒。這樣一個負面的角色,言語間竟然還充滿了自信,實在令人有點納悶。而1997年,陳炯明的兒子陳定炎與高宗魯推出《一宗現代史大翻案 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不僅要為父親翻案,對孫中山先生也有頗多微詞。這兩種大相徑庭的結論讓許多人感到困惑。孰是孰非?陳炯明又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這真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歷史往往是複雜而一言難盡的,尤其是陳炯明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物。事實上,翻開歷史,可以說陳炯明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是一個風雲人物。這個前清的秀才,做過清朝的省議員,組織過革命暗殺團,策劃過獨立,參與過討袁運動,先後擔任過廣東省的都督和省長、粵軍總司令,還一度是孫中山唯一依靠的軍事武裝力量。而且,這個“軍閥”偏偏對治理國家還有一套比較清晰的看法,推崇“聯省自治”,信奉無政府主義。但他堅持反對孫中山北伐,兩人的矛盾激化後終於爆發,他的部隊砲轟孫中山所在的粵秀樓,成為國民革命的“叛徒”,與孫中山先生分道揚鑣。而另一方面,陳炯明曾經熱情接待過蘇聯代表、對列寧表示景仰,還出資支持過共產黨的機關報,後來卻又走到了反對共產黨的行列。他的一系列舉動,交織著矛盾與不確定的因素,這些都注定了他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
    陳炯明的一生可謂大起大落,閱歷豐富,經歷了人生悲喜的各種滋味。撇開政治上的風雲變幻,他又是個非常值得肯定甚至讚賞的人物。出任清朝省議員和廣東省省長期間,他的確為社會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貢獻。他在生活方面也非常嚴謹,自己頗以不二色而自豪,毫無我們通常理解的軍閥習氣,而且“一生不治私產、不貪污、不受賄,晚年貧病交迫”,最終因窮困死於香港。
    如果陳炯明只是個頭腦簡單的軍閥,再如果陳炯明當年沒有發動“六‧一六”兵變,那麼,今天關於他的爭議或許就不會如此激烈。只是歷史從來沒有假設,不會按照後人的意願重來一遍。
    後人評價歷史人物時,往往因為主觀情感上的疏離與時間上的天然優勢,會更容易擁有一種相對冷靜與客觀的態度。正如孫中山先生走過許多彎路卻並不影響他的偉大一樣,評價陳炯明時,我們沒有必要因為肯定他的某些方面就給予他過高的評價,也不必因為他背叛孫中山的事實而將他完全否定。胡漢民貶斥其為“叛徒”也好,陳定炎讚揚其為“卓越的政治家與軍事家”也好,似乎都多了一些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干擾,少了一份客觀的態度。看電影時總要區分出“是好人還是壞人”,大概許多人的幼年時代都有過這樣的經歷,而到了成年之後,顯然不會再以如此簡單的邏輯來做價值判斷。那麼,在對待歷史人物的態度上,或許需要更理性的思考,再謹慎地下結論。
    既然陳炯明有讓歷史說話的勇氣,我們不妨也說,讓歷史來做一個客觀評價吧。
  
  
    □ 專家訪談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決裂是歷史的一個必然
    長期以來,陳炯明是個頗有爭議的人物。1998年,《陳炯明集》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第一次完整地出版陳炯明的文集,在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編者在後記中說:“……全面、系統、準確資料的提供,則能為客觀研究創造必要前提,俾能開展實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較切合歷史實際的正確認識。”兩位編者分別是已退休的中山大學段雲章教授和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部主任倪俊明副主任研究員,兩人與另一名研究者早在1989年就出版了一本《陳炯明的一生》,而年逾七旬的段雲章教授的近作《孫文與陳炯明史事編年》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在今年6月推出。
    記者:我知道,您研究孫中山四十多年,非常尊崇孫中山先生,為什麼還有興趣研究背叛過他的陳炯明?
    段雲章:在早期的研究過程中,我對兩個問題有很多地方不清楚,一個是孫中山與世界各國尤其是日本的關係,一個是他與周圍人物的關係。其中與陳炯明的關係一直不是很清楚,所以八十年代開始注意蒐集了這方面的史料,也有了一些構想。
    記者:陳炯明沒有跟隨孫中山很多年,但他在辛亥革命後被任命為廣東副都督,可以說在廣東政壇佔有一席之地,原因何在?
    段雲章:陳炯明在當時廣東政壇上的地位,應該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他當時是廣東咨議局的議員,提出過許多議案,是不可小視的政治勢力,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二,他參與策劃了廣州的幾次反清起義,儘管有說法認為他在最後的起義階段產生了猶豫,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確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記者:他在任廣東省長期間有些什麼貢獻?
    段雲章:他最早開始做廣東副都督的時候,修馬路、拆城牆,在市政建設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儘管因為時間短而沒有實行下去。1918年開始的廣州市政建設事實上是從陳炯明那個時候開始的。他第二次主政廣東的時候,大力推行禁煙、禁賭、禁娼,這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的淨化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要知道,當時政府的稅收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這幾個方面構成的,沒有一定的魄力和決心是肯定做不到的。
    記者:對陳炯明評價的現狀如何,請您介紹一下。
    段雲章:對陳炯明的評價出現過兩個極端。一種觀點是以《陳炯明叛國史》為代表,因為孫中山是領袖,反對他的人(對其評價)就是從頭壞到尾的;另一種是以陳定炎和高宗魯為代表的一派,貶孫(中山)揚陳(炯明)。這兩種觀點多少都有一點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的影響,我的態度是要講一個“真”字,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評價他,儘可能地接近歷史事實。
    記者:那麼您是如何評價陳炯明這個人物的?
    段雲章:評價陳炯明應該是分階段的,比如參加革命、反袁都是有功的,作為一種探索,包括主政廣東時的一些措施、在漳州的地方自治,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六‧一六”兵變是不對的,不得人心,即使反對北伐,也不應該用這種手段對付孫中山。我一直說,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環境。近代中國社會錯綜複雜,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新舊思潮等等交織在一起,處在那個環境中,陳炯明的思想也必然會受到影響。包括他後來對形勢判斷不清楚,反蘇、反共。
    記者: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決裂?
    段雲章:主要還是政見上的不同。陳炯明相信“聯省自治”,認為要先把廣東治理好,再當作一個模範省推廣到全國去,所以堅決反對孫中山的北伐。他們兩人的決裂,應該看作是一個歷史的必然。
  
  
    □ 著述
    《閩星發刊詞》(1919)
    《不為罪惡的奴隸》(1919)
    《白話詩五首》(1919)
    《生活與生趣》(1919)
    《評康戴兩君論革命的書》(1919)
    《閩星日報宣言》(1920)
    《漳州公園記》(1921年1月)
    《建設方略》(1921)
    《修理惠州西湖募捐序》(1922年3月)
    《中國統一芻議》(1927)
    《兩封書》(1931)
  
  
    人物詞典
    【廣州‧新思潮】
    陳炯明1898年考取秀才之後,對八股取士的考試制度興趣索然,沒有再循著舉人、進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鄉過了幾年心滿意足的婚姻生活後,1906年離開家鄉來到廣州,入讀政法學堂。
    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已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當時的廣州在兩任總督陶模和岑春 的主持下,各項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學校開辦得如火如荼,各種新思潮也在湧現。1908年,陳炯明以優等成績從政法學堂畢業。在廣州的兩年時間裡,陳炯明大開了眼界,接觸到各種新思潮,而且結識了已加入同盟會的朱執信,為其後來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
    1909年,陳炯明回到家鄉創辦《海豐自治報》,自任主筆,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良方。這一年,他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正式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諮議局提出“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議草”,建議設立城鎮鄉地方自治研究所,專門研究城鎮鄉自治辦法,選通曉法政人員入所研究,推動自治進行。
    為加快成立國會的進程,江蘇諮議局發起在上海召開16省“請願國會代表團茶話會”。當時赴京請願是一種非常時髦的活動,向政府表達民間的聲音。陳炯明作為廣東諮議局代表,赴上海參加了大會。議員們提出請願書,希望能儘快頒佈議院法和選舉法,但清政府以“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途之累”為由予以拒絕。
    對所謂國會本來就只持觀望態度的陳炯明來說,這次大會讓他更為失望。他認為,中國政治的積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談之客在國會裡高談闊論就可以解決的。陳炯明洩氣地表示:“開國會為無聊之舉,不過國家處此無可如何之時,除此別無他法,隨波逐流為之耳。”
    但上海之行對陳炯明意義非同小可,而且對他此後的人生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在上海期間與革命黨人交往密切,並加入了同盟會。
  
    【革命‧同盟會】
    秀才出身的陳炯明加入同盟會,似乎是件難以理解的事。他的政治抱負與主張流血革命的同盟會是兩條路。事實上,他加入同盟會後,確有革命同志批評過他“對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競”。不過,陳炯明是把革命當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他與以孫中山為代表大部分同盟會員“革命至上”的心態大相迥異,不知是否是導致最終二人決裂的一個隱藏的伏筆?
    1909年5月,胡漢民在香港籌組同盟會南方支部,陳炯明擔任實行委員。他隨後還在香港成立“樂群書報社”,作為同盟會的秘密機關,他還把母親從海豐接到了香港。陳炯明與黃興等人先後策劃過多次起義與暗殺行動,黃花崗起義遭到慘痛失敗,他又於1911年成立暗殺團,策劃刺殺水師提督李準、廣東將軍鳳山行動。
    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廣東同盟會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組織民軍攻城略地,並迅速蔓延至廣東各地。同盟會一批黨人聚集到香港,推舉陳炯明為總司令,召集一萬多軍民,圍攻惠州。在圍攻的過程中,陳炯明受孫子兵法的影響,深信“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上策,通過遊說、策反的辦法佔領了惠州。這時候,他擁有廣東紀律最嚴明、戰鬥力最強的一支民軍,這也是當時廣東唯一一支真正從屬於同盟會的軍隊。
  
    【孫中山‧廣東省長】
    辛亥革命廣東光復後,陳炯明任廣東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廣東都督。二次革命時,他在廣東宣布獨立,失敗後轉赴南洋。1916年參加討袁,成立粵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被孫中山任命為援閩粵軍總司令,隨後擊敗福建督軍李厚基後佔據閩南地區。1920年10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他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
    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之後,陳炯明逐漸成為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
  
    【“六‧一六”兵變‧決裂】
    然而,隨著革命進程的推進,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1921年,已經有傳聞說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出現不和。陳炯明認為,孫中山此時就任非常大總統不合時,而且他並不贊成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建議把廣東這個南方省份作為模式推廣到全國,這與力主北伐統一全國的孫中山的主張有著極大差異,兩人矛盾逐漸激化。1922年3月,孫中山撤銷其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內務總長職,只留陸軍總長職,最終導致“六‧一六”事件的發生,二人徹底決裂。
    如今,關於對中國近代政治產生重大深遠的“六‧一六”事件發生的細節,各方說法不一。後代研究者一般認為,“六‧一六”事件並不是突發的,其前因後果複雜而難以言喻。
    1922年6月12日,孫中山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點名地指責陳炯明“反對北伐”;而陳炯明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矛盾基本公開化。
    6月16日凌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秘密報告,陳炯明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發現。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秘密撤離。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即後來的中山艦)上。孫中山離開半小時後,砲聲四起,陳炯明部隊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有士兵還大喊:“打死孫文!打死孫文!”
    “六‧一六”兵變之後,孫中山離開廣州到上海,此後,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孫中山逝世前,經常有人在中間調停,希望他和陳炯明二人能夠和好。孫中山要求陳炯明寫悔過書,而陳炯明堅決不寫,終於沒有再走到一起。
    孫中山與陳炯明決裂,還有一個意外的結果,那就是客觀上成了蔣介石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捩點。他在事件發生後不久,輾轉登上孫中山所在的永豐艦,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後他在國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禁賭‧廉潔自持】
    在政治生涯中,陳炯明以嚴禁煙賭、主張地方自治而著稱。從他任廣東諮議局議員的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陳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他的政治主張在《建設方略》和《中國統一芻議》二書中有完整的表述。“聯省自治”一直是陳炯明堅持的主張,他認為中國廣土眾民,只能實行分權自治,才可養成“民治精神”,建設民主。1922年與孫中山決裂後,他對章炳麟說:然為國努力,無論在位在野,務達此製(指自治省聯邦製)而後已。
    從作為議員提出禁賭議案時起,一直到後來出任廣東都督及省長,陳炯明都把禁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做。賭博的惡習由來已久,但清政府把賭稅當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才會屢禁不止。禁賭無疑要砸掉成千上萬大小賭商的飯碗,要截斷官府一條每年幾百萬兩的滾滾財源,所以,從一開始陳炯明就面臨著不小的壓力。不過,陳炯明做得非常決絕,主張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絕,不留任何餘地,才能收效。禁賭為陳炯明贏得了最初的政治聲望,也可以看作是他治理地方的一個主要政績。
    據記載,1920年12月1日禁賭章程生效後,廣州市面幾乎沒有一家賭博。為此,廣州學界發起為陳炯明鑄銅像,以紀念禁賭的成功。1921年廣州建橋,取名陳公禁賭紀念橋,鐫禁賭經過事蹟於橋邊石柱。可見當時陳炯明的禁賭行為深得人心。
    儘管在政治上仍存有爭議,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陳炯明與人們通常理解的軍閥作風完全不同。他不僅頗有文采,而且廉潔自持,不蓄私財,在生活方面也相當嚴謹,自己還以不二色感到自豪。
    陳炯明後來避居香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企圖拉他下水,他則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三省。日人拉攏不成,仍贈他8萬元支票,陳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還。其後,他派代表參與將美洲致公黨改組為中國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直至今日都是參政黨之一。
    1933年,陳炯明在貧困中病死於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備的棺木。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方軍政長官,結局如此淒慘,這是非常罕見的。
  
  
    地理記憶
    粵秀樓
    (現為“孫先生讀書治事處”紀念碑,位於越秀公園內)
    “孫先生讀書治事處”紀念碑位於越秀山南麓百步梯的半山坡處,碑身高5‧5米,呈尖頂方柱形。碑的正面鐫刻“孫先生讀書治事處”8個金色大字。背面有孫中山的秘書林直勉書寫的《抗逆衛士題名牌》,記載61名總統府衛士與陳炯明叛軍浴血奮鬥的經過。
    此處原為孫中山與宋慶齡居住過的“粵秀樓”遺址。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任非常大總統,總統府就在今中山紀念堂所在地。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兵變,圍攻總統府,砲轟粵秀樓,並懸賞20萬銀元捉拿孫中山。當時總統府衛士僅61人,掩護孫中山與宋慶齡脫險,但總統府與粵秀樓被夷為平地。1930年6月,中山紀念堂建築管理委員會於粵秀樓舊址建此碑。
  
    廣東諮議局
    (現為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位於烈士陵園內)
    建於1909年。1911年12月9日廣東各界代表在此召開大會宣布廣東獨立,後改為省議會和非常國會。1909年,陳炯明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正式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諮議局提出“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議草”,建議設立城鎮鄉地方自治研究所,專門研究城鎮鄉自治辦法,選通曉法政人員入所研究,推動自治進行。
  
  
    □ 人物年表
    1878年,生於廣東海豐,原名捷,字贊之,又字競存;
    1898年,中秀才;
    1906年,到廣州就讀於廣東法政學堂,1908年以優等成績畢業;
    1909年,任廣東諮議局議員,先後提出《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案》、《籌築惠潮鐵路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提案;11月與丘逢甲等一起被推為代表,赴上海參加各省咨議局聯合大會,加入同盟會;
    1910年,參加廣州新軍起義聯絡工作;
    1911年,任廣州起義領導機關統籌部屬下的編制課課長兼調度課副課長,又被確定負責率領一路選鋒隊進攻巡警教練公所。武昌起義後被同盟會南方支部派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光復惠州;
    1911年,廣東軍政府成立,被推為副都督,不久後為代都督;
    1913年,宣布廣東獨立,聲討袁世凱,失敗後逃往香港轉赴新加坡;
    1915年,聯絡一批原國民黨人另立異幟,組織中華水利促成社,受到孫中山的嚴厲批評;
    1916年,回到廣東東江發動駐軍和民軍起義,參加討袁鬥爭;
    1917年,北京政府大總統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將軍”。後向孫中山表示“竭誠擁護”,參加護法運動,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佔領閩西南的汀州、漳州、龍岩等地,建立根據地,稱為“閩南護法區”;
    1920年8月,率粵軍從廣西回粵,打敗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被任命為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1921年5月,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民國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積極參與“聯省自治”運動,反對孫中山的北伐主張;6月任援桂軍總司令,進軍廣西,攻佔廣西全境。後阻撓孫中山到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破壞北伐;
    1922年4月,拒絕前往梧州與孫中山面商北伐問題,並以辭去各職務相要挾,被孫中山免去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總長三職。此後退居惠州,其部屬葉舉率“陳家軍”主力回師廣東,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砲轟總統府和粵秀樓。8月15日,陳炯明回到廣州任粵軍總司令;
    1923年,被滇、桂、粵聯軍組成的西路討賊軍擊敗,陳炯明率部退守東江;
    1925年,革命軍兩次東徵徹底打垮其所部後避居香港,後將美洲致公黨改組為中國致公黨;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
     

南方都市報   2003-04-05 11:31:35 本版執行/本報記者 劉煒茗





成王敗寇---陳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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