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雲 謝必震
琉球地處中國東南沿海，位於日本九州島和台灣之間。由奇界、度姑、津奇奴、姑米、面那、巴度麻、八重山等３６島組成。她四面環海，是一個“地無貨殖”、“商賈不通” 的國家。由於琉球“國小而貧，逼近日本，維恃中國為聲援” ，中國政府自古以來又注重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所以中琉關係早在隋代就有所記載。明王朝建立後，為了鞏固統治，對外採取和平相處友好往來的方針。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行人楊載出使琉球，從此揭開了明清兩代中琉５００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序幕。清定鼎北京後，仍沿明製，順治四年（１６４７年）遣使告諭琉球國王，琉球國王接受敕諭，遣使來華。這樣，中琉兩國繼續在封貢活動下開展一系列友好關係。
閩南 泉州、漳州、廈門三地臨海，自古就是重要的對外交通口岸。琉球與閩南交往之早是先於中原各地的。可以說，琉球人是先接觸、認識閩南後才開始認識中華帝國的。特別是在明清時期琉球與中國的交往中，更是處處留有閩南的印跡，所以閩南在中琉關係中佔有極為不尋常的地位，以下就是筆者粗略總結兩者關係的主要幾個方面：
一、“閩人三十六姓”中的閩南成分及其後裔的重要作用
琉球是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國內各島嶼之間及與外國的往來只能借助船隻。但是琉球生產力落後，不僅航海條件極不發達，國中“縛竹為筏，不駕舟楫”， 且航海人才也極為缺乏。而中琉交往只有通過海路這條途徑，因此“浮海以舟，駕舟以人，二者濟險之要務者”。 為了發展中琉之間的朝貢往來，“洪武年間賜善操舟著三十六戶”“令往來朝貢”。 泉州、漳州、廈門三地主要為山地丘陵，人多田少，只能以海為主。許孚遠也指出“閩之福、興、泉、漳襟山帶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所以他們“恬波濤而輕生死” ，販海為生。因此在造船航海方面經驗極為豐富，“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滄、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海--船主、喇哈、火頭、舵公皆出焉”。 明王朝向琉球賜姓時當然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三十六姓”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閩南人。如龍溪人王立思在萬歷十九年“奉旨始遷於中山，以補三十六姓” 。龍溪人阮國、毛國鼎也于萬歷三十年“發著該國而充引導朝貢之助” 。更有出身於泉州南安的蔡崇，早在洪武二十五年就奉旨遷往琉球。 除此之外，琉球政府還通過各種渠道吸收人才。閩南與琉球交往密切，經常有人由於各種原因滯留於琉球，後被琉球政府委於重任。他們有的為琉球政府修船造船，駕舟航海。如漳州人黃 “被虜掠到倭國時，幸鄉親並銀物兩取身，至（萬歷）二十五年逃入琉球外山”。次年中山王世子尚寧派遣報信船往中國，他就擔任“管船冠帶舍人”。 另一位漳州人林元，流落琉球，被充任為“看針舵工”。 還有的充當琉球政府的翻譯，成為溝通中琉雙方之間最重要的互譯人才。如明萬歷二十二年，中山王尚寧差人進貢迷途，明廷派“漳人阮國護送回國”尚寧遂賜阮國“都通事色目”。 陳華，龍溪人，萬歷四十五年在粵東遭颱風，飄至慶良間諸島入籍唐榮。萬歷四十七年二月充都通事特遣赴閩。 這些落籍琉球的閩南人成了琉球王國對外交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為琉球擺脫原始落後狀況做出巨大貢獻。
“三十六姓”的閩南後裔，他們的表現相對於先輩也毫不遜色。他們有的歷任火長、船管帶、通事、貢使。據謝必震教授考證，僅明代，在琉任貢使的泉州南安蔡姓後裔就有１７人，４９次來華。 在清代任貢使的有順治十年的正議大夫蔡祚隆，康熙五十二年正議大夫蔡灼，乾隆六年蔡其棟，乾隆三十三年正議大夫阮大鼎，乾隆五十三年正議大夫阮廷寶，光緒元年正議大夫蔡呈祚……其中值得關注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東汀隨筆》所稱頌的“前輩宿儒，名彰後世，為人傳誦不置者，唯唐榮程公，蔡公二人而已。二人各有所長，程公以德性，蔡公以才略”中的蔡公 蔡溫。他被琉球人尊稱為“琉球古今獨步的大政治家”，是南安蔡姓第１１世孫。 他年輕時對其父翻譯的《中山世 》進行修訂、增補，使之成為一部完整的有關琉球史的正史。清康熙年間，蔡溫為國相又兼國師。在他當政的２０多年裡“為琉球慶長之役後唯一短暫的小康時代” 。喬治克爾《琉球史》稱“蔡溫主政期間，一大半與德川吉宗同時（１７１６-１７５１年，即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十六年）。而德川吉宗時代，又為德川幕府最富庶之時代。若說蔡溫之成就，對吉宗的精神與實驗都頗有影響，似亦不為太過”。可見，蔡溫不僅在琉球而且在日本都產生過重要影響，這是閩南後裔的不平凡的貢獻。
琉球政府為了加強與中國的聯繫，還特派留學生來華學習。從明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到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止共遣官生２４次，８１人。其中明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年）到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派遣的官生多為久米村人的閩人後裔。其中有閩南泉州蔡姓後裔及漳州阮姓後裔。如明成化十年來華的蔡賓等，明正德五年來華的蔡進，嘉靖五年的蔡浩、蔡廷美，嘉靖二十九年的蔡朝用，嘉靖四十四年的蔡 ，萬歷八年的蔡生常，清康熙二十七年的蔡文溥、阮維新、雍正二年的蔡宏訓，乾隆二十五年的蔡世昌，道光二十一年的阮宣詔等。這些官生畢業歸國後都受到重用。如蔡文溥官至紫金大夫，蔡賓官至長史，並與阮維新等都充當過貢使，數次來華，竭力維繫中琉的封貢關係。同時這些官生也把華夏文化，連同閩南文化傳播到了琉球，對琉球的文學、醫學、工藝、社會風俗等都產生重要影響，為促進中琉關係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社會基礎。
二、海上救助
中國東南沿海和琉球群島這一帶，每年冬季，受來自大陸的西伯利亞太平洋熱帶暖流影響，盛行東南季風。５月到１０月又受西北太平洋熱帶洋面形成的颱風的影響，所以這一帶氣候較為複雜，天氣狀況比較不穩定，特別是颱風天氣，太平洋及我國東南海域，驚濤駭浪，暴風驟雨，給行船造成巨大困難，是海難多發地區。
明清兩朝都很重視飄風難船的安置、護送工作。開始時並沒有明確可循的救護政策，一船隻遵前例，直至清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根據中國沿海經常有琉球等國飄風難民的情況發諭旨：“沿海地方常有外國船隻遭風飄至境內者，朕胞與為懷，內外並無歧視，外邦人民既到華，豈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後如有被風飄泊之人船。著該督撫率有司加意撫卹，動用存公銀兩，賞給衣糧，修理舟楫，並將貨物查還，遣歸本國，以示朕懷柔遠人之至意，將此永著為例，欽此，欽遵。” 從此以後，各地方官以此為準則處理難民事務。
閩南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經常有琉球難船在此飄著。如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琉球八重山１９人遠米從八重山到那霸納貢途中遇風飄著到廈門銅山：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也是八重山３６人從那霸大八重山返回途中經風暴，在廈門頭吊礁飄著，還有乾隆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與那國３２人，從那霸返回八重山途中遇難，被風吹到漳州電白。 每當難船到閩南沿海後，閩南地方政府根據中央規定“慮飢給養，念寒援衣”，使他們“無憂凍餒，究原到國” ，每人每日給米一升，鹽、菜銀六釐，起程回國時又另給一個月口糧，發給機藍布四匹，棉花四斤，茶葉、灰面、煙各一斤，必要時還于留館按貢水梢內撥派熟識海道的二人幫助駕船回琉球，有的搭使船回國，有的搭貢船回國。閩南地方政府對琉球難民的悉心照顧得到琉球政府的深切感激，琉球國王還經常派謝恩船來華，專門表示感謝。同樣，閩南船隻也經常遭遇到惡劣氣候飄流到琉球，琉球政府和人民也給予熱情的幫助。康熙二十三年，太倉、泉州等處商民先後共１０船，飄至琉球，琉球國王遣都通事阮超群（漳州阮氏後裔）送船身堅固的林仁興等六船商人１３０名，送回福建，阮超群因護送難船有功，受乾隆賞賜，“蟒緞二匹，閃緞二匹，錦二匹，彩緞四匹，素緞四匹”（21）。又有乾隆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泉州府同安縣王同興等２１人，因販運貨物到山東收買柿餅、核桃等回閩時在洋遭颶風，蓬桅俱壞，飄至琉球麻姑山地方，船被打壞，經當地地方官撈救，送往中山泊封，“照例發館安插，仍委官按日給予 餼養贍，且賜衣服等件”，順搭貢船回國。（22）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琉球對閩南難船極為重視，中國政府也對他們的友好行為給予表彰、嘉獎。在這相互救助的歷史上，“包恩”號事件又特別值得關注。
１８５２年３月，美國“羅伯特‧包恩”號載滿了誘騙來的４１０名華工從廈門港出發駛往美國舊金山。這批華工大部分來自閩南泉州的同安、晉江、南安、安溪、惠安，漳州的龍溪、南靖，還有廈門等地。他們被迫簽下了賣身契，如不接受即遭鞭責。當船駛近琉球島附近時，船長又把華工都拉到了艙面，強行“剪去髮辮，並用冷水和大掃帚沖刷華工身體，其中有好幾十人臥病不起，這時美國人不是把他們打死，就是將他們棄落海中”，（23）這使得華工忍無可忍，奮起反抗。在２８歲的廈門人陳得利的帶領下，大家和美國殖民者進行了艱苦的搏鬥，終於控制了“包恩”號，把船駛進了琉球，在八重山大石垣島崎歧洋面時，觸礁停靠。
華工上岸後受到琉球人民的熱情接待。據羅伯特‧布萊姆頓等８名“包恩”號的水手證詞：“我們看到島上土著是一個善良的民族，當苦力在為自己蓋房棲身的時候，土著們把房屋讓給苦力住”，（24）還“每日給予飯食”（25），幫助華工解決實際困難。琉球政府在“設館安頓，收養撫卹”之餘，又積極籌備船隻，準備送華工回國。
美國政府知道此事後與英國侵略者相勾結，派艦隊到八重山石垣島開砲轟擊華工駐地，並上岸捕殺手無寸鐵的華工。在美國薩拉托加號艦長瓦克爾致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奧利克的信函中敘述到僅“英艦蓮花號接收了２３名苦力犯人，其中有些是兒童，另一些患病，有二三人奄奄待斃，在３６小時內，有２名苦力死亡。”（26）侵略軍載著他們的戰果離開了石垣島。華工們仍回到原地，琉球政府對他們極為同情，“該國王世子以英夷凶暴非常，若遽行護送，誠恐夷船復來追捕無蹤，滋生事端，當於上年貢船來閩移清查辦”。（27）在等待清朝諭旨期間，琉球國王派官員前往石垣島慰問華工，幫華工修理房屋，安排伙食，並“十分尊重閩南人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每逢節日，即給加餐宴席，以慰遠人”。（28）又從首裡派醫生為華工看病送藥，如“泉州府南安縣難人林才，身染熱病，坐臥不安，又同府安溪縣林約，腳腿染成瘋腫之疾，寸步難行，又于同府同安縣蘇輦，眼目症似瞽目之形；又南安縣林低小便墜精之症，腳手痠軟。此四人之病症十分辛苦，蒙人琉球國醫官駕到南人敞居看脈治藥，全然應效，所次給藥，立即痊癒”。（29）雖如此，但華工的身心已受到殖民者的嚴重摧殘，連美國官員伯駕也承認“布萊生船長（包恩號船長）苛待苦力”（30），以至于一次瘟疫竟有９２名華工染疾身亡。琉球人民深深地同情這些苦難華工，為病卒者殮棺、安葬。現今，在八重山石垣島上還可以看到當年死難華工的墓碑。沖繩縣政府還在富崎蓋了一座唐人墓陵園，以此紀念１８５２年犧牲的華工，這是閩南與琉球友好情誼的歷史見證。
倖存的１７５名華工在琉球政府的幫助下，由“該國王世子特備咨文護照”（31）派船護送回國，途中又遭海盜，最後僅餘１２５人。上岸後，殖民者千方百計要對華工“嚴懲”，但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這批華工被宣布無罪釋放，華工起義終於得到徹底勝利。沒有琉球人民的熱情幫助，他們早已凍死孤島，葬身魚腹；沒有琉球政府的妥善安置，他們早已慘遭捕殺，無緣回國。這場鬥爭的勝利是與琉球政府和人民對這些華工的支持分不開的。
三、閩南與琉球的海上航道及兩地間的貿易往來
閩南與琉球一衣帶水，在明前就有了密切的交往。據考古資料，在石垣島出土的白瓷碗，其年代屬１３世紀到１４世紀中葉（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其窯口當在閩南。（32）可見，兩者交往之早。到明洪武年間，中國與琉球正式建立封貢關係，明政府在泉州設立市舶司，管理對琉朝貢貿易，在晉江口岸設立來遠驛，專門接待琉球貢使。兩地交往更為頻繁，形成了正式的海上航路。
閩南通琉球的航路的形成並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古代航海人員長期實踐、探索的結果。在民間早已有私通琉球，在宋、元時期，泉州是聞名于世的巨港，從這裡出發的船隻來往於世界各地，包括鄰近的日本、高麗，以海為主的閩南人早已開闢了通琉球的民間航道。此航路有兩條，一條是從漳州港出發。“福建市舶專隸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關白之，而航海商販盡由漳、泉。”（33）據《順風相送‧福建往琉球》“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取烏坵，用甲寅並甲卯針正南東牆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明人慎懋賞的《四夷廣記》卷２７９中載有《漳州往琉球並日本針位》“太武山開洋，用單艮針七更船取烏坵山，用艮寅針更船取牛嶼，用艮寅針五更船取東湧山，用單辰針西南風乙辰針東南風用辰巽針八九更船取小琉球”。《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九漳浦縣中又有“太武山在縣東北百里，一書大母山。……有延壽塔，高數仞。海中歸舶，望以為標。”所以太武山即今南太武山，在龍海縣東南海邊。又據《籌海圖編》卷一福建圖二所示“浯嶼”即今“金門島”在廈門東面海中。而“烏坵”，圖中湄洲宮東有“大烏坵山”，就是今天的烏坵嶼。
第二條航路是從泉州港出發，從晉江入海，向東航行，過湄洲島，與從漳州港出發的航道在烏坵上會合。兩條航路會合後繼續向東航行。經“東牆”，據《鄭和航海圖》草嶼之北有東牆，即今平潭縣北之東癢島。“小琉球頭”即今台灣最北端之“富貴角”。而後“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雞籠嶼及梅花瓶，彭家山”（34），“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用卯針取赤坎嶼……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35）即兩條航路在東牆會合後向東，途經富貴角、雞籠山、花瓶嶼、彭佳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姑米山、麻山、馬齒山至琉球那霸港。通過這兩條航線，閩南與琉球進行著頻繁的貿易往來。
閩南三地是著名的三角洲平原，氣候溫潤，物產豐富，“凡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桔，泉漳之糖……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36）不僅如此，閩南還擁有眾多優良港灣，泉州港，漳州月港，廈門港等都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而琉球凡“東瀛之島，暹羅，蘇門答臘，滿刺加，高勾麗，爪哇，日本，交趾，佔城等國，凡十數而琉球最貧。”（37）因此，中國是她生存和發展的依靠。閩南是她登岸後的第一站，理所當然成為與之商貿往來的主要對象之一。
琉球與閩南地貿易形式有兩種。一是官方貿易，這主要體現在朝貢活動中。琉球通過朝貢不僅獲得大量賞賜，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展中轉貿易，從中國購進大量商品販運到東南亞各國，再從東南亞地區購買中國所缺之物，販回中國，從中牟利。《明史‧外國‧琉球》即指出：其國“假進貢之名，以規市販之利。”為了牟取更多的利益，琉球國王積極遣使入貢。據記載，自明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至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的４５８年間，琉球遣使入華４６９次，又據《明實錄》記載，從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至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泉州市舶司遷往福州之前的１００年來，琉球遣使者入明朝貢就達到了２４８次，相當於５００年來朝貢次數的一半多。如此頻繁的朝貢貿易極大促進了琉球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使閩南成為琉球的重要商貿夥伴。即使市舶司從泉州遷往福州，由於閩南的豐富物產和“樂於商販，趨貨什一之利，蹈不測之淵，回易於蠻夷之境”（38）的閩南商人遍布各地，在與琉球的交易中，閩南仍處於重要地位。就琉球所購物品來說，有眾多產生於閩南，如“棉紗”《閩產錄異》雲“福州織者亦美結，出泉州者工精”（39），“織絨”明代漳州所產的天鵝絨暢銷海內外。（40）還有永春夏布，德化瓷器，惠安苧麻……並且閩南多山，也是藥材的產地，琉球所購藥材也部分來自閩南。
琉球與閩南貿易的另一渠道就是民間走私貿易。明朝從鞏固自身統治出發“以海道可通外邦”（41）為慮，規定“片板不許下海，禁草雙桅大船”。（42）清初也實行嚴厲的海禁，“一切官員及軍民人等，如有出洋經商或移往外洋海島者，以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43）。嚴厲的官方律令禁不住民間的走私貿易。在利益的驅使下，閩南沿海的人民紛紛冒險出洋，這一活動使得漳州月港逐漸成為我國東南沿海的重要走私港口。廈門港同樣由於“禁海”，商人們“厚賄守口官兵，諸通鄭氏，以達廈門，然後通販各國”（44），也成為一主要走私口岸。民間走私貿易盛極一時，“其中經琉球往日本的航路上，舶船絡繹，航海人員多為漳人”（45）。嘉靖時的內閣大學士桂萼也評價到：“濱海上下，外遇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居民多”（46）。屠中聿也說：“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概稱倭寇，實多編戶之齊民也。”（47）當時走私貿易不僅人數多，而且規模巨大。如嘉靖二十一年，漳州人陳貴等率由２６艘船組成的船隊到琉球貿易。（48）不管船隻大小，單單“２６艘船”就足以說明走私的規模。
伴隨著這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的船隊，琉球的經濟充滿了新的活力。閩南對琉球的影響是巨大的，沒有閩南商品與商隊源源不斷地輸入，琉球經濟不可能迅速地發展，成為“萬國津梁”。
四、閩南冊使 潘榮
閩南冊使潘榮是在明天順六年（１４６２年）出使琉球的。據載，天順四年六月初五日，琉球中山王尚泰久薨，王世子尚德派人向明廷告父喪並請封。為此，明朝開始挑選冊封琉球的天使。
潘榮，字尊用，號（日＋束）庵，龍溪人。正統戊辰（１４４８年）進士。景泰元年（１４４９年），受吏科給事中。明朝向琉球派遣的冊封使自正統七年（１４４２年）英宗派正使給事中餘汴，副使行人劉遜封尚忠為琉球國王時，開始了冊封使由給事中當任的傳統。潘榮以給事中之職成為候選，且其為人“寬平和易，不言人過，而風規肅然，遇事無所苟，綱釐目舉。”（49）在吏科十幾年“為宦者所譏而所守不變，當世賢大夫也。”（50）有鑒于此，明英宗欽定潘榮，於天順六年四月命吏科右給事中潘榮，行人司蔡哲充正、副使，往琉球國祭故王尚泰久並封其世子尚德為王。於是，潘榮“率領官軍人等坐駕海船一只到國，開讀詔書、敕諭，頒賜冠服、禮服等件，封臣尚德為王並王妃及賜祭先父王尚泰久”（51），順利完成冊封大典。在琉球期間“宣威德，為其國王記中山八景圖。榮援經證義，立成篇章，覽者咸謂得體國人為之刻石及舟歸”（52）。十月，潘榮順利歸國，不辱使命。翌年八月，琉球國王尚德特派長史梁實等 捧表文至京謝恩。
潘榮出使琉球，在歷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福建地鄰琉球，當避嫌”，（53）所以歷來明朝選冊使時已把閩人排斥在外。如今，潘榮以閩南人的身份成為閩人第一任冊封使，說明明政府已意識到福建與琉球的密切聯繫是中琉友好交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中琉關係的發展有極大促進作用。閩人對琉球比之其他各省更為熟知，有此有利條件，行事更為方便。楊國楨教授指出“潘榮出使琉球十分順利，這與他出身漳州，熟悉地方情況能有效地精選造船和航海人才，不無關係。”潘榮作為琉球的冊封使的重要意義在於“提供了一個閩籍冊封使和閩籍航海人員結合有利無害的實例，從而為閩籍官員擔任冊封使，開闢了道路。”（54）清朝八次冊封琉球，其中有四次，由閩籍官員四人分別擔任正、副冊使，他們之所以能成行，這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潘榮的開路之功。
五、護送貢使進京
在朝貢活動中，琉球貢使上岸後，明朝規定，由福建官員負責安排。先讓他們在柔遠驛休整，同時由督撫上奏皇上，擇日起程進京，貢使入京沿途各省地方官都要派人接洽、護送，而且福建督撫又必須按規定，委派文武員弁全程往返陪同。後清政府又重申“凡外國貢使，及定額從人來京，沿途口糧驛遞夫馬舟車，該督照例給發，差官伴送及兵護送來京。”（55）閩南地方政府就此給予積極的配合，確保貢使順利進京參見，安全返閩。
在明初，泉州是通琉球隊惟一口岸，泉州政府當然盡職盡責，對朝貢團體妥善安排，並出色地完成護送任務。即使之後市舶司由泉州遷往福州，閩南各地官員仍多次負責護送。為了使外國使臣參加除夕與元旦賀宴等活動，清廷規定：“外藩遣使進貢入關後，即飭該使臣趕緊起程並飭伴送官沿途照料妥速行走，務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到京以符定製。”（56）由於時間緊迫路途遙遠，伴送官員極為辛苦。如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琉球進貢，貢使紫金官毛國棟，副使正議大夫毛廷柱，都通事鄭文英，從人２０名，土通事一名等來華，就由廈門海防同知黃奠邦等負責伴送。途中，都通事鄭文英及從人一名重病，黃奠邦給予悉心照料，但由於條件限制，最終病故，雖受此耽誤，黃奠邦一行依然在十二月初五日準時到京。（57）不辱使命。又有同治九年（１８７１年）琉球國王派貢使耳目官楊光裕，副使正議大夫蔡呈楨，都通事蔡呈祚等來華進貢。當時由三品銜候選道泉州府知府章倬 ，同知銜準升惠安縣知吳同盛等負責伴送。（58）由於起程較遲，又遇隆冬，路凍難行，幾遭風雪，只好長途催趲，行程十分艱苦，進京日期被迫延遲，只好請旨請求伴送官可否邀免議處。由於閩南官員一向認真負責的工作作風受到各朝政府的認同，針對此種情況終於得到皇上體恤，“伴送各員著免其議處。”（59）
自閩南進京，約計５０００多里。由於路途遙遠，雖然曉行夜宿，亦須八九十日，一路奔波，跋山涉水，極為辛苦。《禮部則例》中規定，與進京時一樣，仍由閩省伴送官陪同。“貢使回國，由各該省伴送官護送行兵部換給勘合，經過各省仍鄰委幹員更遞護送。”閩南護送人員與琉球使團在這漫長的進京、回閩途中，休戚與共，同甘共苦，雙方加強了交流，增進了了解。
六、情報資訊的交流
日本對中國的覬覦之心自古有之，倭寇入侵是他的表現之一。明初，倭寇入侵中國沿海，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明政府一邊清除倭患，一邊抵制日本，“罷寧波市舶”（60），嚴禁與日本通商，中日關係急劇惡化。
中國斷絕與日本的貿易往來，這無疑是對日本經濟的沉重打擊，為了重新開啟與中國通商的大門，日政府多次要求琉球到華的貢使幫助日本與明政府協商，閩南後裔也參與了此事。嘉靖六年（１５３０年）琉球貢使蔡瀚（閩南泉州蔡姓後裔）道經日本，受日本國王源義晴之托，向中國政府代為轉交致表文，要求恢復修貢、貿易，但遭明拒絕。（61）即便如此，這些貢使在保持中、日雙方的間接接觸，促進中、日關係的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琉球政府倍受日本欺凌，這更增進了她與中國的感情。自慶長之役後，琉球被迫向日本納貢，她一面向日本進貢，探悉日本對中國的陰謀，一面派人向明政府通風報信。如萬歷二十六年四月，尚寧又遣使者來閩飛報倭情，即偵探到的倭奴關白動靜，漳人王立思就是該船的“管船舍人”（62）。《明史‧琉球傳》萬歷四十四年琉球通事蔡廛（閩南後裔）來告，日本造船５００餘艘，欲取雞籠山。（63）這使明政府能及時對“詔海上警備”早做防範。
明政府也積極刺探日方情報。他們充分利用閩南通琉球的航道，如萬歷二十二年四月，福建巡撫許孚遠密行到泉州同安，選取海商許豫的船隻，和色目指揮使史世用同往日本薩摩州刺探，走到正是“海澄入倭之路”得到重要情報後，報后，乘坐海澄縣吳左沂烏船先行返回。（64）閩南成為刺探日方情報道主要基地。
閩南私商也積極為政府服務。當時日本對中國的險惡用心也為來往於琉球、日本的商人所知曉，所以，當他們一旦知道日本有不良企圖之時，就急速回國通知。如萬歷間關白豐臣秀吉“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當時就有商於琉球的同安人陳申“懼為中國害，與琉球長使鄭迥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其情來告”。不僅如此，“申又旋故鄉，陳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以聞。下兵部，部移咨朝鮮王。”（65）
七、其他
琉球與中國交往之初，僅是為了貿易之利，隨著接觸的日漸加深，琉球被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被豐富多彩的藝術技能所折服，在自覺與不自覺中，成為中華藝術的接受者和傳播者，而其中又有深厚的閩南文化的影響。據中本正智分析：“日本文化與琉球文化的差異，一部分系起因於大陸文化中南北型態之不同所致……奄美至與那國島之間的琉球列島是受福建以南的南方文化的影響。”（66）
首先，在雕刻方面，琉球圓覺寺的石雕群，據考證是閩南惠安匠人所刻。在琉球其他地方的石雕也有濃厚的閩南風格；其次，在音樂方面，“泉州是進入沖繩的門戶，此地被認為是福建南音的發祥地”。（67）琉球的三味弦就是從閩南音樂中蛻變而成的；在繪畫上，“陳惟邦，字子慶，號允莊山人，福建漳州人。以孝母為名，作詩畫自怡，長人物，花鳥寫真。其子陳少逸，承家學，常於灑醉作指畫山水”。（68）他們是影響琉球繪畫在技巧和寓意上轉變的閩南畫家；從傳統節日上看，琉球與閩南地許多風俗相似，如五月初五是“端午節”，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正月初四接神，七月十五祭祖宗……；在飲食方面，琉球的麵食與泉州麵食在製法上基本相同，據專家考證，亦是從泉州傳入的；日本與琉球的甘藷是明萬歷三十五年（１６０７）琉球人野國總官從福建惠安縣傳入的，（69）這些都是琉球人民與閩南長期友好往來，耳濡目染的結果。
福建是中琉朝貢貿易的起點和終點，閩南在明成化以前又是琉球通華的第一站，即使在成化以後，琉球在華活動也與閩南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琉球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都有閩南的影響。現今琉球更名為沖繩，由獨立的王國變成日本的地縣，但這並沒有斷絕沖繩與中國特別是與閩南的友好交往。１９８８年，泉州市與日本沖繩浦添市結為友好城市，１９９４年，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在泉州舉行，各位專家學者還經常為閩南與琉球的歷史關係做過深入探討。相信，有這５００多年的歷史情誼為紐帶，閩南與沖繩在今後的聯繫會更加緊密。
作者謝必震系福建師大歷史系教授；王曉雲系福建師大歷史系研究生
注釋：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四，琉球國。
《請史稿、屬國傳、琉球》
陳侃：《使琉球錄》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第４９頁。
《明會典》卷９７外藩，琉球。
《明經世文編》卷４００許孚遠《疏通海禁疏》。
茅元儀：《武備志》，卷２１４。
《小宗王姓家譜》那霸市史‧資料篇，第一卷六。
《歷代寶案》第一集，第３２卷，第３２８頁。
《蔡氏家譜抄錄》，那霸市史‧資料篇，第一卷六。
《歷代寶案》，第一集，第２４８頁，第２４５頁，第２６１－２６３頁。
《歷代寶案》第一集，第二冊，第３３７頁。
謝必震：《中國與琉球》，廈門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版，第３１７頁。
楊仲揆：《琉球古今談》，台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版，第６１頁。
《歷代寶案》五，第２７８５頁。
田名真之：《琉球船的漂流、飄著一以乾隆時期的事例為中心》，載於《第八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歷代寶案》，第一集，卷１８。
（21）《清代中琉關係檔案三編》，第４９頁。
（22）《歷代寶案》，四，第２３５７－２３５８頁。
（23）（24）（25）（26）（27）（30）（31）《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三輯，第１４５頁、第１３３頁、第１６０頁、第１３４頁、第１６１頁、第１３４頁、第１６１頁。
（28）徐恭生：《“包恩”號華工起義及琉球國對它的支援》載於福建師大學報哲社版，１９８６年３月。
（29）《琉球評定所記錄》引自徐恭生《“包恩”號華工起義及琉球國對它的支援》，福建師大學報，哲社版，１９８６年３月，第５６９-５８２頁。
（32）陳信雄：《從琉球出土中國陶瓷窺探中琉關係》載於《第四屆中琉歷史關係論文集》。
（33）《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九冊，《廣東》。
（34)《籌海圖編》，卷二，《福建使往日本針路》。
（35)《順風相送‧福建往琉球針路》
（36)王世懋《閩部疏》
（37)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十
（38)龔用卿：《送漳州太守曹侯入觀序》，雲岡文集，卷１８，清光緒刊本。
（39)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第１０頁。
（40)潘吉星：《天工開物校注及其研究》，第３２６-３２７頁。
（41)《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條
（42)謝傑：《虔台倭篆》，上卷，《倭原》。
（43)《大清律例》第２２５章
（44)鬱永河：《偽鄭氏逸事》，引于唐天堯《試論明代月港興衰的原因》，福建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45)楊國楨：《明代閩南通琉球航路史事鉤沉》載於《第三屆中琉國際關係會議論文集》。
（46)桂萼：《福建圖序》、《皇明經世文編》卷１８２
（47)李國祥等編：《明實錄類纂‧福建台灣卷》，武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４１４頁。
（48)嚴嵩：《琉球國解送通番人犯疏》載《皇明經世文編》卷２１９。
（49)光緒：《漳州府志》卷２９人物三
（50)、（52)《福建通志》，福建列傳，明三，民國。
（51)《歷代寶案》第一集，第一冊，第４１０冊。
（53)《明英宗實錄》卷１７８。
（54)楊國楨：《明代發展中琉友好關係的漳州人》載於《第四屆中琉歷史關係論文集》。
（55)《大清會典事例》卷５１０第１頁。
（56)（59)《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第７１５頁、第１０７４－１０７５頁。
（57)(58)《清代中琉關係檔案三編》第２４３頁、第７５７頁。
（60)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日本傳》。
（61)吳壯達：《琉球與中國》，正中書局印行，民國４８年。
（62)(63)《歷代寶案》第一集，第二冊，第３３６頁。
（64)許孚遠：《敬和堂集》，清計處倭酋疏。
（65)《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
（66)中本正智：《中國大陸與列島文化》載於《第三屆中琉國際關係會議論文集》。
（67)（日）矢野輝雄、金秋（譯）：《琉球對中國音樂的吸收》載於中國音樂，１９９４年４月。
（68)鄭工：《琉球繪畫與禪》載於《美術史論》，１９９５年２月。
（69)李玉昆：《中琉關係史研究述略》，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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